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記

本書錄詩索引蕭海川編

引言

是編為余清華研究院畢業(yè)論文，由先師順德黃晦聞先生指導，《審查》一文，即出先生手筆，此公元一九三三年事也。是年，以先師故，托足青島山東大學，其明年，因授樂府之便，決將論文修改，編為講義，不意屬稿甫半，而先師捐館，奔喪之余，余亦大病，幾欲一切廢絕。嗣念先師平日，不輕許與，而余以后生小子，過蒙知遇，片言單辭，所當自惜，爰力疾重寫二稿。一九三六年，受聘四川大學，遠道孤棲，乃多感觸。翌年而抗戰(zhàn)軍興，余方迎眷避蜀，自此始困塵雜，而系中又無此課，每欲將舊稿重加董理，輒復未遑。一九四一年，余來西南聯(lián)大，則生計益困，間惟作小文，以易升斗，用是放置篋中者前后積七八年。今秋，偶與羅莘田先生晤談，先生舊聞余嘗有此稿，因誘之曰：足下何不謀付剞劂，而即以黃先生遺文為序乎?余既夙懷此志，聞言乃大感慟。念雖不才，終當有以塞此愿。而吾友鍾子道銘暨洪謙先生復縱臾之，謂鐫行無難。于是屏除一切，晝則課授，夜則鈔謄，閱五月而畢，雖大體仍舊，已復有增刪，蓋至是亦三易稿矣。

關于樂府，個人臆說，已散見緒論，茲所欲言，約有四事：其一，樂府主聲之說，此自當時言之則可，若在今日，則惟有舍聲求義。蓋其聲久佚，不可得而聞知，所謂《郊祀》、《鼓吹》、《相和》，《清商》，等一無聲之詩耳。而其義則猶存乎篇章之間，昭然可見，闡而明之，擇善而從，則樂府雖亡，而其精神實未嘗亡。故茲編于聲調器數(shù)之末，多所從略。其二，班固謂樂府“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雖專指漢代民歌，魏晉以后，亦有其作，并足為論世之資，此實樂府之一大特性，亦樂府與詩之一大分野。故編中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厭其詳。竊冀讀者觀一時代樂府之得失，而知其有以關乎一時代政教之隆污，民族之興替。掛一漏萬，孤陋自知；牽強比附，庶幾可免。其三，自來皆誤認樂府為詩之一體，實則一切詩體皆從樂府出也。如三言、五言、雜言出于漢，七言出于魏，五、七言律絕出于南北朝，殆無一不淵源樂府，故編中于凡與詩體有關之作，皆特加提示。其四，文學詩歌，貴乎涵詠，斷章摘句，殊非所宜。然使文意之不曉，斯賞析之無從，故凡所著錄，概屬全篇，并隨時擇要附釋，往哲時賢，均所采擷，竊圖寓誦讀于敘述之中，以補一般概論之所不及，且免初學翻檢之勞。

夫社會不能無病也，雖今日詩道之雜，然體有新舊，而理無二致，茍能含英咀華，推陳出新，以吾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感，抉發(fā)而歌詠之，使夫聞者足戒，亦吾人之所有事也。

嗚呼，自是編之作，今十年有奇矣，先師之卒，亦且十年矣，而小子始勉克一償所愿，蓋可哀也已！可愧也已！先師在日，每戒以勿輕言著述，今刊行少作者，以此嘗經先師之評定，不敢藏拙也。既以識余痛，兼以求正于世之君子云爾。公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蕭滌非敬識于昆明西南聯(lián)大。

黃序(審查報告)

論文第一章總論樂府之變遷。本書第一編第一章乃一年后所補作（據(jù)聞一多先生在論文答辯時所提建議），故此處所云“第一章”，實為本書第一編之第二章。謂漢魏而后，民間樂府與貴族樂府實行分化，是為變遷之所由，探源得要，甚有見地。其論五言詩之始，謂先有五言樂府，而后有五言詩；非先有五言詩，而后產生五言樂府，所舉證佐，至為切實。又謂魏三祖陳王，大變漢辭，以舊曲翻新調，變兩漢質樸之風，開私家模擬之漸，所論皆洞悉源流。

論文論兩漢樂府，謂新聲之輸入，由于漢武帝好大喜功，開邊黷武，足見讀史得間。至所論《安世房中歌》，能舉歌辭以正《通志》之誤。論《鼓吹鐃歌》，能舉《漢書·韓延壽傳》以正《通考》之失，皆特見也。

