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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憶記》是曾先后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美國人丁韙良的回憶錄。作為一個中國近代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一個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刻了解的漢學家，一個對于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感情和同情心的西方人，這部著作在回顧他1850年來華以來，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的生活經(jīng)歷的同時，也向世人介紹他所認識和了解的中國歷史文化，更為中國近代史保留了許多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 丁韙良是一個背景比較復雜的歷史人物，隨著時代的變遷，他在作品中所表達的各種觀點也都在不斷地修正和改變，唯一不改的就是他對于中國未來的看好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和同情心。由于篇幅的關系，我不可能在這個譯后記中對于我們這位北大的老校長進行全面的辯護。我個人認為，最好的辯護就是把丁韙良的主要作品忠實地翻譯出來，讓廣大的讀者有機會閱讀到他的著作本身，以便能讓讀者在其作品文本的基礎上，而不是根據(jù)某一位學術權威的觀點，來做出自己的判斷。與此同時，大家也可以在閱讀中通過這位世紀老人和親歷者的獨特視角，來反觀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或領略中國文化和社會的錯綜復雜性。正是出于這個目的，我過去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花費了不少精力來翻譯丁韙良的三部主要作品：《花甲憶記》（2004）、《漢學菁華》（2007）和《中國覺醒》（2008），并先后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和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學林出版社最近要再版丁韙良的《花甲憶記》，這促使我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將原來的譯文又重新檢查了一遍，訂正了原來譯文中的一些錯誤，又增補了對于書中所引典故的注釋。編輯叮囑我為新版的譯本寫一個序言，以說明新舊版本之間的一些區(qū)別。首先，《花甲憶記》的舊譯本是我們在2002 年之前完成的。那是我所翻譯外國人寫中國的第一本書，由于我自己的專業(yè)訓練是英語文學研究，所以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知識相對比較缺乏，一些必要的人文地理常識，更是顯得生疏。參與這本書翻譯的還有我的兩位助手，郝田虎和惲文捷。當時他們都剛剛拿到碩士學位，之前也沒有翻譯過正式出版的書籍。雖然我們大家對于翻譯這本書都比較用心，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去查找相關的背景資料，對于書中所引用的大量詩歌、對聯(lián)、詔書和奏折等，也都絞盡腦汁地試圖回譯成中文。但畢竟還是火候不夠，最后的譯文雖然讀起來還通順，但是在內(nèi)行的眼里，還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挑出一大把錯誤。在過去這十幾年中，對于我們的譯文所提出的最嚴厲，也是最到位批評的是王文兵的書評，《此〈花甲憶記〉非彼〈花甲憶記〉：丁韙良A Cycle of Cathay 中譯本勘誤補正》（《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4 期）。王文兵是天津財經(jīng)大學珠江學院的講師。他在天津南開大學剛完成的博士論文就是關于丁韙良的，所以對于后者的這部代表作相當熟悉。他的上述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講我們把丁韙良的A Cycle of Cathay 這本書署名譯為《花甲憶記》并不合適，因為這是丁韙良1910 年另一本中文口述書的名稱。第二部分集中指出了我們在這本書中從英文回譯成中文時所犯的錯誤。第三部分是講誤譯的問題，即本書譯者們在翻譯過程中所犯的理解和表達上的失誤。我們在對以前的譯文進行修訂的時候，十分重視王文兵在其文章中所提出的批評意見，尤其是在回譯和誤譯方面基本上都采納了他的意見。不過在書名的譯法上，我們并不認為《中國六十年記》或《中國花甲記》是比《花甲憶記》更好的譯法。我個人認為，《花甲憶記》這個書名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丁韙良的本意：因為這是一位花甲老人（丁韙良在寫這本書時已69 歲）對于中國自中英首次交戰(zhàn)以來一個甲子輪回的歷史回憶。雖然1910 年的那個《花甲憶記》包括了丁韙良對于1896 年之后中國所發(fā)生一些事件的回憶。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丁韙良在1905 年12 月寫的新版序言里已經(jīng)對從1897 年至1905 年間所發(fā)生的重大事件進行了追述，并且預言了中國這個巨人即將覺醒�？吗埜唬≧alph Covell）在其博士論文中認為丁韙良1910 年《花甲憶記》是A Cycle of Cathay 的中文縮寫本，在這一點上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丁韙良本人是來華的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所以他在書中所提及的許多在華外國人也是傳教士。大家都知道，為了傳教的方便，一般來華的傳教士都給自己起了中文名字。在以前譯文中翻譯得不到位的傳教士中文名字這次全都進行了重譯。傳教士的中文名字有一個特點，即往往會有多種不同的譯法，我們則力求采納最原汁原味或最通行的譯法。例如王文兵在文章中提及William Burns 應譯為寶為霖，但查閱相關的工具書，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名字的譯法還有賓惠廉賓為霖賓威廉等不同譯法。寶為霖可能是較早的一種譯法，但卻不是最廣泛被接受的譯法。上網(wǎng)搜一下，譯作寶為霖的幾乎沒有，而賓為霖則是最流行的譯法。所以我們最后采納的是賓為霖這個中文名字。新的譯本在中文回譯上做了努力，凡是能夠查到中文原文的，我們都不辭辛勞地查閱了相關的資料。諸如皇帝上諭、外交國書和照會等文書、中外不平等條約的條款等，我們都盡量做到引用中文原文。對于誤譯的問題，我們更是提高警惕，在可能的范圍內(nèi)力求避免。當然，這類錯誤要完全避免也是不現(xiàn)實的。我們歡迎讀者繼續(xù)對我們的譯文提出批評，以求能夠使譯文不斷地完善。十幾年來，我們的譯者也在不斷地成長，當年剛拿到碩士學位的郝田虎后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獲得了博士學位，又回到北京大學英語系教了十年的書，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浙江大學外語學院的正教授。惲文捷后來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拿了另一個中國邊疆學的碩士學位，回國后又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拿到了博士學位，跟導師吳義雄教授一起編譯了一本《美國所藏容閎文獻初編》（2015），而且還在深圳大學教了十幾年的書。我自己也在這段時間里翻譯出版了不少外國人寫中國的書。所以我對于《花甲憶記》新版譯文的質量有充分的信心。丁韙良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對于20 世紀前后的中國教育、司法、科普和整個現(xiàn)代化進程均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他的《花甲憶記》一書記錄了中國19 世紀后60 年中所發(fā)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舊版的中文譯本已經(jīng)受到了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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