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索緒爾是極具魅力的語言理論家和東方學家(印度學家)，其學說滲透到了人文學術的各個層面。半個多世紀以來，索緒爾語言理論一直受到贊美或質(zhì)疑。索緒爾仿佛預見到身后會出現(xiàn)這般境況，以留下的將近9000頁手稿陸續(xù)地回答了后人的責難。索緒爾理論在他的學生及再傳弟子那里平均以40年左右的間隔不斷展現(xiàn)活力：1916年，巴利(C.Bally)和薛施藹(A.Sechehaye)編輯出版《普通語言學教程》；1954年，學生的聽課筆記也較前收羅得更為完備；1955年，巴利夫人將丈夫收藏的索緒爾札記手稿交給日內(nèi)瓦大學圖書館；1958年，索緒爾后人向日內(nèi)瓦大學圖書館捐贈索緒爾手稿，這些都為葛德爾出版《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稿本溯源》(1957)和恩格勒出版《普通語言學教程校證本》(19671968, 1974)創(chuàng)造了條件；1996年，因翻修索緒爾舊宅而發(fā)現(xiàn)的大量手稿，導致第三波索緒爾研究的高潮。在此期間，還有斯塔羅賓斯基在六七十年代發(fā)表和出版索緒爾論易音鑄詞的手稿，引起法國太凱爾學派的強烈關注；意大利學者茅蠃1967年出版《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評注本》；意大利學者Anna Marinetti和Marcello Meli在1986年整理出版索緒爾論德國傳奇的手稿，之前，另一位意大利學者D�餉.S.Avalie和日本學者小松英輔也編輯出版了部分論傳奇的手稿；意大利學者Maria　Pia　Marchese于1995年整理出版了哈佛大學收藏的索緒爾一部語音學論文手稿；小松英輔在20世紀90年代整理出版了索緒爾前后講授三次的普通語言學課程的學生筆記原本；另外，《索緒爾集刊》也發(fā)表了大量索緒爾的手稿、信函及講稿。這些工作主要是以葛德爾、恩格勒和René Amacker為代表的日內(nèi)瓦大學學者、Claudine Normand和Michel Arrivé為代表的巴黎第十大學學者、茅蠃為代表的意大利學者完成的，這些語言學家加上在巴黎第十大學留學做索緒爾研究博士論文的一批日本、韓國的學者，構成了索緒爾學派。

中國語言學家受到的主要是1916年巴利和薛施藹出版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這第一波影響，陳望道先生通過小林英夫的日譯本加以闡發(fā)，方光燾和高名凱兩位先生則直接受教于索緒爾理論的傳人，為索緒爾理論引入中國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然而50年代和90年代這兩波索緒爾文獻整理及研究的強大力量卻基本上沒有得到中國學者的呼應，對索緒爾理論的反對或維護也基本上停留于第一階段的文獻資料上，這是很不應該的。筆者2002年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論索緒爾語言理論及其對法國文論和思想的引生)，以及2001年申報的上海社科規(guī)劃項目(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及未刊札記研究)，2007年申報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索緒爾手稿研究)，就是想改變這一有悖學理的狀況，在經(jīng)費并不充裕的情況下(相對于頗為昂貴的書價及郵費而言)，經(jīng)艱難而盈滿喜悅的過程，終于購置齊全了索緒爾自身及與其相關的大量原始文獻。索緒爾手稿的豐富理論內(nèi)涵令人激動不已，但無論是歐洲學者還是中國學者，都尚需潛心研究，作同情的理解，尤其要弄清楚其理論原則的前提和適用范圍。我們不能罔顧其明確設定的前提條件，或者越出其預先劃定的適用范圍，盲目膜拜或指摘。這般不當之處，歐洲學者身上其實也屢有所顯。任何理論，都是在一定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之下才具有真理性。索緒爾的每一條原理，每一條以簡潔甚至簡單面目呈現(xiàn)的原理，都明確標揭了前提和界域，充分展顯了身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家的清醒和謹慎，他的創(chuàng)造力，他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這課題是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意在分專題做徹底的研究，推動中國語言科學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符號科學、批評理論的發(fā)展。目前拿出來印行的，仍只是我現(xiàn)在心目中總體研究設想的一部分，諸多重要問題雖已初步形成觀點，然而尚需深入研究，譬如：語言現(xiàn)象學問題[索緒爾與語言現(xiàn)象學家安東·馬蒂(Anton Marty)的深刻關聯(lián)；安東·馬蒂是布倫塔諾的學生，胡塞爾的同門]；語言無意識問題；語言符號的否定性與本體論問題；語言科學與符號科學、象征理論的交織問題；索緒爾符號理論的印度淵源(古印度語言哲學是形成索緒爾學說的最為豐沛的來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與強制性問題；索緒爾符號理論與唯名論問題；索緒爾的語義論；新文獻的發(fā)現(xiàn)：重構索緒爾語言符號理論的可能性；等等。這些問題的探討，2009年也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索緒爾手稿再研究)，擬以索緒爾手稿再檢為名，繼續(xù)探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