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么?歷史學是什么?這是被多數(shù)人忽略了的問題,但卻是歷史的本質問題。何兆武先生認為,社會的歷史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類思維的產(chǎn)物,從而揭示了歷史真相及其發(fā)展與人的密切關系。作為哲學家,他從中國哲人到西方哲人那里廣泛地汲取文化思想史的營養(yǎng),探索中國現(xiàn)代社會(或近代化)文明進步的要素。
何兆武先生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本書收錄了他20世紀80年代以后,尤其是世紀之交談論歷史的十五篇文章。反映了一名老學者對歷史學科建設的思考和真知灼見。
歷史是什么?歷史學是什么?這是被多數(shù)人忽略了的問題,但卻是歷史的本質問題。何兆武先生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它具有兩重性,既有大勢所趨的必然性,也有歷史中個人主體選擇的偶然性,歷史不可重演。歷史學(以及其他人文學科)研究的對象是人的活動,既具有科學性的一面,又有非科學性的一面,非科學不是反科學,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學的歷史理性,從而揭示了歷史真相及其發(fā)展與人的密切關系。
自述
我原籍湖南岳陽,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時就讀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9月全家間道南返故鄉(xiāng),在長沙中央大學附屬中學(由南京遷校);1939年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1943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讀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研究生。畢業(yè)后,按時間順序,我基本的簡歷如下:1946年至1949年任中國臺灣建國中學、湖南第十一中學教師;1949年至1950年于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畢業(yè);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圖書館編目員;1952年至1956年任西安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后任清華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在學術交流方面,1980年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中方訪問美國學者;1984年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魯斯基金訪問教授;1986年至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93年至1995年任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我自己幼兒時正值軍閥混戰(zhàn),但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和后來的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難忘。其后做小學生時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后無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學時,全民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隨后是不斷的顛沛流離。上大學時是歐戰(zhàn),繼而是太平洋戰(zhàn)爭的爆發(fā)。讀研究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蛟S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連年戰(zhàn)亂所引發(fā)的對人類歷史和命運的感觸和思索,使我選擇了歷史作為專業(yè)。求學時期許多師友的啟發(fā),以及雖在戰(zhàn)時卻仍然相當豐富的圖書與便利的閱讀條件,容許我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一段難忘的時光。在物質生活極其艱苦之時,卻往往能得到精神上無比的啟蒙之樂。
當時的校園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它給了學生們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轉系、自由旁聽,不同專業(yè)和不同年級的同學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轉過四個系,曾旁聽過吳宓先生的歐洲文學史和文學與人生,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張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劉文典先生的溫李詩,馮至先生的浮士德,湯用彤先生的大陸理性主義和其他的課程和講演。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同學好友中王浩和鄭林生都曾對我的思想有過很大的影響。他們的專業(yè)我雖然一竅不通,但他們的談話和思路每每給我以極大的啟發(fā)。在專業(yè)上,噶邦福老師(J.J.Gapanovitch)則是引導我對歷史哲學感興趣的指路人。新中國成立后,自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我參加了侯外廬先生領導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班子,作為他的助手工作了30年。我認為侯先生的最大優(yōu)點和特點是決不把思想史講成是思想本身獨立的歷史,即不是從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當成是現(xiàn)實生活的產(chǎn)物,然后才是它從前人的思想儲備庫中汲取某些資料、方法和智慧。這本來也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之所在,即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然而20世紀60年代所風行的觀點卻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專門強調思想領先,把事情說成是思想在決定一切存在,歷史是沿著思想所開辟的航道前進的。當時各種運動、勞動、社會活動和不務正業(yè)的各種業(yè)務接連不斷,幾乎占去了一個人絕大部分的時間,自己的專業(yè)也就無從談起。因為對西方思想史也感興趣,所以不時也偷暇翻閱一些,這在當時被認為是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廠的。偶然得到了哈布瓦赫(Halbwachs)的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注釋本。盧梭的書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經(jīng)典著作,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響,而居然沒有一個可讀的中譯本,更不用說注釋本。于是我又找來幾種名家的注釋本和沃恩(Vaughan)的權威本,除了翻譯本文之外,還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來已前后修訂過三次。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為實際上是兩大主潮的互相頡頏:一條是由笛卡爾所開辟的以腦思維的路線;另一條是由帕斯卡所開辟的以心思維的路線。后一條路線并不違反科學,帕斯卡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數(shù)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我恰好有一本布倫茨威格(Brunschvicg)的帕斯卡權威本,所以就譯了他的《思想錄》,并找了幾種注釋本,也做了一點集注和詮釋的工作。在我感興趣的歷史哲學領域,我以為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一書,迄今仍不失為西方最深刻、最有價值的著作,所以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把它譯了出來。20世紀70年代以后,時間較多,研究環(huán)境也較前寬松,幾次出國,也接觸到了一些過去未能見到的書和材料,于是又動手翻譯了幾部書,也寫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書中和文集中。近代中國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19世紀、20世紀的中國還在補西方18世紀、19世紀的課。把歷史學認同于科學,就是在思想上補19世紀實證主義的課。我以為歷史學既有其科學的一面(所以它必須服從科學而不能違反科學),又有非科學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實驗科學那種意義上的科學要求為盡歷史學之能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歷史學(和人文學科)還另有其自己獨特的紀律、規(guī)范和準繩(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寫出來,我自己也愿意做一點拋磚引玉的工作。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活動,所以研究人性運動的軌跡(即歷史)就是歷史學的當然任務。人性當然包括階級性在內(nèi),但階級性并不能窮盡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惡意也是人性。文革對于其他專業(yè)工作者未免是一種損失,使他們失去了大量寶貴的鉆研時間。但是唯獨對于文科來說(如歷史學、哲學、文學等),它卻也是一次無比的收獲,它使得我們有千載難逢的機會去體驗到人性的深處。幾千年全部的中國歷史和在歷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濃縮的形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nèi)迸發(fā)出來。如果今天的歷史學家不能運用這樣空前的優(yōu)異條件寫出一部或若干部的中國史、世界史以及歷史學理論、方法論、歷史哲學的書來,那就未免太辜負自己所經(jīng)歷的時代了。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1943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等,口述《上學記》等。
Ⅰ 自述
001 歷史兩重性片論
017 歷史學兩重性片論
052 對歷史學的反思讀朱本源《歷史理論與方法論發(fā)凡》
070 歷史學中的重要一章
074 歷史哲學與歷史學哲學
080 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
102 歷史理性的重建奧特迦·伽賽特歷史體系觀散論
163 評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
190 歷史學是科學嗎?
215 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
218 歷史是什么?
223 史學理論要與史學實踐相結合
226 指導思想不能代替理論研究
229 史學理論應該有一個大發(fā)展
233 編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