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時間的“發(fā)明”及結果（譯者序） 1 在瑞士的時候，我偶爾會前往離家不遠的玫瑰園，眺望對岸的伯爾尼舊城。300年來，除去幾座高樓和橋梁，這里的景觀基本沒有變化：太陽照耀著雪山，劃過天際；阿勒河流經深谷，清澈見底；半島上灰墻紅瓦，鱗次櫛比。有時，鐘聲從四面八方涌來，它們此起彼伏，充盈山谷，欲打破天地的沉寂——殊不知，1905年，就在這片鐘聲里，有一位青年公務員架起提琴，演奏出震驚世界的時空序曲。 太陽、流水、鐘聲都是時間的象征，那么，我們所說的“時間”到底是什么？它是實在的，還是虛幻的？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換言之，我們的時間觀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我們能否認識時間的本質？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來源于對自然的觀察。一方面，天體運動造就了晝夜、月相和季節(jié)等有著近似固定的周期，生物體在進化過程中也形成了與之和諧的節(jié)律。為了使這些周期相互匹配，把握農業(yè)、祭祀、軍事等社會活動的“時機”——“時”的本義就是“時機”（“敬授民時”），古人設置復雜的歷法規(guī)則，創(chuàng)造了以年、月、日（以及后來無關天象的時、分、秒）為標度的時間體系。當這些標度被數學化后，自然的時間就成為測度的時間。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時間是運動的數目”。 另一方面，能夠感知“自我”和“現在”的生命，都難逃生老病死的命運。古人先驗地意識到自己“向死而生”，聯想到現在進入過去，未來進入現在，人死不能復生，覆水不能再收——“時間之矢”仿佛是一條線性、均勻、“逝者如斯”的河流。 上述兩種經驗——標度/測度時間經驗和時間之流經驗——奠定了數學化、空間化的時間觀的基礎。它們對應不同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啟發(fā)了人類對時間本質的思考。古印度和古希臘人覺得時間是循環(huán)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時間就是恒星天球，柏拉圖將時間視為天球的永恒轉動；猶太教和基督教則基于上帝和創(chuàng)世的觀念，主張有始有終的線性時間。到了中世紀后期，線性時間觀已經深入歐洲社會，盡管循環(huán)時間觀在民間依然盛行。 14世紀，使用擒縱機制、以重力為動力的原始機械鐘出現在西歐的教堂和鐘樓，成為最早不間斷運行的計時工具。重力鐘起初只是報時鐘，后來才增加了時針和分針。但是，它的走時極不準確，每天的誤差多達十幾分鐘，與日晷、沙漏和刻漏相比并無突出優(yōu)勢。 直到1583年，伽利略發(fā)現了擺的等時性——擺的周期與擺長的平方根成正比。利用該原理，惠更斯于1657年制作了擺鐘，又于1675年發(fā)明了擺輪游絲。這不僅使機械鐘的誤差減少至每天1分鐘以內，也為便攜式鐘表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新式鐘表結合了兩種時間觀念：指針的運動既模擬循環(huán)，也呈現流逝，時間單位從一刻鐘精確到分，然后到秒。此后數十年間，它開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時間革命：鐘表時間進入城市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激發(fā)了科學的火花，改變了社會的面貌，重構了人與時間的關系，推動了關于時間本質的思考。德國科普作家和科學史家托馬斯·德·帕多瓦認為，這是現代時間及其觀念被“發(fā)明”的年代，甚至是“近現代/新時代”的開端。他以2位著名見證者和參與者——牛頓（1643～1727）和萊布尼茨（1646～1716）——的生平為線索，講述了人類科技史、社會史和觀念史上的一個精彩篇章。 2 牛頓、萊布尼茨以及兩人之間的恩怨糾葛早已老生常談。