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趙逵夫 西周、春秋時代是四言詩最繁榮的時期，《詩經(jīng)》是四言詩發(fā)展的高峰。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開頭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這是說戰(zhàn)國時相對穩(wěn)定的南方楚地在此前詩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基礎上吸收南方民歌的藝術營養(yǎng)，創(chuàng)造出騷體詩，達到上古詩歌創(chuàng)作的又一高峰。當時的北方則因為奴隸制社會結(jié)構方式和禮樂制度瓦解，思想家們對社會如何達到新的統(tǒng)一和重新統(tǒng)一以后如何運行表達各種看法，體現(xiàn)為諸子散文和史傳文學的空前繁榮。到了政治中心仍建于北方的漢朝，文學創(chuàng)作上詩歌仍未成為主流，但受到楚辭、楚賦和幾百年中散文創(chuàng)作語言經(jīng)驗的影響，在詩歌由四言和騷體向五言轉(zhuǎn)變的過程中，賦的創(chuàng)作達到繁榮的同時，介于詩、賦、文之間的一些文體也空前活躍起來�！逗鬂h書·桓譚傳》末尾言桓譚“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恶T衍傳》末尾言馮衍“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此下如崔骃、張衡、馬融、蔡邕等人后均列其所著詩、賦、銘、頌、誄、表等之篇數(shù)�！段脑妨袀鳌范�十二人之傳末也列出以各種文體所作文字之總篇數(shù)�？梢钥闯�，東漢之時不僅文體分類不少，介于詩、賦、文之間的體裁如頌、銘、祝、誄等也都很盛行。這似乎反映出詩歌由四言向五言過渡階段的一種醞釀，反映出人們對句子單純又缺乏變化的四言詩的不滿和從各個方面的藝術探索。 從這個角度來看，東漢中期的李尤是這一段文學發(fā)展過程中比較典型的人物�！逗鬂h書》卷八十上《文苑列傳上·李尤傳》言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則本是以文起家的。傳末言“所著詩、賦、銘、誄、頌、《七嘆》、哀典凡二十八篇”，所涉及體裁也不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尤在銘的創(chuàng)作上很突出：一是在漢代作家中他創(chuàng)作的銘傳世數(shù)量最多，這一方面說明他創(chuàng)作的銘多，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時和后代對他所作銘在內(nèi)容、思想、藝術等方面的認可；二是李尤在銘創(chuàng)作題材的開拓上，也是首屈一指，如關隘方面的《鴻池陂銘》《函谷關銘》，關于下層社會日常勞作的箕、杵、臼等，將銘這種文體的運用范圍由上層社會的禮儀習俗拓展到對下層社會勞動人民生活的反映；三是同一題材范圍創(chuàng)作的系列化，如兵器銘、城門銘之類；四是有些賦、銘兩種文體同題共作，如《東觀銘》《東觀賦》，《平樂館銘》《平樂觀賦》（平樂觀亦作平樂館，《文選旁證》卷三有辯證），《德陽殿銘》《德陽殿賦》等。所以說，李尤是東漢作家中比較特別的一位，又是帶有時代特色、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然而對這樣一位作家以往關注的人并不多，專門研究李尤與李尤作品的論文極少，近一百多年中，也就是十多篇，研究他的專著更無一本。 彭春艷在出版了《漢賦系年考證》之后，又用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李尤研究》。事實上，正是由于她在完成《漢賦系年考證》的數(shù)年當中，認識到了李尤及其創(chuàng)作值得關注，對有關李尤生平與創(chuàng)作的文獻做了些搜集整理，所以在前一書完成之后即集中精力進行研究，并對有關材料做進一步的搜集整理，最后完成這部書。 《李尤研究》分上、下兩編。上編為李尤生平研究。作者就文獻所載李尤生平事跡的七個分歧點（包括名、字、籍貫、詔作東觀及作賦銘時間、拜諫議大夫時間、參與撰寫《漢記》時間、出任樂安相時間）進行考辨，繼而梳理李尤交游，最后以李尤年譜簡編作結(jié)。 下編為李尤作品研究。古代文獻中曾有七篇他人之作被誤認為李尤之作，前人雖有所考訂，但明清時人所編文集中仍有誤列于李尤名下者，學者稱引中常出現(xiàn)混亂。本書首先對李尤的作品進行認真考辨，誤歸于他名下的他人之作先排除之。