這本小書是一份紀念，是個人對唐詩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書中收錄了七篇論文、一篇附錄，由最早的《李賀詩歷代評論之分析》以迄最晚的《李康成〈玉臺后集〉蠡測——“玉臺詩史”“玉臺美學”的建構》，撰述發(fā)表的時程橫跨了二十六年。二十六年的時間，必然能引起諸多歲月的感慨，滄海桑田，莫過于斯。所謂渺滄海之一粟、縱白駒之過隙，蝸牛角、石火光之類的比喻，無非都是對宇宙的敬畏與對存在的唏噓，但智慧卻又是由此而生，在不可承受之輕中創(chuàng)造了永恒回歸之重。其中點滴，又何須多言？

如今成書，不能免俗，約略言之，本書所收論文中，有四篇都完成于博士修業(yè)之前與結業(yè)之際，此后則開始擴展領域，兼治紅學，“王維”一文反倒成為唐詩研究的尾聲。期間所論，系統(tǒng)成書面世的有《唐詩的樂園意識》《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兩部專著，而這幾篇單一論文得以結集成冊，便于讀者觀覽，實須感謝若干機緣的玉成。各章的出處謹個別交代如下：

《李賀詩歷代評論之分析》，《編譯館館刊》第22卷第1期（1993年6月），頁129—158。
《李商隱詩之神話表現(xiàn)》，《編譯館館刊》第24卷第1期（1995年6月），頁1—18。
《論唐詩中日、月意象之嬗變》，彰化師范大學中文系主編：《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唐代詩學）論文集》，1998年5月，頁323—352。
《李、杜“閑適詩”比較論》，《編譯館館刊》第27卷第2期（1998年12月），頁35—61。
《襟三江而帶五湖——初唐文壇的彗星王勃》，《聯(lián)合文學》第17卷第5期（2001年3月），頁42—45。
《論王維詩歌中理性觀照的人格特質(zhì)與表現(xiàn)模式》，《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頁209—254。
《唐代“極玄”詩學體系與杜甫》，《新亞學報》第35卷（2018年8月）。
《李康成〈玉臺后集〉蠡測——“玉臺詩史”“玉臺美學”的建
構》，《人文中國學報》第28期（2019年6月），頁47—89。

諸篇收入此書時，則依論述對象的時代先后編排，透過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等的位序，以見唐詩發(fā)展變化的軌跡，王維一文因此居首；而關于日月意象的討論則因?qū)倏鐣r代的宏觀考察，因此置諸最終，隱含總收之意。

透過目前的編列，雖然諸篇文章各有不同的切入角度與聚焦主題，仍可以清楚看出時代精神遷變的內(nèi)在消息。從盛唐王維、李白、杜甫的深厚、向上，到中唐李賀、晚唐李商隱的微細、偏歧，唐詩藝術的發(fā)展自是越發(fā)尋幽探勝，風光無限，但詩人的心靈走向卻是逐漸逸離正軌，失去了“博大、均衡、正常”的人性格局。李賀之陰魅，在“詩鬼”的稱號中表露無遺；李商隱之哀凄悱惻，也是絕望至極的椎心泣血，毋怪乎成為神話解構的大師；“地老天荒”“天荒地變”之類的末日表述主要出現(xiàn)于此二李的筆下，非為無端。連帶所及，日、月這兩個人類最親近、熟悉的宇宙意象，天天點綴在生活舞臺的背景上，觸目可及、不離不棄，竟也因為“觀看之道”的改換而展現(xiàn)出前后迥異的面貌，人之呼吸時代空氣，可謂入骨透髓，乃在個體的獨特性之外又參與了集體的共感，于是烙上了類似的印記。原來所謂的“超越時代”，真正的意義是帶著時代往前多走幾步，而前進的動能則是來自文化的哺育與同儕的激蕩，大傳統(tǒng)（great tradition）的沉厚豐沛、生存環(huán)境的鏤刻形塑，對于成家為師之輩而言，其重要性實與個人天賦才性不相上下。