不過，萊布尼茨為后世留下了多達20萬張草稿和1.5萬封信的龐大遺產，其整理和分析工作至今仍在進行。德·帕多瓦根據最新研究成果，運用多線敘事手法，將兩人的經歷與重大歷史事件相交織，讓讀者跟隨300多年前西歐社會的動蕩、變革與發(fā)展，逐漸走近2位令我們感到熟悉而又陌生的主人公。 不難發(fā)現，牛頓和萊布尼茨有不少共同點：他們都出身平民，父親很早去世，牛頓甚至是遺腹子，但家境都還算殷實；兩人都是超越時代的天才和百科全書式的通才，年紀輕輕就在學界嶄露頭角；他們都懷著建立統一、自洽的世界知識體系的雄心，并矢志不渝；兩人都過著孤獨、勤奮而嚴格的生活，終身未婚，也沒有子女。 他們的差異同樣明顯：牛頓生長在農村，他首先通過觀察自然來認識世界，而萊布尼茨成長于大學，書本是其學問的主要來源——這將為雙方不同的哲學主張埋下伏筆；牛頓的生活洋溢著古典主義的節(jié)制和簡樸，萊布尼茨則多了一絲巴洛克式的張揚與浮夸；牛頓性格孤僻，其專斷、粗暴、刻薄的行事風格讓人難以接受，而萊布尼茨不懼怕社交，說起話來更是滔滔不絕；牛頓長期擔任數學教授，對一官半職興趣不大，萊布尼茨則汲汲于公共事務，對政治問題有著宏大而獨到的見解。 令人意外的是，無論在學界還是仕途，牛頓都更加符合“成功”的標準。他不但提出了革命性的力學和光學理論，成為近代自然科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做事嚴謹周全，為英國皇家鑄幣廠的整合立下了汗馬功勞，被封為低階貴族；萊布尼茨則有些三心二意，雖輾轉于美因茨、巴黎、漢諾威、維也納和柏林，卻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相應的，兩人迎來了迥異的結局——一位享受國葬待遇，備極榮哀，另一位去世后卻無人問津。 究其客觀原因，我們在新式鐘表的普及過程中可見一斑：英格蘭歷經波折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工商業(yè)蓬勃發(fā)展——倫敦成為領先的鐘表業(yè)中心（直到100年后被瑞士的日內瓦和汝拉山區(qū)取代），平民獲得了更多的上升機會；反觀德意志，它慘遭三十年戰(zhàn)爭的蹂躪，政治支離破碎，各邦固步自封，工商業(yè)明顯衰落。當牛頓能夠長期與各界精英為伍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時，萊布尼茨只能依靠通信與各國學者保持聯絡，他的進步思想也不為貴族階層所重視。 兩個未能殊途同歸的偉大靈魂從未謀面。牛頓一生沒有離開過英倫，萊布尼茨雖兩次到訪倫敦，卻與前者擦肩而過。兩人的接觸僅限于幾番學術通信。沒想到，這也埋下了誤會的種子。結果，牛頓和萊布尼茨之所以被后世相提并論，竟然是因為一樁著名的公案。 牛頓早在1665年就發(fā)明了流數術，卻由于謙虛或固執(zhí)而沒有將成果公之于眾——他寧愿在與萊布尼茨的通信中“捉迷藏”。10年后，萊布尼茨率先發(fā)表了更加簡潔實用的微積分體系。后人研究表明，雖然萊布尼茨可能對牛頓的思想片段略知一二，但他的發(fā)明足以被視為獨立完成。 然而，這無法阻止優(yōu)先權之爭演變成一場國際鬧劇：它的起因并非2名當事人的沖突，而是牛頓支持者們煽風點火；爭吵發(fā)生后，皇家學會會長牛頓躲在幕后，指使學會針對萊布尼茨開展調查，卻沒有給后者辯解的機會；深感委屈的萊布尼茨不愿妥協退讓，甚至引導輿論發(fā)動反擊。英倫和歐陸學者分成兩個陣營，雙方從學術討論滑向人身攻擊，最終也未能達成和解。 從歷史上看，這場風波只是不列顛與歐陸之間綿延至今的無數齟齬之一。就在同一時期，笛卡爾提出的旋渦理論阻礙了經典力學在大陸獲得接受，牛頓堅持的流數術也使英國數學發(fā)展延誤達數十年之久。事實上，近代以來的任何重大科學成果都不是某人被蘋果砸中后的靈光乍現，而是歷代知識的積累、傳承和發(fā)展，是跨國交流與合作的結晶——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在全球聯動日益緊密而科技壁壘可能被重新筑起的今天，這樣的信念尤為珍貴。 3 科學在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模樣之前，走過了曲折的歷程。