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唐朝

今天，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談一談唐代的歷史或人物，作為中國歷史上和漢王朝并稱的朝代，我們似乎對唐代知之甚多:雄才大略的君主、封侯拜相的名臣、春風拂檻的美人以及諱莫如深的宮闈秘聞。

然而，當我們把視線深入到政治和名人之后，會發(fā)現(xiàn)我們熟悉的唐代其實是一個面目模糊的朝代：我們會背數(shù)首唐詩，卻不了解唐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們口口聲聲說“長安是一座偉大的城市”，卻不知道它是如何存在，如何運轉，又如何消失的；我們沉迷于唐代的外來文明，卻不知道它是如何從遙遠的國度來到中國的；我們贊嘆于唐代的武力強盛，卻對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知之甚少。

唐代是一個被“標簽化”的朝代。身處媒體化時代的我們習慣于將我們認為的事物定型化，從而歸入某一類集體感受中,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再加上影視劇的推波助瀾，唐朝最終成了一個漂浮在半空中的“烏托邦”。

一

一千四百年前的公元618年6月18日（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二十日），出身北周貴族的唐王李淵逼隋煬帝的孫子隋恭帝楊侑禪位，取代隋朝，建國號為唐，尊稱大唐。

這個初生的國家剛建立的時候風雨飄搖。隋文帝留下的豐厚財富，被隋煬帝遷都洛陽、開鑿運河和三征高句麗消耗殆盡，戰(zhàn)亂則將人口從890余萬戶驟降到200余萬戶，幾乎5個人中只有1個能夠在隋末的戰(zhàn)亂中活下來。

北部的游牧民族東突厥空前強大，是當時東亞的霸主：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于突厥；尚未被唐帝國征服的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割據(jù)勢力也都臣服于突厥。彼時，突厥人想效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

直到十年后的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元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jù)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才統(tǒng)一全國。兩年后，公元630年，我們熟悉的唐初大將：李靖、徐世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jié)（程咬金）等人率領唐軍主力傾巢而出，東突厥滅亡。

自此開始，從公元7世紀到9世紀，一個龐大的帝國開始出現(xiàn)在東亞大陸，這個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朝代，因為國君姓李，故又稱李唐。

古往今來，無數(shù)的人都對這個叫“唐”的王朝傾心不已。它的繁華如錦，它的菊花寶劍和酒，它的長恨歌，它的《霓裳羽衣曲》……唐朝以宏偉壯麗的都城長安、滿壁風動的敦煌飛天、膾炙人口的唐詩樂章、絢麗多姿的三彩陶俑和神秘瑰麗的外來文明流傳千古。

英國學者韋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比較歐洲中世紀與初唐、盛唐的差異時說：“中國國家之隆盛，都市之文雅，文化之蒸騰，威力之遠被，與西方之腐敗、混亂、分裂相較，判然不同�！�

夢回唐朝，似乎并非一個夢那么簡單，某種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種理想。

可惜的是，這種對唐朝的觀感更多和帝王將相有關，大量面目模糊的唐代人生活的細節(jié)無從考證、查找，比如朱溫如何拆毀長安使得這座偉大城市消失的過程，《舊唐書》及《資治通鑒》僅有寥寥數(shù)語，《新唐書》則完全不記載。

歷來國人修史，重史記而輕細節(jié)，重人而輕物，重考據(jù)而輕整合，這也使得唐代的生活史散落于史書的各個角落，沒有完整的呈現(xiàn)，這是一種深深的遺憾。

二

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穩(wěn)定了唐帝國的國祚，成為中國最出色的賢明君主之一。高宗李治和則天女皇“二圣”繼承了唐太宗的政治遺產，勵精圖治半個世紀之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唐代最傳奇的皇帝李隆基接受父親李旦的禪位，于長安太極宮登基稱帝，大唐帝國迎來了“開天盛世”。

開天盛世,是指以“開元之治”為基礎,以玄宗的開元、天寶兩個年號時期為時空范圍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個唐玄宗時代。這是大唐帝國的最高峰，到處洋溢著一種蓬勃的少年氣息。

在極具文藝氣質的唐玄宗的推動下，中國文化迎來自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以來的第二次“文藝復興”。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岑參漫游于帝國的吳越和塞北，寫下了永垂不朽的詩篇；大量的士子絕域從軍，前往遙遠的西域博取功名；佛教在玄奘、義凈在內的求法僧人東歸后，迎來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書法家張旭、顏真卿、懷素，畫家吳道子，雕塑家楊惠之，舞蹈家公孫大娘，音樂家李龜年紛紛登上歷史舞臺，盡情展示他們各自的才華與個性，共同演繹青春勃發(fā)、氣勢磅礴的“盛唐氣象”。??

