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新冠肺炎疫情突發(fā)，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捐贈給湖北的物資上面寫著：“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又有一批物資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我們在感受到了日本人民心系疫情，助力中國人民戰(zhàn)勝疾病的深情的同時，更感受到了這些詩句的愛和美的智慧之光。

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影響和交流，可以說是以詩為紐帶的。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江村北海（1713—1788）所著《日本詩史》（明和庚寅年即1772年刊）中稱，日本自“天智天皇登極，而后鸞鳳揚音，圭璧發(fā)彩，藝文始足商榷云”。江村北海所說的“藝文”與《論語·先進》篇中的“文學”是一個概念，不同于近代以來自西方流入的“文藝”或“文學”概念。其最根本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屬于學問和道德的范疇，如日本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天平勝寶三年，即751年成書）所言：“調風化俗，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于學。”

《懷風藻·序》寫道：“橿原建邦之時，天造草創(chuàng)，人文未作……王仁始導蒙于輕島，辰爾終敷教于譯田，遂使俗漸洙泗之風，人趨齊魯之學。逮乎圣德太子，設爵分官，肇制禮義，然而專崇釋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開帝業(yè)，弘闡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為，調風化俗，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于學。爰則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禮，興百度，憲章法則，規(guī)模弘遠，敻古以來，未之有也。于是三階平煥，四海殷昌，旒纊無為，巖廊多暇。旋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游。當此之際，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但時經亂離，悉從煨燼。言念湮滅，軫悼傷懷。自茲以降，詞人間出……遠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①

這段序言可視為自傳說中的“橿原（位于今奈良縣）建邦”，即古代國家的創(chuàng)立至《懷風藻》編訖的751年間日本列島的人文歷史。其中的“王仁始導蒙于輕島”，是指《宋書·倭國傳》所記載的“倭王讃”（約5世紀前期）時期，朝鮮半島百濟國的知識人王仁帶來了《論語》《千字文》等書籍。從此，日本列島從蒙昧步入了文字文明社會。也就是說，漢字成為日本列島記事交流、文化教育的唯一文字②。日本史學家認為：“聯系稻荷山鐵劍銘文上‘辛亥年’（471）等115文字，《古事記》《日本書紀》這些天皇家歷史和正式編纂時最原始的‘原帝紀’‘原舊辭’史料，471年115文字等當是相當于欽明朝（實際不存在的天皇名字，是奈良朝的史官們杜撰的）前后的史料。朝鮮半島的新羅國于545年前后著手編撰國史，日本列島的倭國大約也在這一時期前后，著手歷史書的編纂。這表明這一時期日本列島王權國家意識的形成�！雹龠@也是日本著名史學家、原京都大學教授上田正昭所指出的“漢字同日本民族的形成和國家的成立、發(fā)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的歷史依據。從此，在日本列島“倭”（和）民族和“倭”（和）國家意識下，思想文化上如《懷風藻·序》所言，“俗漸洙泗之風，人趨齊魯之學”，即日本列島“倭”（和）民族推廣孔子儒家的學風，普遍學習孔子儒家的學問。

《懷風藻·序》中寫道：“余撰此文意者，為將不忘先哲遺風，故以懷風名之云爾。”②《懷風藻》開篇首位詩人為“淡海朝大友皇子”，這位大友皇子在《懷風藻》詩集編成1119年后的明治3年（1870），被日本明治政府追謚為“弘文天皇”。

日本明治政府何以同《懷風藻》詩集的編者一樣，“不忘先哲遺風”呢？對照一下明治23年（1890）10月30日日本政府頒布的《教育敕語》就會明了。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亦實存此。爾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博愛及眾，修學習業(yè)，以啟發(fā)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是如不獨成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①

原來《懷風藻》中的“調風化俗，莫尚于文”的儒家教養(yǎng)主義詩學觀和文學觀，如《教育敕語》所申明的那樣一直貫穿在日本文化和教育的傳統(tǒng)之中。這一傳統(tǒng)的第一要素，就是民族認同意識，即愛國主義精神。

天智天皇（626—671）“爰則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禮，興百度……旋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游”（《懷風藻·序》）。日本正是在這一系列教育、文化及人才隊伍等皆具備的條件之上，才有了以《懷風藻》漢詩集為代表的詩文化的興盛。

日本“上世紀如從唐家政而取士”（市河寬齋《日本詩紀凡例》，《日本詩紀》為日本江戶時代三大詩選集之一），這一制度始于日本飛鳥時代（592—710）。具體而言，國家秀才進士科考試，有明經科、文章科和明法科，《大寶律令》（大寶元年，即701年制定頒布，律六卷，全十一卷，直到天平寶字元年，即757年《養(yǎng)老律令》頒布，一直是飛鳥、奈良時代國家的基本法典）規(guī)定，文章科的教材為《文選》《爾雅》。天平寶字二年（758）淳仁天皇即位儀式，其中一項為授予年齡25歲以上的大學生、醫(yī)針生、歷算生、天文生和陰陽生位（即散官）一階，賜予明經、文章、明法、音、算、醫(yī)針、陰陽、天文、歷算學生共57人每人絲十絇，文人善詩者再加賜十絇。

