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大印象
一
本書所說的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fā)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
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fā)現(xiàn)，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lǐng)略大概，就像一條倔強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
因為太重要，又處于隱潛狀態(tài)，就特別容易產(chǎn)生誤會。因此，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指出那些最常見的理論岔道——
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
三、這股潛流，雖然決定了漫長文學史的品質(zhì)，但自身體量不大；
四、這股潛流，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xù)，斷多續(xù)少；
五、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xiàn)象具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jié)果。我一向主張，研究文化和文學，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
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
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千百年來人們一直處于文化匱乏狀態(tài)，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缺少敢于大膽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得脈”者知音不多。
大膽取舍，需要銳利斧鉞。但是，手握這種斧鉞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那些只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鉞。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
等級，是文脈的生命。
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財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y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財富、療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guān)，只由一種沒有明顯標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
其他行業(yè)也講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
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gòu)成文脈。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標。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
環(huán)顧四周，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jié)果讓人擔憂。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yè)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孩童的發(fā)蒙語句；有些學者不斷在傳媒顯擺那些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無聊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為“艷若桃花”。
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嘆：“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照理，古董商人不知文脈，億萬富翁不接文氣，十分正常。但現(xiàn)在，現(xiàn)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接受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
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就個人而言，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自貶了“自由”的空間；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不分高低，那就會失去民族的尊嚴、人類的理想，一切都將在眾聲喧嘩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只讓不同時期的民眾根據(jù)各自的興趣“海選”，那么，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懷恥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后來為民眾知道，并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體會他們的內(nèi)涵。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shù)、再有資金，也與優(yōu)秀文學基本無關(guān)。
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lǐng)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標，重建普世范本。為此，應該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討。選擇自可不同，目標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巨磚，尋獲大柱，讓出空間，洗凈耳目，呼喚偉步，期待天才。由此，中華文化的復興，才有可能。
二
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漢字大約起源于五千年前。較系統(tǒng)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不斷出現(xiàn)的考古成果既證明著這個年份，又質(zhì)疑著這個年份。據(jù)我比較保守的估計，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驚人發(fā)現(xiàn)。
漢字產(chǎn)生之后，經(jīng)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歷史，例如王朝譜牒。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還構(gòu)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這與現(xiàn)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兒關(guān)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gòu)成完整的審美。這種完整，只有后來的《 詩經(jīng) 》，才能充分滿足�！� 詩經(jīng) 》產(chǎn)生的時間，大概離現(xiàn)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
然而，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gòu)成“文脈之始”，但在書法上卻已構(gòu)成了。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領(lǐng)先”的方式開始于商代，比《 詩經(jīng) 》早，卻又有所交錯。正因為此，我很喜歡去河南安陽，長久地看著甲骨文和青銅器發(fā)呆。甲骨文多半被解讀了，但我總覺得那里還埋藏著孕育中國文脈的神秘因子。一個橫貫幾千年的文化行程將要在那里啟航，而直到今天，那個老碼頭還是平靜得寂然無聲。
終于聽到聲音了，那是《 詩經(jīng) 》。
《 詩經(jīng) 》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這種香氣和聲音，將散布久遠，至今還能聞到、聽到。
十余年前在巴格達的巴比倫遺址，我讀到了從楔形文字破譯的古代詩歌。那些詩歌是悲哀的，慌張的，絕望的，好像強敵剛剛離去，很快就會回來。因此，歌唱者只能抬頭盼望神祇，苦苦哀求。這種神情，與那片土地有關(guān)。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橫掃，人們除了奔逃還是奔逃，因此詩句中有一些生命邊緣的吟詠，彌足珍貴。但是，那些吟詠過于匆忙和粗糙，尚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形態(tài)，又因為楔形文字很早中斷，沒有構(gòu)成下傳之脈。
同樣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沒見到古代留下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盧克索太陽神廟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譯，卻并無文學意義。過于封閉、保守的一個個王朝，曾經(jīng)留下了帝脈，而不是文脈。即便有氣脈，卻也不見相應的詩脈。
印度在古代有燦爛的詩歌、梵劇和藝術(shù)奧論，但大多圍繞著“大梵天”的超驗世界。與中國文化一比，同樣是農(nóng)耕文明，卻缺少土地的氣息和世俗的表情。
《 詩經(jīng) 》的吟唱者們當然不知道存在以上種種對比，但我們今天一對比，也就對它有了新的認知。
《 詩經(jīng) 》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愛情。這種愛情那么“無邪”，既大膽又羞怯，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
在藝術(shù)上，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磚砌路基。那些疊章反復，讓人立即想到，這不僅僅是文學，還是音樂，還是舞蹈。一切動作感漲滿其間，卻又毫不魯莽，優(yōu)雅地引發(fā)鄉(xiāng)間村樂，詠之于江邊白露，舞之于月下喬木。終于由時間定格，凝為經(jīng)典。
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 詩經(jīng) 》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jié)制的譴責和愉悅。
但是，寫到這里必須趕快說明，在《 詩經(jīng) 》的這種平實風格后面，又有著一系列宏大的傳說背景。傳說分兩種：第一種是“祖王傳說”，有關(guān)黃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種是“神話傳說”，有關(guān)補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縹緲，卻對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歷久不衰的“文化基因”。這一點，在中華民族身上尤其明顯。誰都知道，有關(guān)黃帝、炎帝、蚩尤的傳說，決定了我們的身份；有關(guān)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的傳說，則決定了我們的氣質(zhì)。這兩種傳說，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種神話傳說，因為它們?yōu)橐粋�龐大的人種提供了鴻蒙的詩意。即便是離得最近的《 詩經(jīng) 》，也在平實中熔鑄著偉大和奇麗。
于是，我們看到了，背靠著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著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著一首首《 詩經(jīng) 》，中國文化隆重上路。
其實，這也就是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