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本書的創(chuàng)作動機源于我的好奇與疑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感到好奇的是，發(fā)生于千里之外的大屠殺事件，為什么會在五十年之后即1990年代，突然成了美國文化中的熱門話題？無論是作為一名猶太人還是作為一名美國人，讓我疑惑的地方在于，大屠殺已經在美國猶太人和普通美國人話語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是否如大多數(shù)人似乎認為的那樣是可喜的發(fā)展呢？撰寫本書的這些年滿足了我的好奇心，也證實了我的疑惑。在這個導言中，我將為讀者簡述我研究這個歷史問題的方法，以一種更易于理解的方式來闡述我想說的東西。我也將闡明我的疑惑的根源，以便讀者明了我源于何處。我之所以對美國人為何變得如此具有大屠殺意識充滿疑惑，部分原因在于這個時機，即為什么是現(xiàn)在？一般說來，歷史事件絕大多數(shù)都是在它們發(fā)生之后立即就會被談論，然后會漸漸地消逝于人們的記憶之中。是1920和1930年代，而不是1950和1960年代，帕斯尚爾戰(zhàn)役和索姆河戰(zhàn)役的慘狀成了小說、電影和集體意識所關注的焦點。而到了1950和1960年代（即那場偉大戰(zhàn)爭四十多年之后），它們已經跌入記憶的深洞，只有歷史學家在黑暗中圍著它們轉。關于越南戰(zhàn)爭最叫座的電影和最暢銷的書籍大都出現(xiàn)于戰(zhàn)爭結束的五年或十年之間，就像華盛頓的越戰(zhàn)老兵紀念碑。然而跟隨大屠殺的節(jié)奏卻很不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頭二十年左右它幾乎不被談及；而自1970年代始，它則日益成了美國人的公共話語的核心議題當然，尤其是在猶太人中間，但一般而言也存在于整個文化之中。如何解釋這個非同尋常的時序？疑惑的另一部分原因則是：為什么是這里？大屠殺在德國（那些罪犯及其后代的國家）的意識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這絲毫不足為怪。這對以色列也是一樣的，因為其國民或者說國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和這些罪行的受害者有著特殊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對于那些在戰(zhàn)爭期間被德國占領的國家來說同樣如此，因為該戰(zhàn)爭就是為了把猶太公民放逐至死（或者直接殺害）。在所有這些國家中，他們的父輩、祖輩直接面對著這種罪行要么抵抗、要么幫助，以各種方式見證了它；在所有這些情況中，都和大屠殺有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而對于美國，則看不到這些聯(lián)系。大屠殺發(fā)生在遠離美國海岸數(shù)千英里的地方。大屠殺幸存者及其后代只占美國人口1%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在美國猶太人中也只是一小部分。只有少數(shù)幾個納粹罪犯設法跑到了美國。美國人，包括一些美國猶太人在內，在它發(fā)生之際，都絲毫沒有意識到我們現(xiàn)在稱之為大屠殺的是什么；這個國家當時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打敗軸心國。美國并未像某些其他國家那樣與大屠殺有某種種形式的關系。所以，除了為什么是現(xiàn)在之外，我們不得不問：為什么在這里？盡管這些問題從未被學者系統(tǒng)地審視過也許正是因此，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存在某些心照不宣的共識。這（有時是直白的，通常是含蓄的弗洛伊德式的）把目前關于大屠殺的關注看成是不可避免的發(fā)展結果。創(chuàng)傷，依據(jù)標準的精神分析詞條，是主體生命中的一個事件，它是根據(jù)其強度、主體的無助感以及它給心靈組織帶來的劇烈而持久的影響來界定的。創(chuàng)傷暫時是可以被抑制的，但是被壓抑之物具有重新進入意識的持續(xù)趨勢。確實，在弗洛伊德理論中，創(chuàng)傷和壓抑是相互界定的。創(chuàng)傷是那些無法忍受而不得不被壓抑的精神現(xiàn)象；壓抑則是那些太痛苦而無法負荷的精神現(xiàn)象的結果；它們在一起又不可避免地導致被壓抑之物的回歸。