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天花板，抑或喇叭口

2015年底，我曾為馮敏飛先生大作《危世圖存：中國歷史上的15次中興》作序，題為《走出興盛衰亡的歷史循環(huán)》，這部著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版，或者說是中國例證、中國范式。今年年初，馮兄又寄來一部新著《歷史的季節(jié)：讀史當明勢》樣書，并邀我再給寫幾句。敏飛的勤奮令人敬佩，鑒于此前已知道他的史學立場和價值取向，因而欣然答應，只是忙于俗務，一拖再拖，差點耽誤了出版良機，實在抱歉！

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格外久遠，各種方式的歷史言說是中國人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我們談歷史總是隨時隨地可以找到與現實相映照相類似的往事。在中國人眼里，歷史并不總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歷史的相似性、因果關聯，讓很多人感到歷史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環(huán)往復。春秋在古代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fā)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曾是史書的統(tǒng)稱。相傳魯國《春秋》由孔子修訂而流傳后世，馮兄也將自己的接續(xù)力作命名為《歷史的季節(jié)》。

馮敏飛先生說，李淳風《推背圖》之類的歷史預言他是不信的，但以為李淳風所言欲知將來，當觀已往則具有永恒的歷史意味。與《危世圖存：中國歷史上的15次中興》不同，《歷史的季節(jié)：讀史當明勢》聚焦中國14個長壽王朝，對這些朝代建國70年前后這一歷史節(jié)點作切片式分析，別開生面圖解這些王朝興盛衰亡之歷史軌跡。

作者通過統(tǒng)計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樣本，證實70年是王朝的天花板，抑或是喇叭口。大部分王朝都過不了這道天花板，少部分通過天花板的王朝則一般會延續(xù)很長時間。這類王朝將天花板打通成了喇叭口，因而打開了王朝的上升空間。

中國古代王朝建立70年之際，硬幣兩面的圖景截然不同。以西漢為例，漢初奉行無為而治國策，開創(chuàng)了文景之治，但潛在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一方面，對漢朝很少給予溢美之詞的司馬遷《史記·平準書》記載：至今上（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而董仲舒對此歷史節(jié)點有另一種表達：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司馬遷、董仲舒為同時代的思想者，面對同一社會竟然得出如此不一樣的觀感，這到底哪面是真，哪面是假？對此，作者沒有給予非此即彼的回答，而是借用千年之后的宋代名臣范仲淹一席話展開討論。范仲淹說：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而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侵月削，現在不可不更張以救之。范仲淹和董仲舒一樣，都強調王朝即使處于興盛期喇叭口之外也要進行改革的必要性。

人類自產生以來似乎一直與風險相伴，總是在抵御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1986年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他將后現代社會詮釋為風險社會。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理論，根本目的是要以此為依據來批判和改造簡單現代性，提出新的未來圖景，因此他對于風險社會的出現并不悲觀，而是認為這些新的風險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對制度變革產生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的一句名言發(fā)展才是硬道理已經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然而鄧小平晚年對中國未來發(fā)展境遇所做的另一個判斷卻鮮為人知，很少提及。1993年9月，鄧小平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中不無憂慮地說：現在看，發(fā)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fā)展時少。此前他一直堅持認為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發(fā)展，在一年前的南巡講話中還強調發(fā)展才是硬道理。這個認識與貝克的風險社會核心理念異曲同工，二者出籠時間也相差無幾。它等于是承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內部張力一直都存在，現代社會涌現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而直面社會問題進行改革乃是常理。換言之，喇叭口之外仍然會有許多新的問題，蘊藏著諸多風險。

當前中國社會非常復雜，傳統(tǒng)的前現代的東西、現代性的東西、后現代的東西加上全球化的因素，構成了一個萬花筒般的糾纏體系。發(fā)展起來之后問題是多還是少難以簡單回答，但我們都目睹了中國社會因物質交換、信息交換的幾何級數增長而產生的各種社會摩擦遞增的景象和趨勢。內外環(huán)境越是復雜，我們近代以來經歷痛苦沉淪和萬般犧牲而探索得來的改革開放的大旗越要高舉。

歷史是一面鏡子，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馮敏飛先生對每個長壽王朝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思考，例如史上的貿易戰(zhàn)，具有特別的意味。近代以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顢頇和怯懦讓我們后人痛心疾首，特別是在閉關鎖國這一焦點問題上。其實，開放本身也是一種改革，當然也是常理。

早在16世紀的明代中后期，西方傳教士就進入中國與士大夫和老百姓交流。那時的中國與西方并沒有發(fā)生激烈沖突，雙方都能以一種學習的態(tài)度對待對方，西洋的知識通過他們介紹進來，如利瑪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中國的知識體系。至于西方，當然也通過傳教士獲取了古老的東方智慧，我們讀稍后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儒家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影響。

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一場政權更迭將這一切斷送殆盡。滿洲入主中原后，一些至今還不太明了的原因導致清帝國朝野各界對世界的認識遠不如明末。作者在剖析中國人全球視野演化時，恰當引入明末清初朱舜水的觀點：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令人記憶尤深！