這是一個崇文尚禮的時代。唐玄宗組織鴻儒碩學，在集賢院校讎（chóu）經(jīng)、史、子、集四部圖書，開元二十年編訂的《大唐開元禮》，成為歷史上最完備的禮制建設；《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完備的行政法典。據(jù)統(tǒng)計，僅開元年間官方整理的藏書，就達到89000卷。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帝國將國子學改稱國子監(jiān),成為獨立的大唐帝國最高等的教育機構。到了開元初，唐玄宗特許百姓可以根據(jù)需求開設私立學校�！杜f唐書》載：“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于國學之內。鼓篋（qiè）而升講筵者，八千余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歷史學者葛承雍先生曾經(jīng)總結出唐朝世界性的十個標志：允許外國人入境居��；允許外族參政做官；重用蕃將統(tǒng)軍；外國人和漢人法律地位平等；保護通商貿易；允許異族或異國居民通婚；文化開放、互融；衣食住行混雜；允許外國僧侶傳教；留學人員云集。

大唐盛時疆域東至安東，西達中亞咸海的安西。唐朝周圍的異族很多，為了有效管理突厥、回紇、靺鞨、鐵勒、室韋、契丹等，分別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

就當時的世界范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庭帝國。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tǒng)一北印度后剛剛確立了封建制，日本的“大化改新”正在盡量模仿唐朝的制度。

美國博物學家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在其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中說，在唐朝統(tǒng)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jīng)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

三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公元725年），唐玄宗東臨泰山為唐帝國祈福，他向昊天上帝禱告，然后將玉帛、供奉物品置于積柴上點燃，“群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岳下，震動山谷�！碧菩�宗成為秦皇、漢武 、漢光武、唐高宗之后第五位登封泰山的帝王。

泰山封禪在唐人看來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預示著國家即將進入一個茂盛發(fā)展的時期，士讀于廬，農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販于市，各安生業(yè)，共樂承平。《舊唐書》記載了封禪之后唐人的生活：“時累歲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奔幢銝|都洛陽的米比其他地方的米貴，也僅僅只要10文錢。要知道，唐太宗貞觀初年，關中大旱的時候，一斗米要賣到1000文以上。

唐帝國于此進入到一個四時有序，萬物輪回的秩序中。

冬至，又名“一陽生”，是中國農歷中一個重要的節(jié)氣。在唐代，冬季還是一個頗為兇險的歲時。從古代農事信仰來看，冬至時分，陰陽交割，農事終結，萬物亡寂，大自然的一切都處于由死轉生的微妙節(jié)點之上，人類應小心謹慎地度過。每年的冬至，大唐的皇帝都會由帝國的正宮太極宮出發(fā)，到城南的圓丘進行國家的祭天儀式——冬至祀，祈求上天佑護明年風調雨順，這個祭壇就在今天陜西師范大學雁塔校區(qū)的校園內。

立春，皇帝在城東郊祭祀春之神及百花之神青帝。到了三月三的“上巳節(jié)”，皇帝還會在長安城南的曲江池泛舟踏春。貴族仕女們穿著用金銀線鑲繡圖案的繡羅衣服，戴著翠羽簪，儀態(tài)萬千。對于宮女們來說，三月三是一年中最祈盼的日子，五代南唐的史官尉遲偓在記載唐代舊事的《中朝故事》里講了這么一件事：每年的三月三上巳節(jié)，皇帝都會允許宮女在興慶宮內的大同殿前與自己的父母親人相見。這一日之內，有數(shù)萬人熙熙攘攘，運氣好的人初到便能找到親戚家人，有的人到日暮了還在苦苦喊著家人姓名，但是家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來，哭著離去的人比比皆是，歲歲如此。