有意思的是，德·帕多瓦揭露的近代學術圈內的爭名奪利、拉幫結派和數據造假現象——它們至今非常普遍，實際上也反映著西歐科學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17世紀后期，在培根、伽利略、開普勒、哈維和笛卡爾身后，對世界奧秘的探索仍局限于一個由大多擔任公職或教職的博學之士——馮·格里克、帕斯卡、波義耳、斯賓諾莎、惠更斯、胡克、列文虎克、牛頓、萊布尼茨、雷恩、佛蘭斯蒂德、哈雷等——所組成的小圈子。此后數十年間，這個群體在倫敦、巴黎和柏林建立了科學院和天文臺，發(fā)行了最早的科學期刊，開始了最早的同行評審活動，簡言之——推動了現代自然科學的誕生。在此過程中，鐘表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 第一，鐘表推動科學成為獨立的觀念體系。隨著新式鐘表的誕生，標度時間徹底讓位于測度時間。時間獨立于自然現象，成為可被準確計量的物理參數，這強化了對世界的客觀性及其數學本質的信念�！叭绻�這些計時器沒有被預先發(fā)明，牛頓在17世紀末創(chuàng)立普遍的運動和引力理論就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鐘表提供了科學實驗的核心裝備。新式鐘表的精度大為提高，使進行更加復雜的物理實驗成為可能。而且，鐘表是一切精密機械的鼻祖，它的制造技術和經驗適用于眾多科學儀器，正是后者決定了未來科研發(fā)展的方向。 第三，鐘表建立了學術界、手工業(yè)和政府的新型合作關系。鐘表匠是天然的高級技師，他們幫助惠更斯、胡克、萊布尼茨等學者把構想變成實物——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科研成果轉化。為了解決“經度難題”，英國政府設立專門委員會并對航海鐘表的設計者賜予重金——這可謂最早的科技政策之一。在這兩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各部門協同參與的現代創(chuàng)新體系的雛形。 也許，鐘表還可以部分解釋“大分流”為何發(fā)生。在1697年出版的《中國近事》里，萊布尼茨依然相信：“中國和歐洲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兩座高峰，如果中西加強合作與文化交流，便可以達成完美和諧的世界�！笨墒�，當利瑪竇以來的傳教士一次次將彼時最先進的機械鐘表呈獻給中國皇帝，它們卻只是被視為“奇巧淫技”。即使是愛好西方科學技術的康熙帝，也從未認識到這些器物的潛在價值，更不愿臣民接觸外夷的技術知識。于是，這些當權者的私人玩物被封藏在禁宮深處達幾個世紀，直到成為故宮博物院的展品。 結果呢？由于缺乏精密計時技術，中國在被迫打開國門之前始終沒有出現發(fā)達的測度時 間，這在觀念和技術上阻礙了科學的進步。更重要的是，鐘表未能在東亞催生出有序、高效的近代社會。在西方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新式鐘表提供的強大組織能力甚至發(fā)揮了比計時功能更關鍵的作用。 4 德·帕多瓦認為：“從我們的時間文化來看，17世紀可謂設置了全新的標準�！笨陀^、數學的鐘表時間不僅改變了日常生活，也沖擊著原有的社會結構，打破了君主和教會對時間制度的壟斷。隨著私人鐘表的普及，時間成為公共品，進而推動了個體意識的覺醒。 以新式時間為參照，所有社會活動，無論是經濟、宗教、軍事還是交通，無論是宮廷儀式還是私人約會，突然都變得可預期、可規(guī)劃、可協調，使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也能夠像鐘表機械那樣運轉有序。在克勞利的工場，數學時間開始扮演組織者和控制者，成為機械化大生產的前提。因此，劉易斯·芒福德在20世紀總結道：“當今工業(yè)時代的核心技術是鐘表，而不是蒸汽機�！� 新式時間將效率置于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效率（也就是速度）本身就是由測度時間所定義。時間如影隨形——效率無處不在；時間愈發(fā)精確——效率更加珍貴。