論文論兩漢民間樂府，謂班固著《漢書》，闕然不錄一字，至沈約《宋書·樂志》始稍稍收入于正史，能發(fā)此論，其重在民間樂府，真有識之言。故其于東漢民謠，引《漢書·韓延壽傳》及《后漢書·循吏列傳·劉陶傳》，以證民謠之獨重，論據(jù)真確。觀此始知《毛詩·正月》“民之訛言”，為非小事。至其于民間樂府說理一類，揭出當時儒家道家思想，引《君子行》、《長歌行》、《猛虎行》以明儒家思想之作品，引《艷歌行》、《豫章行》、《滿歌行》、《枯魚過河泣行》以明道家思想之作品，是從樂府本體研究得來。抒情一類，謂南朝樂府多男女相思及刻畫女性，而漢樂府則描寫夫婦之情愛，蓋由儒家思想之一尊時期，其男女之間，多能以禮義為情感之節(jié)文，引《公無渡河》、《東門行》、《艷歌何嘗行》、《艷歌行》、《白頭吟》、《陌上桑》諸篇以為證。因此并證明《孔雀東南飛》一篇，必產生于儒家思想一尊之世，決不能作于六朝，此論真從樂府中窺見大義者也。又敘事一類，舉《陳遵傳》遵之官，飲于故洛陽王外家左氏，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而留宿，為司直陳崇所劾，以入寡婦之門為非禮，證明《隴西行》之婦為非好婦，而客亦非好客，亦從樂府中窺見大義者也。

論文論東漢文人樂府中，舉班婕妤《怨詩》，謂本傳無作《怨詩》之言，后人遂疑為偽作，不知婕妤為班彪之姑，班固為親者諱，不欲以《怨詩》入傳，是故《外戚傳》贊語，于婕妤亦獨不置一詞，傳無《怨詩》，不足為異。并引曹植、傅玄《班婕妤贊》，證其決非偽作，獨申己見，可祛群惑。又舉東平王蒼《武德舞辭》證明舞之有辭，不始于晉，以正鄭樵《通志》之誤，讀書心細，此為有補于史志之言。最后舉《后漢書·西南夷傳》田恭所作遠夷《樂德》、《慕德》、《懷德》三歌，錄其原文，以為吾國翻譯詩文之最先作品，此亦有關于文化史上發(fā)明也。

論文論魏樂府，謂四言復興，首推魏武，且舉漢樂府相較，得其時代觀念之轉變，取證歷史，語多中肯。而論魏文七言樂府之創(chuàng)為新體，陳思五言樂府之為世大宗，皆能上下古今，道其所見。至論繆襲樂府，舉楚詞比較，得其變化之跡，推論直至鮑照，始別出機杼，自成一格。于樂府文辭之變遷，洞悉源流。復取韋昭所作之《鐃歌》與繆襲比較，又得其因襲摹仿之所自，此非全觀諸家作品，不能有此確論。

論文論晉樂府，謂晉以前歌舞二者相應不相兼，據(jù)晉《拂舞歌》《白鳩篇》《通志》所引云“以其歌且舞”，可見歌舞合一，至晉時為吾國舞樂一大進步，舉證確切，足為《通志》證明。而《獨漉篇》之報父冤，引《魏志》黃初二年《詔書》及左延年《秦女休行》、傅玄《龐氏有烈婦行》，以證當時社會復仇之風盛行，尤為卓見。至論《白纻舞歌》，繼魏文《燕歌》后，全篇七言，影響后世，較曹為大，亦能道其所見。論張茂先《輕薄篇》，取證《宋書·五行志》，謂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fā)倮身之飲，對弄婢女，當時風俗如此，茂先此篇所由作，慨乎言之矣！論傅玄《苦相篇》，寫社會重男輕女之心理，在樂府中，實為僅見云云，皆能從歷史風俗中留心探討，真可以樂府補史傳之所闕。

論文論南朝樂府，從史事上證出詩歌，從詩歌證出地理，從地理上考見政治，從政治上窺及制度與當時人民之風尚及其思想，所舉證皆極有見地。其論《清商曲辭》之施用，尤為獨見。在民間樂府中論《清商》變遷之跡，舉出史事證明其說，絕非空談臆斷。所舉吳聲雙關語，非于樂府研究有素，不能發(fā)明。而《神弦曲》引《晉書·夏統(tǒng)傳》證明當時風俗之不良，皆關史識。在文人樂府中，舉出疊句之關系，是能從樂府本身研究所得，可謂獨有發(fā)明。解釋文人樂府諸篇，皆能證明其所出，而結論總述諸家變遷之跡，尤有慨乎言。

論文論北朝樂府，分虜歌時期漢歌時期，可謂提挈有體。其論北朝民間樂府，以《鼓角橫吹曲》為主，所舉樂曲皆能證明其地理風俗之所生，與夫異族性格之特殊，真有補于史之闕文。其論北朝文人樂府，謂當時所作，不離模擬，歷舉諸家作品以證之，以為不如民歌之猶有本色，眼光千古。至論南北朝樂府比較一章，更見良工心苦矣。

論文論隋樂府，采《李諤傳》語，論隋初之擬古樂府，獨得真諦。煬帝時之擬南朝樂府，證之史傳，搜及稗官，取材甚富，從其分章中觀樂府，則先后已判若兩朝，可知著者統(tǒng)觀兼營，方能辨別如此之確當也。

統(tǒng)觀成績全部，皆能從樂府本身研究。知變遷，有史識；知體制，有文學；知事實，有辨別；知大義，有慨嘆，此非容易之才。宜置超等。乾按此處原有結語“宜置超等”。蕭先生說：“后來斗膽刪掉了。”現(xiàn)予恢復。當時清華同學會還贈他一個刻有“狀元”二字的銅墨盒作為紀念。一九三三年黃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