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黑粗Av,大陆精品国产av成拍色拍

　　該書收錄了作者從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的詩文、書簡三十余萬言。這些詩文以優(yōu)美、飽含深情的語言抒發(fā)了了作者對祖國的熱愛，記述了作者漂泊人生的悲歡，反映了作者對人生際遇的感悟，也留下了時代風云的痕跡。是作者畢生文筆之精華，也是作者革命歷程之寫照。

　　全書充滿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充滿了作者對祖國深沉的愛，哪怕歷經(jīng)磨難，仍“永遠歌唱祖國明媚的春光”！該書具有較高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

　　后記

　　我在20世紀生活了八十年，同我的祖國和人民一起經(jīng)歷了許多困苦、屈辱和磨難，也經(jīng)歷了不少的奮斗、奉獻和歡樂。從1937年抗日戰(zhàn)爭開始，我的這些漂泊人生的悲歡，大都反映在我的這些叫作詩文的獨白中。它們不但反映了我對人生際遇的感悟，多半也留下了時代風云的痕跡。不過限于才思，大多平淡無奇，因而我從不珍惜，疏于收藏，有的甚至連作品發(fā)表與否也不知道。即使有幸發(fā)表，大多隨風飄去，任它落到天邊，墜入泥潭，從無編輯出版的奢望。

　　出乎意料的是，卻有一些前輩和同齡人很關心我的習作，首先是我讀高中時的恩師、詩人常任俠先生，次之是我在田漢先生領導的重慶文化工作委員會文藝組工作時認識的詩人艾青和力揚，還有當時尚未謀面的青年詩人鄒荻帆和彭燕郊(那時我的不少習作是寄給燕郊而由他分投給桂林報刊的)。奇怪的是一位自己不寫新詩的長者也很關心我的習作，他就是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藝組和我同住一室的盧鴻基先生。他是一位美術家，早年就參加了魯迅先生關懷過的“一八藝社�！睆聂斞赶壬抢锢^承了一份熱情關懷文學青年的美德。他看到我在靳以主編的《文群》上發(fā)表的小詩《泥土的夢》，非常喜愛。硬要我再抄一份給他，他要給“老胡”(他指胡風先生)看看。以后，大概胡先生也覺得不錯，就在《七月》上發(fā)表了，可是在目錄上詩題卻錯印成“魯迅”的了，胡先生因此非常抱歉，并在來信中邀約我把詩作收集起來編成一集，給他編入《七月詩叢》出版，這當然使我喜出望外。所幸這時一些底稿尚在，我寄二十多首請他審定。他審定后正擬排印，不料詩稿竟遭國民政府圖書審查當局扣留。不但詩集未能印出，連原稿也丟失了。這大概是那首《寫給故鄉(xiāng)》招了忌吧！在白色恐怖的統(tǒng)治下，我們又能如之何呢?

　　以后還寫了一些詩，手邊也還有些底稿，但在顛沛流離中喪失殆盡，再后索性隨寫隨丟，以為既已發(fā)表，也就完成了它的存在價值。何況置身40年代后期決定中國命運的斗爭中，實在也無心顧及。誠如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所說：“我把詩獻給我的人民，也許我到死還未被人民了解，可是我為他們服務過——我就心安理得。”當然我怎么能和涅克拉索夫相比？但是他的話使我感動。因為那時的中國上空還是一片烏云，我的詩怎么可能為國民政府當局所寬容？

　　直到革命人民在祖國的土地上取得全面勝利，馮雪峰主持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了個出版“五四”以來新詩集的計劃。據(jù)說，我的詩集也包括其中。但不久，“胡風冤案”爆發(fā)，我被認為是“胡風集團”的骨干，連人身自由都失去了，遑論出版詩集?經(jīng)過四分之一世紀，到了70年代末，總算真相大白，平反并恢復了黨籍，才又有了發(fā)表作品的可能。80年代初，到一個地方出版社擔任分管文學出版的副總編輯，于是，許多好心的朋友勸我趁此將詩集重編出版，可因為我當時在其位，又不愿意以權謀私，因而坦然敬謝。不久，詩人綠原、牛漢要編《白色花》，詩人周良沛要編《新詩鉤沉》，他們囑我千萬收集舊作，經(jīng)我“千方百計”搜求，也才收集了十首左右。

　　但此后，熱情幫我收集的朋友多起來了，比如《重慶日報》的蕭鳴鏘，她冒著山城酷暑鉆到重慶日報館藏的舊報的閣樓上，在塵土堆積中汗流浹背，為我一一查找《文群》《蜀道》上的舊作。又如早年就在桂林熱情鼓舞我寫詩的詩人彭燕郊，親自為我查找并抄錄來抒情長詩《寫在一個人的墓前》和小詩《夜的花朵》(沒有他的幫助，我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這兩首詩的)。還有詩人鄒荻帆，竟為我查抄我在他主編的《詩墾地》上發(fā)表的所有詩作。這無疑耽誤了他們自己許多寫作時間。此外熱情幫助我查找舊作的還有詩人林彥、陳道謨、孫踞東、木斧，作家吳若萍、劉石夷，翻譯家倪受禧以及重慶圖書館的曾健戎先生。在這里我要衷心感謝他們，難得的是還有一些詩稿則是由編選各種詩選的編者自己從當年的一些報刊上選錄的，例如1938年寫的《遙寄》、1941年寫的《樹之歌》。看到這些選本，我才記起自己還寫過這些詩作。在這里我也要衷心感謝他們。沒有這些朋友的關懷和幫助，很難想象我能編成這本集子。

　　詩文收集不少了，篩選一遍，仍感到許多東西已時過境遷，不值永存，編集之心，再度猶豫。最后促使我編成這本集子的是詩人荻帆和臺灣詩人高準。鄒在臨終前不久來信催促我說：“你一輩子為人作嫁，現(xiàn)在該為自己縫一件壽衣了！”善哉，臨終之人，其言也哀。高準在來信中也說：“不知您是否將出一本您的作品全編（包括詩與文）？如出了，務請惠賜拜讀�！蔽医K于決定聽他們的話，編印這本集子了；盡管印出以后他們仍然難免散成碎片，墜入泥潭，但它總能殘留一點半點，給我們這個多災多難、多喜多憂的20世紀記下一個漂泊者心靈的印跡，因為“個別人物心靈中發(fā)生的過程，乃是歷史運動的反映”啊。

你還可能感興趣

我要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