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我”
　　我寫“我”，真是一個絕妙的題目，但是，我的文章卻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我”，兩者親密無間，因為實際上是一個東西。按理說，人對自己的“我”應該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實上卻不盡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視過高的。這在人類歷史上竟成了一個哲學上的大問題。否則古希臘哲人發(fā)出獅子吼：“要認識你自己！”豈不成了一句空話嗎？
　　我認為，我是認識自己的，換句話說，是有點自知之明的。我經常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剖析自己。然而結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點過了頭，我的自知之明過了頭，有時候真感到自己一無是處。
　　這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
　　拿寫文章作一個例子。專就學術文章而言，我并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滿意的學術論文并不多。反而別人的學術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輩的文章在內，我覺得是好的。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心情呢？我還沒得到答案。
　　再談文學作品。在中學時候，雖然小伙伴們曾贈我一個“詩人”的綽號，實際上我沒有認真寫過詩。至于散文，則是寫的，而且已經寫了六十多年。加起來也有七八十萬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滿意的也屈指可數(shù)。在另一方面，別人的散文就真正覺得好的也十分有限。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還沒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壞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壞？我不通倫理學，沒有深邃的理論，我只能講幾句大白話。我認為，只替自己著想，只考慮個人利益，就是壞。反之能替別人著想，考慮別人的利益，就是好。為自己著想和為別人著想，后者能超過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則是不好的人；低得過多，則是壞人。
　　拿這個尺度來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一個好人。我盡管有不少的私心雜念，但是總起來看，我考慮別人的利益還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說真話與說謊，這當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個標準。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于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地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
　　我這樣一個自命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樣呢？我是一個感情充沛的人，也是興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實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頭來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樹，只有樹干和樹枝，而沒有一朵鮮花，一片綠葉。自己搞的所謂學問，別人稱之為“天書”。自己寫的一些專門的學術著作，別人視之為神秘。年屆耄耋，過去也曾有過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張，減少一點枯燥，增添一點滋潤，在枯枝粗干上開出一點鮮花，長上一點綠葉；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時候整天連軸轉，“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無日，路窮有期，可嘆亦復可笑！
　　我這一生，同別人差不多，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跨過�？部部揽�，彎彎曲曲，一路走了過來。我不能不承認，我運氣不錯，所得到的成功，所獲得的虛名，都有點名不符實。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駭人聽聞的所謂什么“大革命”中，因為敢于仗義執(zhí)言，幾乎把老命賠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難忘的。
　　現(xiàn)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貞洶耸�年來的歷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么一個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20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21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20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20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并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20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xiāng)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xiāng)山東清平縣（現(xiàn)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qū)。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峙履囊惶煲矝]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里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并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愿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愿意讓后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xiāng)下無論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么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里，兩個毛頭小伙子，兩個鄉(xiāng)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里，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后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里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于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xiāng)，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晌覀兗宜�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于他怎樣侍弄這點兒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yè)，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fā)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xiāng)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六十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面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里，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里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面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著我吃，眼里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里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里，這意味著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終于離開了家，當年我六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并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決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xiāng)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后，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么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于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么后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后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沒有受過什么正規(guī)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fā)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fā)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都t樓夢》、《三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閑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后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里用手電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后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丶液�，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fā)財?shù)�。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yè)，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里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岜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shù)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huán)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里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huán)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岜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并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shù)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lián)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并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直奉戰(zhàn)爭、直皖戰(zhàn)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xié)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卷殘云，大軍占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濟南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zhàn)。
　　日寇占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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