在中西交流不暢的那段時間，人類歷史正發(fā)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傳統(tǒng)王朝一個個倒臺，民族國家紛紛建立，共和國、工業(yè)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權……歷史的發(fā)展突然加速，在中國還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就被迫倉促卷入全球化進程。

歷史總在不斷重復，當然每一次重復并不意味著前事后事完全一致。今天的中美貿易失衡與18世紀中英貿易失衡具有極大的差異，但緣起、演變似乎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今天的中美貿易失衡是因為中國市場巨大但購買力不足，中國的初級產品品質優(yōu)良，價格低廉，信譽可靠，幾乎壟斷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這種情形幾乎與18世紀中英貿易困境如出一轍。那時的中國主要出口茶葉、絲綢、瓷器、大黃等初級產品，物美價廉，技術含量并不高，但對英國以及英商經營的其他市場來說格外重要。相應地，中國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結構極大地阻礙了市場發(fā)育，四民中的士與商人對英國的主打產品有需求但量太少，農工兩個階級收入低，消費力弱，甚至基本不消費工業(yè)品，因而中英貿易失衡愈演愈烈。至18世紀晚期，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否則貿易無法繼續(xù)進行。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是中國走向世界、與工業(yè)革命同步共振的最佳時機。那時的中國資本充裕，富甲天下，而且中國有尚未開發(fā)的巨大市場，不論是接納英國的工業(yè)品，還是開始中國自己的工業(yè)化進程，馬戛爾尼使華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節(jié)點，而且這時的乾隆皇帝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擁有至上權威的最高主政者。然而，馬戛爾尼沒能打開中國的大門，卻在與中國朝野零距離接觸后，真切了解到了中國的真相，洞悉了中國的軟肋，這為后來的中英沖突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關于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原因，中外史家有非常細致的研究，主要歸結為文明的沖突，以為英國人不愿接受屈辱的三跪九叩禮節(jié)。這個因素當然重要。那時的中國統(tǒng)治者滿腦子確實存在著想象的朝貢體制，甚至試圖將英國納入這個體制之中。

其實，假如我們仔細閱讀馬戛爾尼來華史料，還可以發(fā)現中方之所以對英國使節(jié)前恭后倨，除了文化差異之外，可能還與四年前發(fā)生在巴黎的騷亂后來被命名為法國大革命有關，甚至是直接原因。

據《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記載，當馬戛爾尼從避暑山莊返回北京后，曾有一位私人朋友來訪，這位朋友對中國朝廷的情況非常熟悉，也了解在廣州經商的困難逐漸增加。他說，中國人對于外國使節(jié)僅視為在國家重大節(jié)日送禮而來，節(jié)日過后即刻歸國。中國很少有與他國締結條約的觀念。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內未發(fā)生暴亂以前來，遭遇到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英國人現在所受的壓迫，將來總有解除的一天。中國政府對于任何一種新的事物最初總是抱著強烈反對態(tài)度，生怕自己上當吃虧。但等它對這個事物的新鮮感逐漸沖談，習以為常之后，它未始不可以重新考慮加以采納。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乾隆朝防患于未然的謹慎在此后半個世紀也被證明并無大誤。巴黎騷亂不僅讓法國開始持續(xù)動蕩的百年史國王被殺，秩序紊亂，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共和國、帝國輪番登場，直至第三共和國方才平靜下來。那時的中國不能理解法國的動蕩、世界的動蕩是一個新時代到來的先聲，不知道這些動蕩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調整。中國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選擇了置身事外，這讓后來的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

中國的回避并沒有解決中英貿易失衡問題，也沒有回應英國資本家對中國市場的關切與期待。一方面，工業(yè)革命釋放的紡織品產能依然無法進入中國，贏得中國人的歡迎；另一方面，隨著工業(yè)革命進一步深入，歐洲經濟更加活躍，人民生活品質日益提升，對中國產的茶葉等需求量加大，中國對英出口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貿易失衡更為嚴重。特別是隨著英國政府對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的取消，貿易失衡漸漸地讓罪惡的鴉片貿易所解決。

鴉片迅速讓貿易失衡逆轉，中英幾度交涉無效，遂訴諸于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中國名之曰鴉片戰(zhàn)爭，英國則命名為通商戰(zhàn)爭。戰(zhàn)爭以中國失敗而結束，中國的市場因此被打開，五口通商改變了先前廣州一口通商的格局。對于中國人來說，失敗并不可怕，先賢們也一直教誨中國人知恥而后勇，見賢思齊，三人行必有我?guī)�。那時的中國如果能發(fā)奮圖強，自主改革，或者像林則徐、魏源講的那樣師夷長技以制夷睜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清廷不這么想，他們覺得危機已經過去了，一切可以恢復正常。因此，從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中國錯過了十八年發(fā)展機遇，沒能主動向西方學習。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清帝國終于邁出了第一步，開始向西方學習工業(yè)化。經過三十多年的發(fā)展，清帝國確實逆轉了后乾隆時代長達百年的下滑趨勢，中國的工業(yè)化獲得了長足進展。洋務新政畸形發(fā)展帶來嚴重的問題，貌似快速增長其實非常脆弱。1894年，只是一個局部的可控的戰(zhàn)爭，清朝竟然敗了，而且敗在中國人素來瞧不上的日本人手里。這讓后來的中國人心里最難平衡。