當效率成為市場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和技術裝置的基本參數，時間也被賦予價值——馬克思指出，商品價值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皶r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座右銘，并隨著西方的擴張被傳播到世界市場的各個角落。 不斷擴大的市場要求統一的時間。于是，地方時間被官方認定的標準時間取代，首先是城市，然后是國家，最后是全球——在鐵路和電報問世之后。1847年，英國主要鐵路公司決定統一火車時刻表，以格林尼治時間取代地方時間；1880和1884年，格林尼治時間又先后被英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確定為全國標準時間和世界標準時間。如今，我們早已對“天涯共此時”習以為常。當北京站奏起《東方紅》的時候，伯爾尼鐘樓內的機械裝置將同時敲響。 可是，當數學的社會時間統一了世界，它也切斷了人（首先是城市居民）與自然的聯系。個體的行為必須與集體確立的時間相協調，“守時”成為人們不得不遵守的美德。時間成了個人生活的指揮棒，讓整個社會圍繞它運轉——就像凡爾賽的路易十四，但就算是太陽王也離不開鐘表。于是，時間取代了傳統權威，卻建立了自己的暴政：沒有鐘表，個人無法生活，社會立刻癱瘓。人類試圖通過置閏、均時差和夏令時成為時間的主人，實際上卻成了時間的奴仆。 因此，盡管效率越來越高，分工越來越細，時間始終屬于稀缺資源。甚至，人們在相互競爭之外，還要與時間競爭，如同賽場上的跑者。在越收越緊的時間之網里，“人們對過去充滿了悔恨，對未來充滿了恐懼，試圖拼命地抓住現在”，甚至需要刻意打發(fā)富余的時間。就在這忙忙碌碌、熙熙攘攘之中，世人陷入一種集體焦慮，在抱怨“時間都去哪兒了”的同時，只好絕望地懷念過去：“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 時至今日，我們的時間經驗依然受到鐘表的主導。由于啟蒙運動和進化論的勝利，我們或許會把時間描述成螺旋發(fā)展的——線性為主，循環(huán)為輔。就像在《歷史研究》中，湯因比用車輪比喻歷史的進程：“這兩種相異運動的相互協調——一種主要的不可逆的運動產生于次要的重復性運動——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節(jié)律的本質�！� 但是，這并不是時間的本質。與太陽、流水和鐘聲一樣，鐘表時間只是時間的具象。想要探索真正的時間，我們必須追根溯源，尋找那個獨立于物質、運動和觀察者的時間本身。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開頭，牛頓區(qū)分了相對的、表觀的、通常的時間與絕對的、真實的、數學的時間。1715～1716年，他與萊布尼茨將就此展開一場影響深遠的論戰(zhàn)，進而將兩人的對立推向高潮。 5 關于時間的論戰(zhàn)是微積分發(fā)明優(yōu)先權之爭的副產品，或者說，是英國王太子夫人威爾士親王妃卡羅琳（后成為喬治二世的王后）試圖調解糾紛的意外收獲。它比優(yōu)先權之爭更具學術價值，并且與前者一樣，不是發(fā)生在2位主角之間，而是由萊布尼茨與牛頓的代理人薩繆爾·克拉克展開的。 牛頓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的經驗主義傳統。在他看來，獲取真知的唯一方法是對現象進行數學描述。同時，他深受當時流行的機械論的影響，后者以“鐘表宇宙”為理想模型。為了構建經典力學體系，牛頓沿著老師艾薩克·巴羅的思路，將均勻、線性的數學時間（類似一條數軸）作為計算物體運動、速度和加速度的前提。這種“絕對時間”是空間化的測度時間，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敖^對時間”與“絕對空間”都具有實在性，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讓所有事件發(fā)生于其中的容器”。 牛頓是虔誠的新教徒（盡管是反三一論者），他“相信《圣經》中的每一個字，包括《啟示錄》預見的世界終結。