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 歷史并不歸屬于我們， 而是我們歸屬于它。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曾說過，他不喜歡傳記。所以他未曾想過要寫自傳。但在 1977 年，當他還“只有” 77 歲之時，他卻發(fā)表了一部自傳。這本名為“哲學的學徒生涯” 的自傳主要由他向師友致敬的應時文本組成。他還在書的扉頁上援引了培根的那句名言，即康德放在《純粹理性批判》題頭上的那句話：“關于自己，我們寧可沉默（De nobis ipsis silemus）”�；蛟S有人會說，對一本自傳來說，這個開頭顯得有些古怪，但它卻完全符合這本伽達默爾謹慎地面向公眾出版的書，因為這本書更多的是關于他自己同那些偉大哲人們的相遇，其中首先就是他著名的導師海德格爾。




這種對傳記的反感究竟是怎么回事？伽達默爾當然有理由認為，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比他的生活更重要。在這方面，他也是他老師海德格爾的繼承人， 1924 年的某一天，在討論亞里士多德的課上，海德格爾一開始就說道：“關于哲學家個人，我們想要知道的僅限于他在某個時候出生，他勞作，然后他死去。”這是一種十分概念化，也很值得尊敬的哲學看法，它將其限定在純粹智力勞作的范圍之中。如果說這種觀點是值得稱贊的，那么其不足之處就在于它給出了一個有點脫離現實的哲學形象。一種思想的出現難道不是對那個時代之焦慮的一種回應嗎？這種思想難道不是內在于每個特定時代下接受這樣或那樣教育的個體的經歷之中嗎？哲學的任務難道不是去思考生活本身，去理解一種生活和一種思想是如何在它們的時代中緊密交織的嗎？盡管它們都聲稱自己從其中掙脫了出來。




事實上，哲學家們對其他哲學家的生活都是很感興趣的，盡管他們拒不承認。伽達默爾也是如此，他喜歡了解那些偉大哲學家的奇聞逸事，就像他喜歡了解他同事的那些八卦一樣。正如孔特-斯蓬維爾（Comte-Sponville）所寫的，實際上沒有什么哲學，只有哲學家。一個哲學家始終是“某個”有血有肉的人。




