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繼普希金之后,俄國保守勢力又殺害了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詩人——萊蒙托夫,當時他還未滿二十七歲,已是公認的普希金繼承者,俄羅斯第二位大詩人。
萊蒙托夫的創(chuàng)作時期主要發(fā)生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這是俄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黨人起義被鎮(zhèn)壓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反動統(tǒng)治。他成立了專門鎮(zhèn)壓進步活動的第三廳,頒布了書刊檢查條例。進步貴族遭到打擊,一切自由思想的表現(xiàn)、抗議沙皇暴政的舉動都遭到鎮(zhèn)壓。整個俄羅斯成了一座監(jiān)獄,到處是死刑、流放、苦役和設好圈套的殺害。革命運動處于低潮。但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俄國革命就像一團埋藏在地底下的烈火在那里重新生成、醞釀、積聚,新的革命力量在人民
內部逐漸生長,雖然它還沒有顯露出來,但那不滿,憂憤,試圖反叛、對抗的情緒卻始終是存在著的。萊蒙托夫的創(chuàng)作就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特點。
一
米哈伊爾·尤里耶維奇·萊蒙托夫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父親尤里·萊蒙托夫生于一個家道中落的貴族家庭,曾在軍中服務,后以上尉軍銜退職,定居在圖拉省克羅波托夫卡村。母親瑪麗亞出身名門斯托雷平家族,但在萊蒙托夫未滿三歲時便已病故。萊蒙托夫由外祖母伊麗莎白撫養(yǎng),童年在外祖母的莊園奔薩省塔爾哈內村度過。他從小親眼目睹農(nóng)奴的貧困生活,接觸到俄羅斯民歌、民間舞蹈、民間傳說,聽到不少有關一八一二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故事,這對他未來的創(chuàng)作都大有裨益。
一八二七年萊蒙托夫隨外祖母遷居莫斯科,一八二八年進莫斯科大學附設的貴族寄宿中學就讀,同年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一八三○年萊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學倫理政治系。當時莫斯科大學是全國精神生活的中心,別林斯基、赫爾岑、斯坦凱維奇、奧加遼夫等都曾在這里學習。進步學生組成各種小組,熱烈地研究政治、哲學和文學問題,這種氣氛對萊蒙托夫無疑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這一時期他寫了長詩《卡勒》、《伊斯梅爾-貝》和《乞丐》、《天使》、《帆》等抒情詩,其中《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高爾基后來指出,在萊蒙托夫這一時期的詩歌里,已經(jīng)開始響亮地傳出一種在普希金的詩歌里幾乎聽不到的調子,“這種調子就是(對)事業(yè)的熱望,積極參與生活的熱望。(對)事業(yè)的熱望,有力量而無用武之地的人的苦悶——這是那些年頭人們所共有的特征”。(見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第273頁。括號中的字系引用者所加。)
一八三二年萊蒙托夫隨外祖母到了彼得堡,考入近衛(wèi)軍騎兵士官學校。兩年后萊蒙托夫在騎兵士官學校畢業(yè),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皇村近衛(wèi)軍驃騎兵團服役。
一八三六年萊蒙托夫在彼得堡開始寫作中篇小說《里戈夫斯卡婭公爵夫人》。小說暴露了貴族社會的腐朽與專橫,對上流社會外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小說第一次出現(xiàn)彼喬林的形象,他和《當代英雄》中的彼喬林一樣,是個近衛(wèi)軍軍官、貴族社交界的代表。他們身上有許多共同的東西——對上流社會的抗議,對在那特定社會條件下出現(xiàn)的“多余人”身上的缺點的自我揭露和批判,因而《里戈夫斯卡婭公爵夫人》中的彼喬林成了未來《當代英雄》中的彼喬林的草圖,后者正是前者的發(fā)展,并且最終構成了一個更加完整豐滿的形象。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普希金在和法國流亡分子丹特士的決斗中受了重傷,兩天后與世長辭。這個消息震動了全俄國。一向把普希金視為自己精神上的主宰的萊蒙托夫立即拍案而起,寫了悲憤交加的《詩人之死》,向沙皇及其幫兇——維護俄國專制制度的反動集團發(fā)出憤怒的聲討!对娙酥馈妨⒓匆允殖拘问絺鞅楸说帽。這首詩代表了一切善良正直人士的心聲,獲得了廣泛的共鳴,萊蒙托夫的詩名也隨著這首詩的傳播而譽滿文壇?墒沁@首詩也給萊蒙托夫帶來了厄運,它引起宮廷的震怒,萊蒙托夫終于被流放到高加索,到尼日哥
羅德龍騎兵團服役。
以《詩人之死》為標志,萊蒙托夫的創(chuàng)作進入了成熟階段,在進步人士中被看作普希金的繼承人,從而受到熱烈的歡迎。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年萊蒙托夫在《祖國紀事》雜志上發(fā)表了小說《貝拉》、《塔曼》和《宿命論者》。一八四○年五月萊蒙托夫將這幾篇小說同未曾發(fā)表的《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梅麗公爵小姐》合在一起發(fā)表,這便是著名的長篇小說《當代英雄》,它是萊蒙托夫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
二
《當代英雄》的作者并不是想描寫一個我國讀者一般概念中的英雄人物,它在本書中應理解為一種“代表人物”,某一時期的“中心人物”或“眾所矚目的人物”,時代的一種典型。作者在本書序言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了這一點。萊蒙托夫說:“‘當代英雄’確實是一幅肖像,不過不是某一個人的肖像。這幅肖像是由我們整整一代人身上發(fā)展到極點的惡習構成的”,作者“不過是想描繪一下他所理解的當代人,以此自娛,只是這種人他見得太多了……”作者明確地指出,他所寫的是“整整一代人”,這種人“太多了”,因而書中的主人公是一種典型,這種人具有普遍性,是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普遍的時代現(xiàn)象。
