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tài)聲音，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寖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樸淳，心志郁于內，則任情而歌呼，天地變于外，則祗畏以頌祝，踴躍吟嘆，時越儕輩，為眾所賞，默識不忘，口耳相傳，或逮后世。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以祈靈貺，而贊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試察今之蠻民，雖狀極狉獉，未有衣服宮室文字，而頌神抒情之什，降靈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呂不韋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保ā秴问洗呵铩贰吨傧募o》《古樂》）鄭玄則謂“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保ā对娮V序》）雖荒古無文，并難征信，而證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間之心理，固當以呂氏所言，為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猶風波也，激蕩既已，余蹤杳然，獨恃口耳之傳，殊不足以行遠或垂后。詩人感物，發(fā)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隨訖。倘將記言行，存事功，則專憑言語，大懼遺忘，故古者嘗結繩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法，今不能知；書契者，相傳“古者庖犧氏□□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辭》） “神農(nóng)氏復重之為六十四爻。”（司馬貞《補史記》）頗似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積畫成象，短長錯綜，變易有窮，與后之文字不相系屬。故許慎復以為“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說文解字序》）。要之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圣，亦憑臆之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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