根據(jù)這個影響深遠的解釋，對于美國猶太人，以及在更寬泛意義上對所有美國人來說，大屠殺就成了一個創(chuàng)傷性事件，初期的沉默是壓抑的表現(xiàn)，近年來對此的熱議則是被壓抑之物的回歸。盡管這一理論不乏其精致性，我并不認為這一方案在解釋美國人關于大屠殺之意識的滋生發(fā)展方面是有說服力的。關于它對許多歐洲國家和以色列的適用性，已經有其他作者探討過，而這不是我們這里關注的重點。在美國，尤其是對大屠殺幸存者而言，創(chuàng)傷、壓抑以及被壓抑之物的回歸依次出現(xiàn)似乎是可信的。（即便如此，就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大屠殺幸存者在1940年代后期經常試圖談論他們有關大屠殺的經歷，卻屢屢受阻。）當然，對于有些美國猶太人，甚至可能有些非猶太人來說，大屠殺確實是創(chuàng)傷經歷。但現(xiàn)有證據(jù)并未表明總體上說，美國猶太人（更別說美國非猶太人）在該詞值得一提的意義上遭受了大屠殺創(chuàng)傷。他們經常感到震驚、驚愕與悲傷，但這和大屠殺創(chuàng)傷并不是一回事，并不存在由壓抑到被壓抑之物的回歸這樣的不可阻擋的進程。人們通�？偸呛唵蔚丶俣ù笸罋⒈囟ㄊ莿�(chuàng)傷性的。而如果它不被談論，那就一定是被壓抑了。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理解大屠殺意識在美國的演進，而不涉及衍生出諸如社會無意識之類含混不清的實體。在192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茨就開始研究集體記憶他也是這一術語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哈布瓦茨并不是把集體記憶看成是過去在當下的復活，而是認為當下的關注決定了我們記憶過去的內容及其方式。（將哈布瓦茨的理論運用于大屠殺記憶的研究，具有嚴正的恰當性。當哈布瓦茨在法國淪陷期間抗議他的猶太岳父被捕時，他被流放到布痕瓦爾德，并最終死在那里。）依照哈布瓦茨的說法，集體記憶不僅僅是某個集團共享的歷史知識。事實上，集體記憶從根本上說是非歷史的，甚至是反歷史的。歷史地理解某物就得認識到它的復雜性；就得和它保持足夠的距離以便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它；就得了解當事人的動機和行為充滿歧義，包括道德的歧義。集體記憶簡化了歷史；它從一個單一的確定視角看待事件；它無法容忍任何形式的歧義；它把事件簡化成了神話原型。歷史意識，就其本質而言，聚焦于事件的歷史性它們發(fā)生于那時而不是現(xiàn)在，是從不同于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中發(fā)展而來。相比之下，記憶則對時間的流逝沒有感覺；它拒絕對象的過去性，堅執(zhí)其持續(xù)的在場。一般而言，集體記憶，至少是有重要意義的集體記憶，可以被理解為是關于某個群體的永恒或本質真理的表達通常是悲劇性的。記憶一旦形成，就會為該群體的成員界定永恒真理以及隨之而來的永恒認同。塞爾維亞人最重要的記憶，就是1389年科索沃戰(zhàn)役的失敗，這象征著穆斯林永遠具有主宰他們的企圖。波蘭在18世紀的分裂使其獲得了作為各國中的基督這一重要身份，這被外來的壓迫牢牢地釘死在十字架上。法國工人每年都去巴黎公社社員墻（Mur des Fédérés，即1871年公社社員遭屠殺之地）朝圣，以便牢記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永恒對立。以這種方式來理解集體記憶，有助于我們把短暫的和相對不重要的記憶與那些持續(xù)存在并形塑成了意識的記憶區(qū)分開來。牢記阿拉莫之戰(zhàn)、牢記緬因號事件以及牢記珍珠港都迅速地形成了極大的共鳴，但當相關工作完成之后，它們幾乎就被遺忘了。人們在大的周年紀念日之際（如美國革命兩百周年紀念日、哥倫布首航五百周年紀念日）會產生記憶迸發(fā)，但是針對這些日子的一系列紀念活動并不意味著我們見證了重要的集體記憶。在猶太傳統(tǒng)中，有些記憶非常久遠。關于出埃及和圣殿毀滅的程式化紀念活動象征著上帝對猶太人的永久呵護，也象征著上帝對猶太人誤入歧途的永久憤怒。猶太人的其他記憶則依賴于當下的需要，是一種偶然的存在。馬察達自殺1這一事件被猶太人遺忘了長達將近兩千年，盡管關于該事件的文字記載唾手可得。這不是因為馬察達是受到壓抑的創(chuàng)傷，而是因為傳統(tǒng)猶太教致力于生存和神圣的研究而非軍事對抗。