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在明代得到了豐富和發(fā)展。程朱理學成為明朝的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陽明心學在明朝中葉出現(xiàn)以后，也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和發(fā)展。理學的這一整體發(fā)展狀況既是明代社會文化發(fā)展于思想領域的反映，同時又影響著明代社會文化的發(fā)展，而同作為社會文化領域的史學，其與理學的關系即是如此。 明代理學與史學的關系紛繁復雜。這其中，既有理學對史學的主導和規(guī)定，亦有史學對理學的反哺和約束；既有官方化程朱理學對史學的消極影響，亦有新生的陽明心學對史學的積極促進；既有基于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的互異性而對史學產生大相徑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亦有同作為理學的同一性而對史學相似、甚或是相同的共同塑造。
李德鋒，漢族，1980年出生，安徽蕭縣人，歷史學博士�，F(xiàn)為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出版學術著作《此心光明——評說王陽明與傳習錄》（人民出版社，第二作者）1部，在《史學史研究》《人文雜志》《求是學刊》《內蒙古社會科學》《內蒙古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2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主持和參與多項國家、省部級課題。
緒論
第一章 明代前期的理學與史學
第一節(jié) 明代前期的理學發(fā)展及其困境
一、“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明初的立國宗旨
二、“家不異政，國不殊俗”：明朝統(tǒng)治者對程朱理學的改造和利用
三、方孝孺之死：明初理學發(fā)展的巔峰與困境
第二節(jié) 明代前期理學支配下萎靡的史學
引明初統(tǒng)治者對史學的直接利用
一、明初史學意識淡薄
二、泛道德歷史評論削弱了史學的客觀性
三、綱目體史書體裁對史學視野的局限
四、深陷門戶之爭的學案體
第三節(jié) 附庸與救贖：明前期史學對理學的影響
一、史學在程朱理學官方化過程中的構建作用
二、史學經世致用傳統(tǒng)：程朱理學的自我救贖
第二章 陽明心學的興起、價值及其史學表現(xiàn)
第一節(jié) 陽明心學的興起及其價值
一、心學興起的時代背景
二、陽明心學的產生、傳播和壯大
三、“心即理”對個體價值的解放
四、“知行合一”說對“知而不行”現(xiàn)狀的改變
五、“致良知”命題的本體論和工夫論意義
第二節(jié) 王學諸人的史學表現(xiàn)
一、王陽明論歷史
二、“高論百王”與“以史證經”：薛應旃、唐順之等人的古史改編
三、“憲章 當代”與“經世致用”：王學后學的明皇朝史成就
四、道統(tǒng)構建與“道一”：陽明后學的學案體成就
第三章 心學影響下中晚明史學的崛起
第一節(jié) 陽明心學對史學自我意識的激發(fā)
一、心學對個體價值的倡揚與私人史著的涌現(xiàn)
二、私人史著的王學背景
三、”異端”史論的豐富性
第二節(jié) “六經皆史”說：史學進一步走向獨立的津梁
一、陽明“六經亦吏”說的原始內涵及其時代意義
二、在經與史轉寰之間：李贄對經學權威的瓦解
三、史對經的超越：王世貞的經史關系思考
第三節(jié) 陽明心學與明中后期三股史學思潮
一、心學與啟蒙
二、心學與經世致用
三、心學與黜虛征實
第四節(jié) 陽明心學對學案體等史籍發(fā)展的促進
一、對學案體史籍發(fā)展的促進
二、對通史撰述的重視和改編
三、促進了史論類史籍的涌現(xiàn)和史學知識的普及
第四章 史學對陽明心學的影響
第一節(jié) 史對經的制衡：心學對程朱理學的一種挑戰(zhàn)途徑
一、經、史與程朱理學、陽明心學
二、史學：陽明后學對程朱理學的挑戰(zhàn)途徑
第二節(jié) 史事考實：心學應對程朱理學質疑的基本態(tài)度
一、《朱子晚年定論》：陽明基于心學理論闡發(fā)的考據(jù)學嘗試
二、“格者，正也”解
第五章 “合會朱陸”與明代史學發(fā)展
第一節(jié) 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共通性
一、高于具體的“天理”和“良知”：理學家們共同的追求目標
二、“格物致知”與“良知”之致：理學家們不容忽視的工夫論問題
三、注重實務：雙方各自內部糾偏工作中形成的共同接觸點
第二節(jié) 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對明中后期史學的共同塑造
一、“榮經陋史”基本理念的延續(xù)
二、對經世致用史學傳統(tǒng)的普遍認可
三、對于一些史學基本準則的遵循與發(fā)展
參考文獻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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