夏至，南方的唐人有吃粽子和烤鵝的習俗，北方的唐人則吃“槐葉冷淘”。唐制規(guī)定，夏日朝會燕饗，皇家御廚大官所供應給官員的食物中，就有這種涼面。其制法大致為：采青槐嫩葉搗汁和入面粉，做成細面條，煮熟后放入冰水中浸漂，其色鮮碧，然后撈起，以熟油澆拌，放入井中或冰窖中冷藏。食用時再加佐料調味，成為令人爽心適口的消暑佳食。今天 西安有一種面館常年供應的“菠菜面”，和槐葉冷淘做法幾乎一模一樣，只是不是冷面而已。

秋天，帝國南北山上郁郁蔥蔥的森林開始變深，貴族們便會飛騎相馳前去郊野狩獵，有錢的貴族帶的狩獵侍從往往是胡人，因為他們非常善于架鷹攜鷂，載獵豹。狩獵是唐帝國的傳統(tǒng)，也是選拔勇武者的競技場�！杜f唐書·王毛仲傳》就記載，唐太宗貞觀時期，太宗選拔了一批少年驍勇的胡人少年，著虎紋衣，跨豹紋韉，每次游獵都會讓他們持弓矢在御馬前射獵禽獸，號稱“百騎”“千騎”，后來成為羽林禁軍的一部分。

對于普通的唐人來說，秋天則是個思念的季節(jié)。農歷九月初九重陽節(jié)在唐代是比中秋節(jié)還要重要的節(jié)日，唐朝人把農歷二月一日的“中和節(jié)”、三月三日的“上巳節(jié)”，九月九日的“重陽節(jié)”，合稱“三令節(jié)”，是唐朝最重要的節(jié)日。這一天從皇帝到百姓，人們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登高望遠，希望自己健康長壽。到了今天，重陽節(jié)成了我們的老年節(jié)。

開元六年（公元718年）重陽節(jié)，一位十七歲的少年郎遠離家鄉(xiāng)在長安游學，他在這天登上了長安城樂游原或是曲江之北的青龍崗，寫下了流傳千古的思念親人的詩句：“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边@位少年，就是王維。

四

如此這般的四季交替變換，花開花落年復年的安詳生活場景，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動人的關于唐朝的追憶，時間似乎凝固在了這個時代。然而，大盛則伴隨著大衰亡。這樣的盛世只維持了四十年左右。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久居長安數(shù)代之久的皇帝李隆基第一次因為戰(zhàn)爭拋棄了偉大的都城長安，這似乎成了一個不祥的預兆。至此以后直至唐亡，有4位皇帝9次拋棄都城逃亡，大唐帝國開始分崩離析，開始惶惶度日，開始滿目瘡痍，直至化為塵埃落地。

在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里，唐朝的夜有著不可分擔的寂寞。興慶宮和太極宮甘露殿，處處蕭條，秋草叢生。宮內落葉滿臺階，長久不見有人掃。夜半無人私語時，秋雨滴落在梧桐葉上，聲聲作響。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到公元907年唐帝國滅亡，唐朝在安史后還有一百五十年國祚。但很多人把安史之亂作為唐代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甚至于認為其超過了黃巢之亂對于帝國的影響。安史之亂根本上屬于雇傭軍作亂，對于帝國根基傷害有限。但是，安史之亂發(fā)生在唐朝全盛之時，加上此前恒羅斯對大食及南征南詔的失利，其對于唐人的精神和文化自信帶來了巨大打擊，從此以后，唐人開始懷疑異族。再加上吐蕃的崛起，大氣包容的唐人開始走向人人自危的自保。

公元763年，安史之亂結束。在此前的一年玄宗、肅宗先后去世，繼位的唐代宗無力消滅安史之亂的全部軍事力量，只能對安史降將采取妥協(xié)政策，至此“藩鎮(zhèn)割據(jù)”成了中晚唐幾代皇帝寢食難安的難題。代宗之后，唐德宗李適（kuò）力圖平藩，但是引起數(shù)個節(jié)度藩鎮(zhèn)的叛亂，德宗被迫逃離長安，發(fā)生了持續(xù)5年的奉天之難戰(zhàn)爭。經(jīng)歷數(shù)次的變亂之后，唐德宗開始委任宦官為禁軍統(tǒng)帥，宦官掌握軍權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