他認為，自然秩序不能僅用自然法則加以解釋，而是上帝意志的一番宣示”。他反對假說，將時間稱為“神的感知”，并試圖用水桶實驗證明“絕對空間”的存在，以間接推斷出“絕對時間”。 相反，萊布尼茨作為歐陸理性主義的代表，認為上帝創(chuàng)造的世界為“所有可能世界中之最佳者”，已經具有完美、前定的和諧。這種觀點接近自然神論，實際上已經排除了上帝。他的世界是由能動的、不可分割的精神實體“單子”和充足理由原則構成的，是抽象和因果的�！吧系鄄�沒有創(chuàng)造任何單個粒子、空間或時間，而是一舉創(chuàng)造出了整個世界�！� 因此，萊布尼茨試圖超越機械論，拒絕將時間與具體物質相關聯。他繼承和發(fā)展了奧古斯丁、貝克萊和笛卡爾的主張，認為時間與空間只不過是人們從運動軌跡中產生的想象，是“與外物關聯并能為我們的知覺所察覺的純粹理性的觀念”。“絕對空間”或“絕對時間”無法被觀察和證明，存在的只有我們在物體及其變化狀態(tài)之間建立的、用以描述它們的關系，比如“先”、“后”與“同時”。他總結道：“空間是共時存在物的秩序，時間是非共時存在物的秩序�！� 關于實在論和關系論的爭論只是這場論戰(zhàn)的邊緣話題之一。雙方你來我往，互設圈套，抨擊對方為無神論者。直到不久之后，萊布尼茨在貧病交加中辭世，通信戛然而止，這場辯論也沒有得出任何結論。但是，隨著經典力學在此后兩個世紀內被奉為真理，具有實在性的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獲得了普遍接受。相反，萊布尼茨的時空理論既無法量化，也沒有形成體系，很快就被后人遺忘。 直到19世紀末，人類全面突破自身經驗的維度，哲學和科學界才重新發(fā)現關系主義的價值。柏格森拒絕了時間的實體化和空間化，取消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藩籬，將時間統一到綿延。在科學領域，恩斯特·馬赫率先批判了水桶實驗，否定了相對于絕對空間的絕對運動的存在。接著，愛因斯坦基于光速不變原理提出了狹義相對論，致使時間和空間不再相互獨立，而是被統一為“四維時空”。1915年，愛因斯坦又在廣義相對論中進一步指出，運動的同時性是相對的，每個觀察者都能測得特殊的 “原時”。不存在絕對的參考系，“空間和時間只是我們進行思考的方式”�？墒牵�相對論把“絕對時空”請下了神壇，卻未能取得這場革命的徹底勝利�，F代物理學的另一塊基石——量子力學盡管同樣刷新了人們對宇宙的認知，卻始終未能超越“絕對時空”的框架。 隨著科學的發(fā)展，我們得以從更多的角度認識時間：它或許是破解物質運動或能量傳遞的方式——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時間在大爆炸之前或熱寂之后都不存在；又或許是生命意識的反映——心理學認為，我們所感受的“現在”不過是一段最多兩三秒的時長。今天，雖然世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無法擺脫對絕對時間的想象，但已經傾向于認為，關系主義更接近時間的本質。然而，只要大統一理論尚未建立，物理世界的終極圖景沒有展開，關于時間的討論就不會結束——也許永遠都不會結束。 至少，在此之前，托馬斯·德·帕多瓦講述的故事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時間經驗、時間工具（特別是鐘表——科學革命的活化石）和時間觀念，分辨自然／天文時間、人造／數學時間和時間本身，思考現代時間的“發(fā)明”及結果。如此，置身于躁動的時間之網，我們就能少一點無措和迷茫，多一分自信與堅強。 2019年6月于北京 前　　言 小時候，我有時會去工地上找我的父親。他是個泥瓦匠，從12歲起開始學習他父親的手藝，并把40厘米×20厘米×25厘米大小、在意大利南部叫作“tufi”的凝灰?guī)r石塊搬上梯子。我的父親在18歲時來到德國。 在沙堆中玩著抹刀的時候，我會在安全距離之外望著他如何將一塊塊石頭疊起并壘出墻體。盡管他的工具功能簡單，但他建好的房屋都擁有完美豎直的墻面。最重要的是鉛垂線：一根懸著金屬柱塊或普通石塊的細線。懸垂重物有著特殊的指向。任憑萊茵河谷的地表高低起伏，山坡陡峭，那塊鉛錘總能使屋內的垂直方向清晰可見。 