這個傳統(tǒng)記住了拉比約翰南?本?撒該，也記住了雅弗尼市建立學院，而沒有記住埃利埃澤?本?耶爾和集體自殺。到了20世紀，猶太復國主義者發(fā)現(xiàn)馬察達更有助于他們的自我理解與自我表達，于是新的集體記憶便出現(xiàn)了。有些記憶曾經發(fā)揮過作用，而如今則變得毫無用處�！兑运固�記》最后的章節(jié)中談及了王后請求準許屠殺猶太人的仇敵，不僅屠殺那些有武裝的敵人，而且還包括他們的妻子和孩子最終的死亡人數(shù)是75 000人。這些記憶為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提供了令人滿意的復仇幻想；而在目前的泛基督主義時代，這些章節(jié)已經輕易地從普林節(jié)紀念中消失了；今天，大多數(shù)美國猶太人很可能對它們的存在一無所知。假如采納哈布瓦茨的方式來看待美國的大屠殺記憶，即把該記憶與當前所關切的議題聯(lián)系起來，那么我們必須去了解這些議題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被界定的以及是被誰界定的。我們將思考這些議題為何能夠使大屠殺記憶在一個時期內顯得不適宜、無用甚至是有害的，而在另一個時期則是合適的和值得保有的。當考察大屠殺記憶的命運變化這一過程時，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它怎么樣與變化的環(huán)境相協(xié)調，特別是在美國猶太人中，怎么樣與關于集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表達的不同決定相協(xié)調。如何看待這些關于集體記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呢？有人說，弗洛伊德把記憶看成是一種強制，而哈布瓦茨則把它看成是一種精心的選擇。但是這不夠準確，除非我們對選擇這一術語做出限定。人們認為選擇這一詞語通常隱含著自由選擇之意，而我們所談論的這類選擇則是環(huán)境所塑造、所限定的產物。（我們所理解的這個環(huán)境包括冷戰(zhàn)以及中東地區(qū)持續(xù)的沖突，對掩蓋或鼓吹種族差異的不斷變化的態(tài)度，對受害者、共同生存策略的態(tài)度的變化。）選擇這個詞通常意味著權衡利弊之后的深思熟慮的決定。但是，就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與大屠殺記憶相關的那些選擇，我們將發(fā)現(xiàn)它們往往是直覺的選擇，或心照不宣的選擇，而對它們的后果則并未做太多的思考。并且我們不得不經常問自己應該考慮誰的選擇。就我們的集體記憶而言，就像集體意識的其他方面一樣，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聰明的循規(guī)蹈矩者，都習慣于接受別人的暗示。最終，就形成了體制化的記憶，這也是哈布瓦茨認為特別重要的東西。先前的選擇（無論是深思熟慮的還是欠缺考慮的）之累積，已經產生了致力于大屠殺記憶的相關機構以及一大批研究大屠殺記憶的專業(yè)骨干。此二者一起為大屠殺的核心地位提供了自我持續(xù)的動力，而無需依賴于任何進一步的決策。因此，這一故事即大屠殺為何一開始會被邊緣化，而后則成了美國的核心議題，將是一個僅僅在剛剛所描述的弱化意義上的有關選擇的故事。美國猶太人將是這個故事中的核心，因為在這個國家中，他們已經在關注大屠殺方面表現(xiàn)得非常積極主動。但這絕非僅僅是屬于猶太人的故事。一方面，美國猶太人在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方面絲毫不比其他美國人少，甚至在建構猶太意識的過程中，他們也對那些影響所有美國人的政治、社會以及文化方面的變化做出了回應。盡管是猶太人首倡把大屠殺置于美國人的日常議題中，我們也必須追問：20世紀晚期美國社會和文化中的什么東西使得非猶太裔美國人接受了這個提議？有些業(yè)已形成的影響（它們塑造了我們談論大屠殺的方式與程度）是眾所周知的，并且可以追蹤到現(xiàn)成的文獻中；其他的則比較晦澀，只能通過檔案材料予以重建。而且這些影響之間以非常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我將盡最大努力把這個故事說得容易理解，但是，我無法使它簡單明了，或者免于內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