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話劇藝術已在多個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與此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在近些年來，由于青年演員、導演和從業(yè)人員的創(chuàng)作能力令人堪憂，使得不少戲劇學者與行業(yè)專家認為：已經到了通過學習斯氏體系對于我國演劇進行“重新啟蒙”的關鍵時刻。①那么面對重新學習，我們又該從哪里人手？
　　契訶夫說：“俄羅斯人是沒有文化的，我們對于黑格爾的每句話都不愿意放過，可是我們對于托爾斯泰卻不甚了了。”②契訶夫的話告訴我們：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具有深厚文化，要看他們是否真的了解與認識到自己民族的文化巨人。而在我國學習實踐斯氏體系的進程之中，不僅創(chuàng)造出了一批譽為經典的舞臺作品，而且還誕生了像焦菊隱、孫維世這樣了不起的導演大師。③
　　焦菊隱年少酷愛契訶夫的戲劇作品，并由契訶夫開始學習斯氏體系演劇藝術。早在“桂林一江安”時期，焦菊隱不僅翻譯、校對《契訶夫戲劇集》，而且翻譯出了斯氏《演員自我修養(yǎng)》（第一部）法文版和聶米羅維奇，丹欽科《回憶錄》，并且通過《一年間》和《哈姆雷特》等劇的導演創(chuàng)造，留下我國演劇早期學習斯氏體系濃墨重彩的一筆。一九四七年，焦菊隱以話劇《夜店》的舞臺藝術成功掀開我國探尋“掌握先進演劇方法”道路上的嶄新一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焦菊隱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兼西語系主任與戲劇音樂系教授等職，并且專門開設、講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講座”等課，成為一名深入研究斯氏體系創(chuàng)作方法的戲劇專家。
　　一九五一年，焦菊隱受“北京人藝”首任院長李伯釗之邀，導演老舍先生的劇本《龍須溝》獲得巨大成功。話劇《龍須溝》的出色排演，不僅開創(chuàng)焦菊隱“詩意的真實”的導演風格，而且奠定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美學傳統(tǒng)。在這之后，焦菊隱積極帶領“北京人藝”青年演員跟隨蘇聯(lián)戲劇專家鮑·格·庫里涅夫學習斯氏體系，并且參與教學劇目《耶戈爾·布雷喬夫及其他的人們》的導演工作。焦菊隱還不遺余力地探索建立民族演劇美學，不僅留下《虎符》《茶館》和《蔡文姬》等開拓演劇視野的舞臺作品，而且還提出了建立話劇藝術“中國學派”的遠大夢想。
　　孫維世自幼學習表演，后赴蘇聯(lián)主攻導演，并且跟隨斯氏傳人尼·戈爾恰科夫教授進行“心理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系統(tǒng)訓練�；貒�之后，孫維世就導演出了大受好評的《一場虛驚》o而這一出小秧歌劇，也成為了我國演劇學習斯氏“有機行動”創(chuàng)作原理的首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