在前代律令的基礎上，更加完善且集大成式的平安時代中期（967）施行的《延喜式》卷二十“大學寮”律令中規(guī)定：“凡應講說者：禮記、左傳各限七百七十日。周禮、禮儀、毛詩、律，各四百八十日。周易三百一十日。尚書、論語，令各二百日。孝經六十日。三史、文選各準大經。公羊、谷梁、孫子、五曹、九章、六章、綴術各準小經。三開、重差、周髀、海島、九司，亦共準小經�！比毡镜拇髮W寮草創(chuàng)于天智天皇時期，這一培養(yǎng)中央官吏的最高學府，在日本的教育和文化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就官學教科書而言，把《毛詩》和《律》同《周禮》《儀禮》歸為大經類，把《三史》（《史記》《漢書》和《后漢書》）和《文選》歸為準大經類，這充分證明了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794—1185）末，在日本的大學寮教育中，文史哲是一體不可分的，即用“文學”或江戶時代所稱的“藝文”而稱之。

正是在這一傳統(tǒng)教育和文化背景下，日本近現代教育依然把詩教放在重要的位置。現在的日本小學國語教科書中有李白《靜夜思》、杜甫《絕句》（“江碧鳥逾白”）、孟浩然《春曉》、蘇軾《春夜》、高啟《尋胡隱君》等。初中國語教科書中有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杜甫《春望》、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等。高中國語教材中有李白《早發(fā)白帝城》《贈汪倫》《山中問答》《峨眉山月歌》《送友人》《子夜吳歌》、杜甫《旅夜書懷》《春夜喜雨》《登岳陽樓》《月夜》《登高》、王維《雜詩》《竹里館》、王之渙《登鸛鵲樓》、耿　　《秋日》、韋應物《秋夜寄丘員外》、柳宗元《江雪》、劉禹錫《秋風引》、于武陵《勸酒》、王翰《涼州詞》、高適《除夜作》、張繼《楓橋夜泊》、杜牧《江南春》《贈別》《山行》、高駢《山亭夏日》、白居易《長恨歌》《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李商隱《登樂游原》等詩人的著名詩作。

這里要特別言明的是，中日傳統(tǒng)的詩教文化與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中的隸屬于“文學”或“文藝”的“詩歌”概念不同，而是具有“調風化俗，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于學”（《懷風藻》）的教育立身先導作用的韻文體文本。這一源于中國，澤被于日本的詩教文化，其核心屬于哲學的范疇，即“古希臘哲學”這一詞匯所定義的對智慧的愛。

中國詩歌和受中國詩歌文化影響而產生的日本漢詩，閃爍著智慧之愛，“調風化俗”“潤德光身”，讓人們在音樂般的詩韻律動中，滋潤哲理和人類之愛，使人們升華心靈，相親相扶，共鑄安泰和諧。

這本詩選就是本著這一主旨，選取了56部日本小學、初中、高中國語教科書中的100首中國古詩。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國語教科書中收錄的這些中國古詩，由于文化傳播的影響，所依據的版本與我們國內常見的有所不同，有些字詞也不盡相同，讀者朋友權可作為日本版中國詩歌來享受。本書所選詩歌的出處皆標在每首詩后面的括號中，例如《唐詩選》《三體詩》《唐詩三百首》《古文真寶》等。另外，由于本書是為讀者朋友們介紹中國古詩在日本的傳播情況，因此無意進行詳細的版本�？�。當本書收錄的詩歌在字詞上與國內常見的版本差別明顯時，則依據《全唐詩》《唐詩三百首》《文苑英華》等以“編者注”的形式進行必要的說明。此外，為了讓讀者朋友們能夠感受到日本人對中國古詩的理解，本書在做注釋時盡可能保留日本國語教科書中的注解，非日版注解則以“編者注”的形式體現。除此之外，由于有的詩歌在日本不同的教科書中依據的版本不同，個別字詞會互有出入，編者在注釋中專門有說明。

李均洋

志于庚子年早春吉日

后 記

日本教科書中的中國漢詩大多數是唐詩，部分先秦、魏晉南北朝、宋代、明代的作品。從所選詩人來看，李白、杜甫、白居易出現的頻率最高。從選用次數來看，李白《靜夜思》居首位，其次是孟浩然《春曉》，然后是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王翰《涼州詞》、杜甫《春望》、《桃夭》（《詩經》）、白居易《長恨歌》、柳宗元《江雪》、杜甫《月夜》、杜甫《登高》、王維《鹿柴》、白居易《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陶潛《飲酒》、王之渙《登鸛鵲樓》、杜牧《江南春》、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李白《子夜吳歌》、杜甫《石壕吏》、《行行重行行》（文選）、杜甫《絕句》、張繼《楓橋夜泊》這些詩歌的選用次數都在10次以上。從學習階段來看，小學、初中、高中都選用的是孟浩然《春曉》、李白《靜夜思》、杜甫《絕句》。小學和初中都選用的是孟浩然《春曉》、李白《靜夜思》、杜甫《絕句》。小學、高中都選用的是孟浩然《春曉》、李白《靜夜思》、杜甫《絕句》、蘇軾《春夜》、高適《尋胡隱君》。初中和高中都選用的是孟浩然《春曉》、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李白《靜夜思》、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杜甫《絕句》、杜甫《春望》。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在這100首中國古詩中，上述這些詩歌尤為受到日本人的喜愛。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任趙敏俐教授給予本書的編纂良多指導；中國出版集團張博同志在本書的策劃上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敝腥諆蓢�一衣帶水，文化交流千古長青。愿這本書為中日文化交流添磚加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而高歌。

編 者

2020年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