千百年來，日本是中國文明的優(yōu)等生，從遣唐使直至近代，日本都是純粹的學生，只是比老師更善于學習。鴉片戰(zhàn)爭之后，魏源根據林則徐《四洲志》編纂了《海國圖志》，這是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必要行動。然而，這部凝聚林則徐、魏源等人智慧的巨著，竟然在中國沒有多少閱讀者。假如那時的中國人仔細研讀魏源的《海國圖志》，并按照魏源的提示實際操作，那么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絕對不是那樣的格局。

而更讓后人郁悶的是，中國人不看《海國圖志》就算了，但傳到東瀛卻引起日本人的極大興趣。日本人從這部書以及中英交涉全過程中悟出一個新的思路，漸漸明白西方人東來的目的，也明白如何去與西人打交道。中國的失敗成為日本的經驗，魏源為中國人寫的這部著作成就了日本的后來。

如果一定要說中日兩國現代化道路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么日本是全心全意學習西方，脫亞入歐轉型向西，徹底地學；中國是經過鴉片戰(zhàn)爭打擊之后，開放一點國門，象征性地學。因為中國是被打敗之后學，所以就帶有這樣一種復仇心態(tài)，強調師夷長技就是為了制夷。這是中日兩國在學習西方時最大的差別。這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顯：中國是一定要守住的狀態(tài)，日本則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狀態(tài)。甲午戰(zhàn)爭證明，表面的、一時的強大并不說明問題，改革與開放力度過小，國家能力提升過慢，與列強的差距并沒有實質性縮小的時候照樣會挨打。

馮敏飛先生一直很謙虛，也很勤奮。他說他對自己非歷史科班出身心底始終有揮之不去的虛怯，常自嘲無知無畏，努力以勤補拙，多下些笨功夫。我總是鼓勵他：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寫史，人家不會用史學家的標準要求你！他早年出版了幾部小說，我讀過他的歷史小說《孔子浪漫史》，本來還想專門寫篇文章，可惜一直抽不出時間。近十來年他潛心于史，著重關注中國王朝的創(chuàng)世、盛世、危世、末世歷史四季，先后出版了歷史隨筆《中國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危世圖存》，漸漸系列化。

從史學發(fā)展一般情形來看，大眾歷史寫作一直是中國歷史學的主流，晦澀深奧的歷史寫作相對說來比較少。大眾歷史的寫作要注意篇章布局，注意結構，注意敘事，注意營造內在緊張，注意起承轉合，讓讀者在閱讀中找到愉悅，產生自然的閱讀興趣。馮敏飛先生新書《歷史的季節(jié)：讀史當明勢》在確保基本史料引用準確的基礎上，廣泛引用百家觀點，對中國社科院卜憲群編《中國通史》、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哈佛中國史》、臺灣學者姚大中《姚著中國史》、芬納《統(tǒng)治史》等大部頭著作均有較深涉獵。正是在此基礎上，作者對歷史復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tǒng)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fā)人深省。下面擷取兩例：

其一，讀史如觀荷，只問是否華麗轉身。作者巧妙引用歐文·斯通《梵高傳》內容作譬喻：藝術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婦女和她的嬰兒，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卻不可以掀起她的內衣去看她是否沾滿血污。王朝出生之狀，要么是被遮掩的假相，要么是不忍直視的真相，這些不看也可以想象。我們還是著重看它們是否及時洗禮，華麗轉身，不再制造新的血污。轉身和改革是中國歷史永恒的話題，歷久彌新。

其二，讀史明勢比讀史明智更重要。袁世凱能登上總統(tǒng)之位說明他并不是簡單的草莽英雄，看他的字讀他的書很容易了解到，他雖不是學富五車，不過至少知道讀史明智，知道借鑒歷史經驗教訓。但從后來的政治實踐來看，袁世凱顯然只是明智而不明勢。其最后的失敗，歸根結底還是不太明了歷史大勢和世界潮流。

中國自來有文史不分的傳統(tǒng)，馮敏飛先生這部書在遵循基本歷史事實基礎上，充分發(fā)揮了文學的優(yōu)勢，敘事曉暢，充滿情感，給人以閱讀的愉悅。

通鑒是為了資治，這是中國學人久遠的傳統(tǒng)。馮敏飛先生也沒有背棄這個傳統(tǒng)，他在這部書中除了講述一個又一個新穎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的還是他對歷史的思考。任何一個王朝的建立都有傳之久遠的期待，一世二世以至于萬世，但是為什么那么多的王朝最后倒在天花板下？他們?yōu)槭裁礇]有將天花板變?yōu)槔�叭口，為王朝打開另一個上升空間，而是一個接一個倒下，成為天花板理論的證據呢？此外，國家上升到喇叭口之外又如何保持強韌的發(fā)展勢頭，走出興盛衰亡的歷史周期律呢？這是我讀馮著久久無法釋懷的深層原因。

是為序。

馬勇2019年7月9日星期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