其次對于傳世文獻中李尤之作因篇名之誤一篇變?yōu)閮善�和分歸在兩種文體中的情形加以考辨。如考定《安殘銘》《安哉銘》《陶器銘》的篇名當作《銘》，宋代任廣撰《書敘指南》卷十六《涂抹顏色·方位》部分所言《景陽殿銘》當即《德陽殿賦》，有的文獻所載李尤《陽德殿銘》文字，其實也是《德陽殿賦》中文字，等等。常有一些學者研究哪個作家，便把某些文獻中誤認為這個作家的作品，全往這個作家身上堆。彭春艷抱著科學的態(tài)度，盡可能還原歷史上真實的李尤以及他的創(chuàng)作狀況。這是很難得的。 在�？敝幸沧隽瞬簧儆幸饬x的工作。如考定《駭具錯劍》的篇名實當作《駮具錯劍銘》之類。同時對部分銘文綴合，以便盡可能展示原作內(nèi)容。《明堂銘》《牖銘》《鉦銘》《弧矢銘》《盾銘》《幾銘》《笛銘》等均有綴合。另外，又輯得佚文賦四篇、辭祝一篇、銘文存目十一條、散句一條。鑒于在文獻轉(zhuǎn)載和傳抄中李尤較多作品名稱不統(tǒng)一，作“李尤作品異名考辨表”。 本書對今日所能見到的可以肯定為李尤的作品作了校注。�？鄙�，首先梳理出李尤集各種版本的流變脈絡。因為文本的復雜性，采取不同作品分別確定底本的原則，全書不局限于同一底本；在底本的選擇上遵循從先、從全、從優(yōu)的原則。 在對作品異文的考訂上也多有收獲。如《平樂觀賦》“南切洛濱，北陵倉山”中的“倉山”，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一百一十八《李蘭臺集》作“蒼山”。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第580頁）釋為“倉山，青山”。龔克昌《全漢賦評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第371頁）亦釋作：“倉山，青山。‘倉’通‘蒼’。”本書據(jù)《水經(jīng)注》卷二十六《沭水》注“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jiān)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又據(jù)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利城在徐州，遠離洛陽，而蒼山則在云南境內(nèi)，故確定平樂觀不可能北鄰蒼山和倉山，應該是北鄰芒山。上文為“南切洛濱”，其“洛濱”為實指，故下文不當是泛指性之青山，而是確指芒山。不作“蒼”“倉”，而應作“芒”。“蒼”與“芒”形近而訛，“倉”與“蒼”音同形近而訛。 本書之注也頗有糾前人之謬者。如《平樂觀賦》“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王飛鴻《中國歷代名賦大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第193頁）、《全漢賦校注》（第580頁）釋為“有時表演馳騁狀時，（因失誤，致使）人仰車翻”。然結(jié)合此處描寫樂舞百戲技藝高超，不當寫其失誤，故注釋為：“此處指技藝出神入化，在馬車高速行進時能側(cè)翻（一邊車輪著地）、反向（車頭車尾互換，倒退）駕駛。和林格爾東漢時期墓葬壁畫中《舞樂百戲圖》有獨輪車表演，覆車顛倒抑或獨輪車表演時表演者靈活轉(zhuǎn)換車輪或身體方向，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甚至連車帶人翻轉(zhuǎn)、反轉(zhuǎn)。”這樣，與上文的“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下文的“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峙。陵高履索，踴躍旋舞”等描寫相合。 在考辨生平及校注作品的基礎上，對李尤作品題材內(nèi)容、思想主旨、藝術特色及其文學史地位進行綜合分析，揭示李尤在文學史上承前啟后的作用。書末有兩個附錄，一是列出歷代評價李尤其人其文的資料，以便能更清晰、全面地呈現(xiàn)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的李尤；二是對《古鼎銘》進行校注。 《李尤研究》系基礎文獻研究，但也體現(xiàn)出彭春艷對于東漢文學發(fā)展狀況的整體認識。本書對漢代作家研究具有參照作用，對細化認識東漢作家創(chuàng)作的特色和東漢文學發(fā)展的整體狀況也是有意義的。 當然，作為對于以往很少有人關注的作家的研究，其中肯定有不足之處。如能因此書而引起學者們對有關問題的討論，也是漢代文學研究的一件大好事。 二〇一九年元月九日于滋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