為了回歸靜止，那一小塊金屬柱體總需要些時間。它不像造橋或采礦時使用的重物那樣沉。有時，我耐心地與之玩耍，先使它恢復平衡，再有意地推動，看看它將擺動多久。 很久之后我才得知，科學家也做過同樣的事。他們被規(guī)律擺動的重物所吸引，計算其搖擺的次數，制作出人類自古以來最精準的計時器。隨著擺鐘的出現，時間在17世紀首次被劃分為分和秒。它們周期性的嘀嗒聲標志著機械鐘的準確性更進一步，使科學的精密測量成為可能。擺鐘的發(fā)明和迅速普及正是探究加速度和力的新型物理學的前提。 可是，這些鐘表在測量什么？我們所稱的“時間”到底指什么，我們在諸事變化之中又通過什么判斷方位？ 本書將再次回撥時鐘，從兩位迥異的大科學家的視角出發(fā)來觀察時間這一現象：艾薩克·牛頓，他是英格蘭東部的伍爾斯索普（Woolsthorpe）的一位牧羊人之子，從小觀察星辰并自己制作了太陽鐘；以及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他是萊比錫的一位教授之子，伴隨著教案和課程表成長于大學的高墻之內。 當牛頓和萊布尼茨在1640年代出生時，鐘表的面盤上既沒有秒針，也沒有分針。最普遍的計時工具是日晷和沙鐘。它們可以顯示依賴于光照條件的本地時間，或者像沙鐘那樣測量一段固定的時長。雖然機械鐘也早已有之，比如教堂塔樓上的齒輪鐘或者裝飾奢華的桌鐘，但它們都是按照客戶個人要求定做的昂貴單件。這些令人驚嘆的自動裝置能夠一邊整點報時，一邊做出五花八門的動作：有些是獅子在轉動眼珠，有些是行刑者欲鞭打耶穌。至于所顯示的時間是否準確，則通常是次要的。 但是，新式鐘表有所不同：在制作擺鐘時，精通數學的自然科學家與鐘表匠——精密機械的先驅合作。1670年代，萊布尼茨在巴黎和倫敦近距離體驗到，鐘表發(fā)展是如何與一項實驗性研究攜手并進的。在擺鐘發(fā)明近20年后，擁有“擺輪”這個美妙德文名稱的新發(fā)現在1675年引起廣泛關注。它是一個由盤繞的彈簧（即游絲）帶動振蕩的小齒輪，這個細小裝置至今是機械懷表的核心部件。 游絲的出現使時間運動起來。新式鐘表首先在倫敦得到迅速推廣。在這個歐洲最大都會和世界貿易樞紐，每一天都已離不開縝密規(guī)劃，以至于在18世紀來臨之際，擁有鐘表對市民來說已是司空見慣。鬧鈴裝置格外受歡迎，人們開始談論“守時”，首次有運動員與時間賽跑，按日計酬的工人仿佛在按照考勤鐘上班。英格蘭正在邁向資本主義的時間經濟。 如果沒有新式鐘表，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ae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ca，簡稱《原理》）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其中提出了革命性的運動學說和以加速度為核心的重力理論，后者需要精準的時間測量才能獲得實驗證明。在他之前，英國皇家學會實驗室主任羅伯特·胡克（RobertHooke）已經用一個圓錐擺模擬了行星運動，并首次正確地指出了它們的正圓和橢圓軌道。牛頓認為，胡克在重力理論方面提供了關鍵性的啟發(fā)。 沒有哪位科學家像牛頓那樣深刻地影響了對時間的思考。按照他的說法，所有行星、衛(wèi)星和其他天體都在一個萬有時間的背景下運轉�！敖^對的、真實的和數學的時間自身流逝，它的本質均勻，不與外界事物發(fā)生任何聯系�！� 相反，對萊布尼茨來說，時間并非簡單地存在。它不是所有事物在其中發(fā)生的某種真實，而首先是一種意識現象。不過，我們主觀的時間體驗不只包括內心過程。時間是一種“純粹理性的觀念”，它也與外部事物相關，使我們能夠獲得感知。 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令萊布尼茨著迷。他的形而上學追蹤存在的豐富多彩，直入最微小個體的表現形式。這位哲學家架設了一座從主觀的時間知覺到社會的、可計量的時間的橋梁。 因為自動裝置內部存在一個以固定方式作用的因果機制，所以我們通過查看鐘表，能夠可靠地區(qū)分此前和此后發(fā)生的事情。但即使沒有鐘表，我們也能與他人就某件事發(fā)生得較早或較晚達成一致。