三十年代的俄國,沙皇的統(tǒng)治更加嚴酷,更加黑暗,人民遭受的壓迫,人性受到的壓抑,遭到的摧殘更加深重。人的優(yōu)點、才能、力量無法在可怕的現(xiàn)實條件下得到發(fā)揮和施展,要改變這個社會更是缺乏方向和力量。因而,即使是最有志向、最為堅強、最具才能的青年都不能不在和社會的斗爭中白白耗盡自己的力量。
彼喬林生來并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他富有使命感,意志堅定,才能出眾,他渴求行動,渴求斗爭,想做出一些對社會有益的工作。
彼喬林肯定做過許多嘗試,但是他的任何嘗試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社會肯定不會得到任何好的結果。剩下來的時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著總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對一個不肯安于現(xiàn)狀的人更是如此。于是彼喬林這一代人漸漸淪落,他們玩世不恭,以玩弄別人的感情,造成別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為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了一種在社會上多余的人。彼喬林回顧他一生的全部往事,他不由自主地問自己,活著是為了什么,生在世界上有什么目的?但具體的目標無法找到,他只好自嘆自艾:“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負有崇高的使命,因為我感覺到心靈里充滿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虛而卑劣的情欲,我在這情欲的熔爐中鍛煉得像鐵一樣冷酷和堅硬,卻永遠喪失了追求高尚目標的熱情,喪失了人生最燦爛的年華。從那個時候起,我多少次扮演過命運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無冤無仇,毫無憐憫之心,落到注定要犧牲的人的頭上……”現(xiàn)實使他變成失去方向、精神空虛、兇惡怨恨、對人失去信心的人,這不僅是彼喬林對自己的鑒定,也是作家對那個時代的專制制度的無情鞭撻,因為歸根結底,這樣一代青年人之所以無所作為、空虛無聊、玩世不恭,都是沙皇的黑暗統(tǒng)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人們在讀了這“多余的人”的故事之后,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必須改變這個社會,改變這種制造“多余人”的社會條件。歷史正是循著這個方向前進著。
而作為《當代英雄》主人公的彼喬林也好,作者萊蒙托夫本身也好,確實沒有就此甘于沉淪,放棄斗爭。彼喬林離開基斯洛沃茨克,來到N要塞,他回首往事,問自己為什么不走上命運為他開辟的那條安逸歡樂的道路時,他的回答是:“不!我是不可能安于這種命運的!我就像一個生長在海盜船上的水手,心靈已經(jīng)習慣于同風暴搏斗,在戰(zhàn)斗中出生入死,一旦被拋到岸上,盡管有濃蔭蔽日的樹林在誘引,和煦的陽光在撫慰,卻會感到無聊和苦悶;他會整天在海邊的沙灘上躑躅,傾聽拍岸波浪的單調絮語,舉目眺望煙波浩淼的遠方:看看在隔開藍色大海和灰色云層的白色水平線上是不是閃現(xiàn)一片期待已久的白帆……”毫無疑問,他向往的仍是那艘習慣于同風暴搏斗的“海盜船”!而作者萊蒙托夫呢,他也像他的前輩普希金那樣,總是高高地昂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繼續(xù)他以文學為武器的探索與斗爭,繼《當代英雄》之后又寫出那充滿憂患和叛逆精神的《童僧》和《惡魔》……
《當代英雄》是俄羅斯文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它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多角度多層次地塑造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貴族青年的典型形象,揭示了造成這種典型的社會根源!懂敶⑿邸肥嵌韲膶W中的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說,因此小說的結構頗見匠心,先是由在高加索服役的軍官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向作者(身份是一個過路軍官)講述彼喬林和切爾克斯姑娘貝拉的愛情故事,接著由這作者講述途中見到彼喬林的印象,并由此引出《彼喬林日記》中的三篇小說。這時已經(jīng)不是由第三者來介紹彼喬林,而是由主人公彼喬林自己來剖析自己的心靈了。作家采用日記的形式來塑造彼喬林的性格是本書作為心理分析小說的一個特點。日記是一種人物的自白,在這里,有對自己整個內心世界,自己整個復雜、矛盾的內心的精細分析,有對周圍人物的細心觀察,以及對時代與社會事件的主觀評述。作者采用這種由客觀到主觀的描述,終于把人物從外貌到內心完全徹底地展示出來,使人物猶如站在倫琴射線前面,里里外外都暴露無遺,讀者對人物的感知由此得以更加具體和實在,而作家所著重采取的心理分析方法也由此得到更好的發(fā)揮。全書分成兩卷,是因為小說分成兩次發(fā)表的緣故!敦惱贰ⅰ恶R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和《彼喬林日記》中的《塔曼》先行發(fā)表于一八三九
年至一八四○年的《祖國紀事》上,同樣是《彼喬林日記》中的《梅麗公爵小姐》和《宿命論者》則以單行本于后來單獨發(fā)表。
《當代英雄》是俄國現(xiàn)代文學中繼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之后出現(xiàn)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雖然它在俄國文學中是最早出現(xiàn)的長篇小說之一,然而不論在思想性上還是藝術性上,它已達到十分完美的境界,因而成了俄羅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中的不朽杰作。
馮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