伽達默爾是誰？他在海德堡的墓碑說出了全部：“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1900—2002）�！彼�是一位哲學家，發(fā)展了一種以解釋學這個名稱多少為人所熟知的新思想，這種思想的指導原則呈現于他的杰作——它出版得相當晚——《真理與方法》（1960）之中。直到那時，伽達默爾都不是一個為公眾所知的作家。他是海德格爾很早時候的學生，他與這位 20 世紀最富影響和爭議的哲學家密切交往了 50 多年：在海德格爾舉世聞名的著作《存在與時間》（1927）出版前的 1923 年，伽達默爾就在弗萊堡（位于布賴斯高 [Brisgau] 地區(qū)）與他相識了，并緊緊追隨他直至其 1976 年去世。在此之后，伽達默爾取代他成為在世的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經歷了與海德格爾所經歷的相同歷史， 20 世紀德國的歷史，可以說他已是 20 世紀歷史進程的標志：他成長于德皇威廉二世統(tǒng)治時期，歷經了“一戰(zhàn)”、魏瑪共和國的垮臺、納粹的崛起，然后是“二戰(zhàn)”、德國的分裂與歐洲的“冷戰(zhàn)”。但他比海德格爾多活了 26 年，這使他又見證了柏林墻的倒塌與 2001 年的“9·11”恐怖襲擊。對一個德國人來說，這些并非無關緊要的事件，更何況（a fortiori）他還是海德格爾的學生。事實上，人們知道海德格爾在 1933 年熱情地參與了納粹運動。對服膺于其老師之思想的學生來說，追隨老師的腳步不是很自然的事嗎？在納粹統(tǒng)治期間，伽達默爾本人及其行為也因此遭到了懷疑。對一本伽達默爾的傳記來說，這些事情應該是令人感興趣的，我們會在后面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就目前而言，知道伽達默爾在納粹政權下的態(tài)度具有標志性的“謹慎”（prudence）特點就可以了，一些人會認為這種態(tài)度太模糊不清（尤其是那些沒有在一種極權統(tǒng)治之下生活過的人）：與海德格爾不同，他從未成為國社黨的成員，從未用自己的思想來為這種政權服務，但他也沒有抵抗（或成為一個公開的抵抗者，這意味著自殺），沒有遭受過納粹政權的實際迫害，他似乎與這一政權處在一種相安無事的共存狀態(tài)。從 1939 年到 1945 年，他在萊比錫大學繼續(xù)他的教學，似乎什么也沒有發(fā)生，在那里，他是哲學系的主任�！八坪跏裁匆矝]有發(fā)生”，因為只要看一下他在那一黑暗時期所進行的教學就會知道，他在繼續(xù)講授那些哲學領域中的傳統(tǒng)作者和傳統(tǒng)主題：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格爾、萊布尼茨、康德，還有里爾克（Rilke）。由于健康原因，他沒有被動員參戰(zhàn)（否則到最后肯定會待在一個悲慘的部隊里）：1923 年他感染過脊髓灰質炎，腿跛了，所以被當成了殘疾人。正是這個缺陷發(fā)揮了作用。有人會說，當很多哲學家都在頌揚著種族和德意志騰躍之高貴的哲學時，這種“正常的”教學本身就表現為一種抵抗的形式。這些說法與伽達默爾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雖然他沒有參與過積極的抵抗，但他與萊比錫的抵抗者們有著密切的來往，其中包括萊比錫的前市長，卡爾·弗里德里�！じ甑吕眨–arl Friedrich Goerdeler），這個重要的政治家在 1944 年 7 月20 日的刺殺行動中扮演了一個活躍的角色（在暗殺希特勒之后，作為同謀者的戈德勒有望被任命為總理）， 1945 年 2 月 2 日，他與其他很多人一起被處以死刑。伽達默爾沒有參與密謀（否則他也會被處死），但是他曾在以戈德勒為首的一個私人圈子里作過演講的事實也引發(fā)了懷疑。“我們屏住了呼吸”，伽達默爾在其自傳中提到這一插曲時謹慎地說道。但這種焦慮和謹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當時，他的第一段婚姻走向失敗，與其經常來往的美麗迷人的 23 歲女學生凱特·萊克布施（Käte Lekebusch），在刺殺希特勒失敗后的第二天說了一句平常但危險的話（她在公共汽車站當著同事的面說，“這條狗被殺的一天將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在被一個學生告發(fā)之后，她隨即被關進監(jiān)獄，還差點被送去了集中營，但她幸存了下來， 1945 年 4 月，她從監(jiān)獄中逃了出來。 1950 年，她嫁給了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因此，雖然伽達默爾不是抵抗分子，但他多次卷入了抵抗活動。他的傳記也因此不同于海德格爾。如果說海德格爾是 1933年 4月成為校長的話，那么伽達默爾于 1946年在后來占據德國“東部”的蘇聯當局的支持下被任命為萊比錫大學的校長，這已經是戰(zhàn)爭之后了。而蘇聯支持他，恰恰是因為他在納粹統(tǒng)治期間沒有向納粹妥協(xié)。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在威脅著萊比錫大學。在嘗試阻止正在發(fā)生的政治化傾向之后，伽達默爾于 1947 年選擇放棄，并在西德的法蘭克福大學接受了一個教授職位。 1949 年，他成為海德堡大學卡爾·雅斯貝爾斯的繼任者，后者對德國已不抱希望而寧可接受來自瑞士巴塞爾的一個職位。正是在海德堡這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城市，伽達默爾度過了他的后半生，這里鮮有政治動蕩，哲學方面卻十分富有成果，正是在那時，伽達默爾推動了自己的哲學（解釋學）的發(fā)展，并且讓它為人所知。1960 年后的德國，解釋學已成為所有思想爭論中的一部分。他逐漸被認為是繼其導師海德格爾之后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他從海德格爾那里獲益良多，盡管他的思想和生活與海德格爾十分不同。




他最后一個榮譽頭銜是其令人難以置信的長壽：他逝世于2002 年 3 月 13 日，享年 102 歲。在他最后的歲月里，這對他的名望和魅力貢獻不小。除了身體之外，伽達默爾還擁有非凡的精神狀態(tài)，這使得他在哲學上一直都積極而活躍，參加大量的會議、訪談和會面，直到最后離世。 2000 年 2 月 11 日，伽達默爾 100歲生辰紀念日成為德國的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當時所有偉大的知識分子，如保羅·利科、哈貝馬斯、卡爾 - 奧托·阿佩爾、理查德·羅蒂、詹尼·瓦提莫（Gianni Vattimo）等，還包括像德國總統(tǒng)和巴登-符騰堡州州長（一個伽達默爾無條件的支持者）這樣的政要，都聚集到海德堡向其表達敬意。


本書是 1999 年在德國首次出版的伽達默爾傳記的法語版。自那以來，它已經被譯成了西班牙語、英語、意大利語和波蘭語。出版于 2003 年的英語版和意大利語版包含了一個后記，該后記寫于 2002 年伽達默爾逝世之后。這個法語版本并非德語原版的精確譯本。如果說伽達默爾一生的歷程必定是相同的，而我說了不同的事情，那是因為考慮到認識的進步和伽達默爾的去世所創(chuàng)造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