德宗之后，經(jīng)過了唐順宗的過渡階段，受宦官支持的唐憲宗登基，經(jīng)過十五年的削藩戰(zhàn)爭，他戰(zhàn)勝了所有藩鎮(zhèn)，重新把唐帝國納入到統(tǒng)一帝國的軌道中，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被史書稱為“元和中興”。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唐帝國要迎來第二個“開元天寶盛世”的時候，唐憲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卻越演越烈，牛、李兩黨輪番執(zhí)政，史稱“牛李黨爭”，黨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歷經(jīng)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xù)時間將近40年，歷經(jīng)6位皇帝，最終以牛黨獲勝結束。這使得皇帝只能又依托宦官的禁軍來維持自己的安全感，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憲宗的繼承者唐文宗與李訓、鄭注等大臣發(fā)動甘露之變，試圖集體誅殺宦官，但卻因為執(zhí)行密謀的左金吾衛(wèi)大將軍韓約心理素質不過關而使得計謀失敗。事變后受株連被宦官集團殺死的大臣及家人多達一千多人，宦官自此左右了唐帝國剩余的國運。

唐文宗死后，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唐武宗李炎在宦官仇士良的擁立下登基，武宗于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全國清算佛教——當時僧侶的數(shù)量幾乎占到了全國的1/16，大量的青壯年已經(jīng)不事生產，國家上下彌漫著強烈的宗教氛圍。武宗下令拆掉全國4600余所大型寺廟，拆掉招堤、蘭若這樣的佛教場所4萬余所，還俗僧尼26萬人，把依附于佛教的15萬奴婢釋放成為納稅的兩稅戶，還把佛教掌控的數(shù)千萬頃田地收歸國有，同時驅逐了超過10萬的游惰不業(yè)之徒。武宗還在西域擊敗了回鶻，唐朝一度出現(xiàn)中興局面，史稱“會昌中興”，但對于佛教徒來說，會昌中興則是個災難，因此他們也把這個時期稱之為“會昌法難”。

武宗之后，宦官們擁立了唐憲宗的兒子李忱，被后人稱為唐宣宗。我們注意到宣宗雖然是憲宗的兒子，但他父親死后，唐帝國已經(jīng)換了4位皇帝，平均在位時間不到8年，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混亂，可見一斑。而且唐后期幾乎所有皇帝的廢立生殺全部被宦官掌握，憲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樣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個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的。

宣宗是晚唐最值得稱道的皇帝，后人稱他為“小太宗”，認為他和他的祖先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相像，他在位的13年里，重新征服了西域，使唐朝在他父親憲宗后再次起死回生。歐陽修在《新唐書》中稱贊他：“（宣宗）精于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后，唐衰矣！”

由于宣宗在位時之年號為大中，故后世的歷史學家以“大中之治”稱之，并且將大中之治比作漢朝的文景之治，我個人倒是覺得唐宣宗和西漢的漢宣帝十分相似：在漢武帝之后，經(jīng)漢宣帝治理，國勢達到西漢極盛，四夷賓服、萬邦來朝，使?jié)h朝再度迎來了盛世。

只不過漢宣帝成功讓西漢帝國登頂，而對于唐宣宗來說，一切只是幻覺。

五

宣宗之后，唐懿宗成為唐朝最后一個在長安平安度過帝王生涯的皇帝。繼位的唐僖宗是著名的逃跑皇帝，他在位15年里，3次逃離長安。

在唐僖宗的時代，發(fā)生了“王仙芝、黃巢之亂”�！顿Y治通鑒》記載了僖宗在黃巢死后的獻俘儀式。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僖宗在成都大玄樓舉行獻俘儀式。大玄樓，是成都羅城正南門樓。武寧節(jié)度使時溥獻上黃巢首級，另有黃巢姬妾二三十人。僖宗問這些女子：“你們都是勛貴的女兒，世受國恩，為什么從了黃巢這個叛賊呢？”排在最前面的一個女子說：“國家憑借百萬軍隊卻失守社稷和國都，現(xiàn)在陛下責怪一個女子不能抵抗賊軍，那些公卿將帥又該置于何地呢?” 僖宗難堪至極，不再發(fā)問，命令將她們斬首。臨刑前，執(zhí)法人員可憐這些女子，讓她們喝醉后再執(zhí)刑，女孩們邊哭邊喝，不久在醉臥中受死。只有質問唐僖宗的女子不哭亦不醉，從容就死。