按照萊布尼茨的說法，我們不斷認識事物及其變化狀態(tài)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以此為基礎，才建立起一個時間秩序。 萊布尼茨不只是位抽象的思想者，他自己設計了鐘表模型，發(fā)明了一個不計數任何時間單位卻掌握全部四則運算的自動裝置。通過與鐘表匠合作，他想出了用以代表自然數的新式機械部件，設計了輸入和結果機關，并向他的“活計算機”投入了一大筆經費。此外，設計二進制計算器的念頭似乎也在1679年閃現。您無法想象，萊布尼茨為您的電子計算機耗費了多少心血！ 這位德國人留下約1.5萬封學者通信，今天已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他多次試圖聯系英國數學界的領軍人物（指牛頓）。得益于微積分，牛頓成功地掌握了行星和其他天體在每個時刻／時間點的運動。不過，這位獨來獨往的劍橋學者沒有公開他的演算，而是繼續(xù)保密。 在他之后接觸到相同計算方法的萊布尼茨收獲了聲譽。萊布尼茨把微分和積分加以包裝，成為使用至今的符號語言，并自1684年起在歐洲大陸公布。在那個時代的兩位卓越數學家之間的少數信件往來中，開始了一場狡猾的捉迷藏游戲。兩人起初對彼此的敬意很快被競爭思維所掩蓋。結果，他們點燃了一場數學史上最激烈的優(yōu)先權之爭。當萊布尼茨所效力的漢諾威選帝侯格奧爾格·路德維希（喬治·路德維格）在1714年加冕為英國國王喬治一世時，它進一步升級為國家事件。直到萊布尼茨離世前不久，這場爭執(zhí)才在威爾士親王妃（勃蘭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羅琳，英王喬治二世之妻）的干預下以一場關于空間與時間的重要辯論結束。 * 我們的時間意識和在西方社會中經常感到的時間匱乏體現了一種文明進程，其中有越來越多的活動在邊際狹窄的時間網格背景下進行。本書再次鋪陳時間的歷史。它回望新式時間計量在歐洲出現的時代。那時，對于時間的理解還沒有受到無處不在的鐘表的影響，哲學也還沒有擴展成它后來的眾多科目。 本書各章節(jié)將往來于英格蘭和大陸之間。它們將講述歐洲貴族宮廷和大都會是如何引入馬車運輸和夜間路燈的，報紙和雜志行業(yè)是如何擴大傳播的，大城市里對持續(xù)測定時間的需求是如何增長的，以及配有分針和秒針的鐘表是在何種社會情景下出現的。 與此同時，時間也成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牛頓創(chuàng)造了成為物理學標準的時間概念。他的“絕對時間”是一個堅實的參照系，所有天體都在其中運動。與標準化的鐘表時間能夠協調大城市里各人的活動類似，“絕對時間”降低了物理學客體相互作用的復雜程度。 這樣固然便于理解，我們?yōu)槭裁凑務摗皶r間”。但萊布尼茨恰恰強烈反對時間被如此物化。對他來說，“時間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事件之間的時間關系。這位哲學家建立了一個關系的時間理論，但后者處在牛頓物理學的陰影之下，因而很快被遺忘。 直到20和21世紀，在恩斯特·馬赫在科學哲學領域、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諾貝特·埃利亞斯在社會學領域分別代表了一種萊布尼茨意義上的關系主義之后，它才重新獲得支持。特別是統一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嘗試遇到困難，使得當今人們對萊布尼茨時間觀念的興趣升溫。從中可見，現代物理學的重要理論對于其背后的時間的理解存在顯著分歧，猶如萊布尼茨和牛頓的觀點的差異。他們關于空間和時間的爭論至今沒有得到足夠的審視。 這兩位非凡人物的對立占據本書的中心。本書將展示，精準到分的鐘表是如何在17世紀末首次進入市民家庭并給人類背上包袱的，速度是如何降臨世間的，精確的鐘表時間是如何擊敗本地太陽時的，以及最后，時間標準是如何從可知的天象中獲得獨立的，簡而言之：為什么近現代是名副其實的。這場發(fā)現之旅將從人物傳記出發(fā)，帶領我們沿著時間計量和人類時間經驗的軌跡，走向不斷加速的現代世界——一個躁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