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學術的經(jīng)典之作

蔣?寅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是先師1979年恢復工作后最初出版的著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這項研究的緣起，是1936年先師讀到陳寅恪先生的英文論文《韓愈與唐代小說》，敏銳地意識到“行卷”現(xiàn)象對唐代文學的重要意義，于是將它譯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斷搜集材料，進一步豐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觀點，終于在30年后寫成本書。從書中引證先行研究止于20世紀50年代，可知先師的思考和準備至那個時期中輟，直到赴南大任教才一氣寫成。1981年元月19日致周策縱教授信，提到“近作論唐人行卷小冊子”可為一證。

本書研究的是唐代科舉與文學關系的一個分支課題，討論由進士考試派生的行卷風氣對于唐代文學的影響。第一章引言提出問題，第二章論述唐代科舉考試的特點及行卷風氣的由來，第三章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勾稽行卷的具體情形與卷子的構成，第四章分析舉子和行卷對象對待行卷的態(tài)度及與文學的關系，第五章檢討前人論唐代文學與進士科舉之關系的得失，第六章論述行卷對唐詩發(fā)展的影響，第七章說明行卷對于唐代古文運動的推動作用，第八章論述行卷風氣與傳奇的勃興。開篇立宗旨，有綱舉目張之效，第二章以下由點及面，層層深入，使唐代文學史上這個眾所周知卻無人討究的文學現(xiàn)象完整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全書雖只有六萬余言，卻對行卷這一關乎唐代科舉制度、社會風氣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大問題做了非常深入的闡述。出版后引起學界的重視，日本學者松岡榮志教授很快就譯成日文，在海內外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

這部寫得極為凝煉的著作，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文史研究的傳統(tǒng)，以鮮明的學術特色在新時期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意義。

首先，本書是由文化視角討論文學史問題的開風氣之作，既傳承了古典學術文史不分的傳統(tǒng)，也體現(xiàn)了先師畢生追踵鄉(xiāng)前輩學者陳寅恪先生文史互證或曰文化批評的學術理路。后來引發(fā)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陳飛《唐詩與科舉》、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等一系列考察科舉制度與文學之關系的后續(xù)研究。

其次，本書在新時期學術恢復初期為學界樹立了嚴謹?shù)膶W術規(guī)范。書中涉及學術問題，都對前人的見解加以引述，僅第八章就征引馮沅君、陳寅恪、黃云眉、汪辟疆、鄭振鐸、吳庚舜、胡珽、卞孝萱等多位學者的先行研究，擇善而從，同時表達自己的不同看法。使用古籍文獻，更是慎擇版本，規(guī)范注釋，遇到原始文獻存在異文或有不同出處，必于注釋中加以說明，保證了原始文獻的扎實可靠。

復次，本書取材繁富而善于熔裁，給人資料翔實而行文卻非常簡煉的感覺。先師自言“由于試圖將曾在7世紀至9世紀的我國選舉史以及文學史上不但存在過而且十分盛行的這種特殊風尚重現(xiàn)在讀者面前，舉證不免煩瑣”。但我們讀來只覺得舉證富贍而論析要言不煩，凡是前人已有辨析或解決的問題，一概納入注釋，說明可參考的論著，不再重復辨析，故全書文字洗練清省，毫無壅塞之感。

記得1984年冬博士生入學面試時，周勛初老師問我閱讀過哪些程先生的著作。當時我只讀過本書，便據(jù)實以對。周老師問我讀后感如何，我陳述幾點收獲之后，斗膽對“省試詩確實是唐詩中的糟粕，是進士科舉制度給唐代文學帶來的消極影響”的結論略陳不同看法。蓋先師針對前人在科舉試詩與唐代文學的關系上或肯定或否定的簡單看法，提出對科舉施予文學的影響要一分為二地看：“如果就它以甲賦、律詩為正式的考試內容來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從進士考試派生的行卷風氣來考察，就不可否認它對各種文學樣式都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宋代以后科舉試卷糊名，行卷失去存在的意義，“科舉制度就只能桎梏人的思想而敗壞人的文筆，而不能再對文學的發(fā)展發(fā)生任何好的作用”。我當時說，科舉試詩文雖對寫作多有拘限，難以產(chǎn)生佳作，但日常卻能激勵研習寫作的風氣，對整體提高士人的寫作技能還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先師頷笑贊許，說自己后來也想過這個問題，以后可以修訂。

彈指間三十六年過去，先師慈祥的音容猶然在眼，而當年的小門生已斑鬢向老，欲再承音旨渺不可得，唯諷味遺言而長挹清芬，敬述歷年績學而有得于師教者，聊奉讀者君參證。

受業(yè)?蔣寅沐手敬識

二○二○年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