帝國的冬天降臨了，大唐盛世和長安城也走到了最后的盡頭，長安城中僅余的人，已經(jīng)不流行胡旋舞而是流行唱挽歌。據(jù)唐代筆記小說集《北里志》記載，德宗時期長安平康里歌妓顏令賓卒后，坊中樂工劉駝駝，從眾多士人挽詞中選擇數(shù)篇，制為曲子詞，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后來，有四首挽歌流傳下來，其中一首寫道：“昨日尋仙子，輛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競難論�？椭两赃B袂，誰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

這些挽歌“自是盛傳于長安，挽者多唱之” 。學者王曉鵑女士在其《唐末長安民俗生活論》中哀婉的寫道：“歌妓顏令賓的挽歌，逐漸演變?yōu)殚L安城的哀傷，美人凋零與士子心緒在此契合，末世情懷與時代哀音合二為一�！�

公元904年的正月，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通衢”的長安遍地是瓦礫、灰燼，僅剩的殘垣斷壁和民居中，一燈如豆。宗室及長安士民們，扶老攜幼遷往開封，渭河里漂浮著長安的軀殼，在汴梁，朱溫要建造屬于自己的宮室。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八月十一日，朱溫弒殺了唐朝第十九位皇帝唐昭宗。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朱溫的謀士、祖籍撒馬爾罕安國的李振，同時也是一位連續(xù)不第的士子，對朱溫說：“（貴族門閥）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于黃河，永為濁流�！敝鞙匦Χ鴱闹�，于滑州白馬驛（今河南滑縣境）,一夕盡殺左仆射裴樞、右仆射裴贄（zhì）、右仆射崔遠、靜海軍節(jié)度使獨孤?lián)p、吏部尚書陸扆（yǐ）、工部尚書王溥6位宰輔及衣冠清流30余人，投尸于黃河，史稱“白馬之禍”，士族門閥的輝煌時代也隨著大唐王朝的消亡逐漸式微。

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唐宋時代的概觀》中說“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他和他的繼承者們對中國歷史的時代劃分是：上古（開天辟地至東漢），中世（中古，從三國至唐末五代），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日本東洋史學大家（日本學界把中國史稱為東洋史）宮崎市定則在內藤的基礎上把中國史納入到世界史的范疇中，他說：“追蹤唐王朝的起源，可發(fā)現(xiàn)他來自異族王朝北魏設置在邊境上的邊防軍，即所謂的武川鎮(zhèn)軍閥。如果要在西洋史中尋找類似的例子，那便是出身自日耳曼民族的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

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認為，以唐朝為代表的中國中世紀最大的特點在于貴族門閥制度，而唐朝的滅亡也是從漢代延續(xù)到唐末近千年的貴族門閥制度的消亡。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梟雄朱溫在汴梁逼末代皇帝唐哀帝李柷（zhù）禪位，次年哀帝被鴆殺。連殺兩位皇帝的朱溫建國號為梁，唐朝滅亡，享國290年。大唐帝國，最終匯成一滴蒼涼的眼淚，懸掛在歷史的眼瞼下。

今天，當我們回望唐朝的時候，會愕然發(fā)現(xiàn)，這個曾經(jīng)輝煌一時的帝國，留余世上的實物，除了帝陵和博物館的文物，僅有幾處寺廟、佛窟、摩崖、經(jīng)幢和郁郁蔥蔥的千年古樹而已。

好在，我們這個民族有著悠久的用文字記錄歷史的習慣，讓我們能夠在官修歷史、唐詩典章、唐人筆記、唐傳奇、敦煌遺書和文物中，打撈起散落在浩瀚歷史中的唐人日常生活的碎片。在這個中國人最愿意穿越的朝代里，唐代閃爍著精細的光芒，有一種煙霞瑰麗之氣。而我們的視界則或許可以延伸得更遠，這不是歷史的可能性，而是歷史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