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節(jié)選）

　　去年春間，已經策劃出版了六零學人文集的上海中西書局的編輯，與我聊起是否可以考慮出版五零學人文集，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深表贊同。

　　所謂五零學人，在我看來，大體上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出身城鎮(zhèn)的學二代，或家學淵源，或家境較為優(yōu)裕；另一類是如我等出身鄉(xiāng)下的農家子弟，少年時期大多泡在苦水里，在摸爬滾打中成長。這兩類人，都生在紅旗下，小學、中學階段多不完整，連續(xù)讀書十二年者很少，早年生活大多清苦儉樸，但幸運的是，都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光，在恢復高考后考入大學，直到走上學術之路。五零后學人，生于共和國草創(chuàng)時期，經歷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變遷，享受著豐亨豫大之世的累累碩果，因而特別不怕奮斗，特別懂得珍惜，特別懂得感恩，特別容易滿足，特別期盼無愧于時代，回報社會。

　　我于1955年舊歷10月22日出生在江南水鄉(xiāng)，1979年9月8日，當科學的春天真正到來的時候，放下褲腳管，告別無錫鄉(xiāng)下的水田，走進了南京大學的教室，從此徜徉在學習歷史的海洋中。1983年9月，本科畢業(yè)，考入本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師從洪煥椿先生學習明清經濟史，逐漸增加對明清歷史的各種認識。

　　先師洪先生出身于浙江瑞安的書香門第，外曾祖父孫衣言先生，官至清代江寧布政使；外祖父孫詒讓先生，改走學術之路，成為一代經學大師；舅父孫延釗先生，曾為浙江籀園圖書館（今溫州市圖書館）館長。1941年，延釗先生被聘為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洪先生就在他身邊一邊讀書一邊工作。1946年，延釗先生出任浙江通志館總纂，洪先生被聘為分纂，隨舅父從事《浙江通志》的編纂工作。

　　先師文獻世家出身，講究編纂體例和檢索門徑，早年注力于江浙地方文獻研究，出版專著《浙江方志考》、《浙江文獻叢考》等，編有《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明清蘇州工商業(yè)碑刻集》等。當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招收研究生時，作為懷抱經世致用為學宗旨的學者，隨著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步伐，洪先生以敏銳的學術眼光，將研究重點轉向了江南社會經濟史，希望我們三位碩士生也能在此領域有所作為。洪先生先曾要我沿用他的路子，整理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寧府部》所引文獻，像他那樣，編一部明清江寧經濟資料之類的資料集，后來又曾要我關注浙江杭嘉湖地區(qū)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學位論文則確定為明清蘇州絲織業(yè)研究。師命不可違，直到如今，我的研究重點基本上局限于明清社會經濟史和江南地域史范圍，較為重視一手材料的搜集和征引，這與先師的教誨大有關系。

　　余生也晚，出道更晚。自1984年起發(fā)表學術論文，計其篇什，約為150余篇，前曾結集出版過《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賦稅甲天下明清江南社會經濟探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新析》（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和《科第冠海內，人文甲天下明清江南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這些論集，限于選題，并不能全部涵蓋本人的代表性成果。此番再選擇18篇論文，期能較為系統(tǒng)或有代表性地展示我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和江南地域史研究的歷程。

　　……

　　歷史最為公正，也極為無情。上述所收拙文，因成文時間和發(fā)表時段間隔較長，發(fā)表時版面形式和注釋要求不一，現僅從全書體例統(tǒng)一的要求出發(fā)，大體上按《歷史研究》現行的注釋體例稍作調整，只改正資料征引、文字輸錄排印中的明顯錯誤，而從歷史主義的角度考慮，凡是行文中的不當論斷或出入之處，一律不宜改動，因此盡量一仍其舊，以保持原貌。文末注明原載刊物及時間，借以反映在學術逐步規(guī)范化過程中個人學史作文的印記。

　　人生苦短，倏忽之間，本人已過花甲之年，發(fā)白齒搖，精力有限。江南倦客，聽不得急管繁弦。近年史學繁榮，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不斷提出宏大新課題，吾等躬逢其盛，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不獨不能勝任新時代的新要求，盡到應盡的責任，遑論開辟新領域，進入新境界。此際不禁想起清初孫奇逢名言，學術之廢興，系世運之升降，前有創(chuàng)而后有承，又吟起清中期魏源的詩，溪山平遠處，何必起樓臺，因而自勉，若天假吾年，惟愿一以貫之，接續(xù)思考一些尚未表達出來的專業(yè)看法，完成若干已粗有頭緒的個人選題，留下一些五零學人的印記，以不辜負師長，不辜負江南的父老鄉(xiāng)親，不辜負時代，不辜負江南的煙雨山水。

范金民

2019年5月31日

于金陵定淮門外龍園北路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