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權(quán)王朝以來，官僚制度與郡縣制度成為支撐中央集權(quán)的兩大支柱。古代官僚政治制度因而成為古代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三十年來，研究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論著頗多，如通論類有楊樹藩的《中國文官制度史》、吳宗國主編的《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等等①；一些政治制度通史也必然包含或涉及官僚政治制度的內(nèi)容，這些著作有左言東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張晉藩、王超的《中國政治制度史》，以及白鋼主編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②等等；斷代類則有陳仲安、王素的《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王穎樓的《隋唐官制》，張國剛的《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寧志新的《隋唐使職制度研究》，以及卜憲群的《秦漢官僚制度》，③等等；其他論文則更多，不一一列舉。毫無疑問，這些研究為闡明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內(nèi)容、特征及其發(fā)展變化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地方官僚政治制度如何，是否與政書典籍記載相同？尤其是邊疆地區(qū)官僚政治制度如何，是否與中原地區(qū)一致？由于材料限制，以往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比較欠缺，而這些問題的研究，僅僅依靠史書記載，是行不通的，更難取得重大突破。所幸的是，一個世紀以來，新疆出土了大量簡帛、文書、碑志及其他考古資料，尤其是吐魯番出士了大批唐代原始官府文書，為我們研究邊疆地區(qū)官僚政治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
　　一個世紀以來，學者們利用新出土的考古資料，結(jié)合文獻記載，對西域歷史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政治制度史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績，如早年羅振玉、黃文弼、馮承鈞、岑仲勉以及日本塢崎昌、內(nèi)藤乾吉等對麴氏王國官制或唐西州官府文書進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集成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不過，由于當時出土資料非常有限，探討還不夠充分。
　　19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吐魯番、大谷、斯坦因、寧樂等出土文書的出版，研究開始深入。唐長孺、吳震、侯燦、王素、柳洪亮、孟憲實以及日本的池田溫、關(guān)尾史郎、白須凈真、荒川正晴、町田隆吉、本間寬之等，曾分別對高昌郡的軍政制度、麴氏王國的王府出令制度、麴氏王國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進行過探討；王永興、張廣達、姜伯勤、陳國燦、朱雷、孔祥星、榮新江、孫繼民、吳玉貴、盧向前、李方、劉安志以及日本的中村裕一、氣賀澤保歸、中田篤郎、白須凈真、荒川正晴等，曾分別對唐代西域的勾檢制度、軍府制度、公文制度等作過研究。這些研究大大深化了我們對西域歷史和政治軍事制度等方面的了解。但是，有關(guān)西州官僚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見。而西州地方官僚制度諸如官吏選拔任用制度、官僚體制、官吏管理制度等問題不僅亟待深入研究，而且還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