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教育

本書的論述體現(xiàn)出這樣一種努力，即探索和闡述蘊含在民主社會中的種種理念，并把這些理念應用到教育的各種問題上。這一探討包含從上述觀點出發(fā)對建設性目標和公共教育方法的暗示，也包含對先前的社會境況中形成的認知理論和道德發(fā)展理論的批判性評價，而在名義上的民主社會中，這些理論仍然發(fā)揮著作用，阻礙著民主理想的徹底實現(xiàn)。正如本書將表明的，本書所論述的哲學關系到民主的成長，而民主的成長既伴隨著各門科學中的實驗方法、生物科學中的進化觀和產業(yè)重組的發(fā)展，也伴隨著這些發(fā)展所暗示的教材和教育方法的變化。
在此，筆者由衷地感謝師范學院古德塞爾（Goodsell）博士的批評；感謝同一個學會的基爾帕特里克(Kilpatrick)教授的批評和他就本書論述主題的順序提出的建議，筆者從他那里獲益良多；還要感謝愛爾西·瑞普利·克拉普(Elsie Ripley Clapp)小姐提供的許多批評和建議。古德塞爾博士和基爾帕特里克教授還十分樂意地通讀了校對稿。筆者也衷心地感謝學生們多年來一屆接一屆地前來聽課，這里無法細述了。

約翰·杜威
哥倫比亞大學，紐約
1915年8月



修訂版譯后記

為什么說杜威是一位深刻的自由教育的倡導者？這是在閱讀和翻譯這部《民主與教育》時常常浮現(xiàn)在我腦海中的一個問題。在哲學史上，杜威常常被視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但從這部著作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不但沒有把文化與實用對立起來，并且還致力于批判哲學史上這類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杜威在書中指出，在各種教育價值的分離中，文化與效用之間的分裂是根本性的。盡管這種分離常常被視作本質性的、絕對的，實際上卻是歷史性的、社會性的，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自由教育專注于為認識而認識的自足自立的閑暇生活，而實用的、實際的訓練是為了機械地從事某些活動，毫無理智和美學的內涵可言。……舊有的歷史狀況的因素依然存在著，維護著這種教育上的分離。因此，他認為，在民主社會中，哲學家有一種天然的責任，消除教育中的各種二元對立，設立一套課程，使思想引導所有人的自由實踐，并使閑暇成為承擔服務職責的回報，而不是成為免除這一負擔的理由 （第314315頁）。由此可見，杜威認為文化和實用的對立是社會歷史原因造成的，雖然是教育的事實，卻不是教育的自然本質，在民主社會中，真正自由的教育并不是屬于某個文化的群體的特權，而是面向社會所有成員開放的。
杜威的這種教育理念與他的哲學觀點是一致的。他在書中提到，如果我們愿意把教育視為對自然和人類同胞的根本理智和情感傾向的形成過程，那么，甚至可以把哲學定義為教育的一般理論（第393頁）。認識論中的各種二元對立學說在理智上和事實上都影響了當時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就杜威的哲學理念而言，人的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是承認事實上個體差異性的平等，因此，民主社會中的教育應該是引導人們充分基于自己的傾向發(fā)展自身的教育，這樣的社會讓人是目的成為可能，任何一個人都不是其他個人或群體的手段，唯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平等。可以說，《民主與教育》這部著作既闡釋了杜威的教育理念，更體現(xiàn)了其哲學觀點，值得反復閱讀和思考。
《民主與教育》當初是恩師俞吾金教授與我合譯的。初譯稿由我完成，但因為我缺乏翻譯經驗，初稿生硬艱澀，俞師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林暉老師、陳佳老師進行了繁重的校稿，甚至是重譯工作，方終成此譯稿。今年上半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朱華華老師聯(lián)系到我談及再版事宜，我征求了師母的意見以后，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考慮有二，一則《民主與教育》這部著作在教育和哲學方面都很有價值，二則當初在指導我翻譯以及后期校對的過程中，俞吾金教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此次再版是對恩師的一種紀念。在本次校訂中我注意到，除了一些錯字、別字以及遣詞造句等文法方面的錯誤以外，仍然存在一些翻譯上的問題。對于發(fā)現(xiàn)的問題以及校訂中產生的疑惑，我整理后在校樣中一一標明，并聯(lián)系了編輯朱華華老師，她對我提出的疑問及時回應、耐心解答，在此也非常感謝她細致盡責的工作，以及在校訂譯稿過程中給予的無私幫助。
孔慧
2018年11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