在這個由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所組成的唐詩的多維世界里，年輕的心智最容易為李白式的豪邁奔騰、李商隱式的纏綿悱惻所觸動，以為人生的精髓在于狂喜大悲，“強度”乃是衡量價值的標準；隨著經(jīng)歷日多、體悟日深，卻領略到王維式的境界高妙至極，也動人至極，此際已轉(zhuǎn)向“深度”“厚度”的范疇，也進入更高層次的成熟，詩人與讀者皆然。

有學者曾經(jīng)定義所謂的“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這番闡釋洗練深刻、精準入微，與其用在蘇軾身上，施諸王維可能更為切合，畢竟東坡固然曠達自適，于晚年的最終時刻、浪跡天涯海角的困窘絕地，猶且展現(xiàn)出“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罚┑那迕餍木�，令人感佩神往；實則仍不失刺眼的鋒芒、陡峭的凜然，一絲乍泄，是非陡生，以致終身跌宕曲折，事出有因。

王維則不然，早慧睿智，復以修為自持，真正幾乎完全做到德國文學家赫曼·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所言：“內(nèi)心深處有一種寧靜和一處庇護所，任何時候你都能夠退避到里面去，而保有自己的本色……雖說這種本事人人都有，但卻很少有人能掌握住，并發(fā)揮出這種本領來�！眀此所以王維的人格特質(zhì)及其詩歌風格總帶有一種“透明的隱秘、安靜的熱情、遙遠的親切”，若即若離、味淡韻長。試看《終南別業(yè)》一詩所云，“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的山水之癖何嘗亞于棄俗之隱士，卻無妨自得其樂，不染一絲厭俗負性之氣；至于“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之境界，比諸東坡《定風波》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更加舉重若輕、不落痕跡；最后的“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一聯(lián)最是盡顯通透無礙的自在，“偶然”而不“必然”，祛除了非如此不可的執(zhí)著自限，坦然順迎各種因緣，因此，可以“談笑無還期”的對象乃是林中老叟，桑麻菜蔬、柴薪鹽米之瑣事皆可津津樂道，渾然不覺時間之流逝，既完全沒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劉禹錫《陋室銘》）的矜傲，較諸東坡所自豪的“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王維的輕描淡寫也更顯真正的無差別心。由于已達此一超然化境，故無論身處任一時、地，遭遇何種人、事、物，皆能玲瓏圓滿。

唯耽于情濃者，往往停留在入乎其內(nèi)的激蕩層次，錯失出乎其外之后淡泊寧靜的弘遠深沉，以致謬以“無情”非議王維，殊不知適得其反，所謂“靜水流深”（still waters run deep），表面波瀾不興正因為深不可測。明代詩評家鐘惺便探得此一奧義，所謂：“情艷詩，到極深細、極委曲處，非幽靜人原不能理會。此右丞所以妙于情詩也。”b以及：“右丞禪寂人，往往妙于情語。”c誠為金睛洞視之見。唐代王維之外，民國的弘一大師亦是絕佳明證，今古呼應，雖然王維屬于世間與出世間相即相融的隨遇而安，在家身、出世心，證知朱門、蓬戶本質(zhì)無異，故始終皆是摩詰；弘一大師則是先入后出、濃極轉(zhuǎn)淡，前半生的紅塵翩翩與后半世的禪門寂寂截然二分，終于拋棄了李叔同，脫胎換骨；但本質(zhì)上兩人都屬于能探得“極深細、極委曲處”的“幽靜人”“禪寂人”，其“妙于情語”的“情艷詩”自不同于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之類的執(zhí)迷，一般讀者當不易體會。因此，王維雖然時代較早，卻是較晚寫成，其理應然。

“一個求道者可以活在世界里，卻不能讓世界活在他的心里”，對照舉世浮動的心思、競進的姿態(tài)，此言誠暮鼓晨鐘，聞者足戒。
歐麗娟于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