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張耐冬北伐是一個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明顯傾向性的詞匯。在古代，它仿佛具有天然的正義性被迫離開中原、在南方另建新巢的政權興師北伐，無不以光復故國，救民于水火為口號。他們強調自己是中原文化與正統政權的繼承者，收復失地、還定中原是他們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按照這個自我定位，北伐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不言而喻。然而，這些政權發(fā)起的北伐之戰(zhàn)，多數只是和北方政權爭奪土地、人口或是海內獨尊的正統名號，解民于倒懸似乎從未真正落實過。在南北分裂的時代，通過北伐來宣示自己對中原地區(qū)擁有統治權，也是南方政權在樹立自身正統地位時常用的方法。不過，這種標榜正統的方式，也使北伐成為傳統文化中極具特色的一個現象。當我們談起分裂時代的戰(zhàn)爭時，北伐往往可歌可泣，而南征不但很少被正面描述，甚至這個詞匯也很少被使用。究其原因，恐怕問題在于北伐被視為正義之舉，南征則往往被當成南侵。自秦漢之際匈奴勃興于北境，中原政權每每受到來自長城以外的壓力，而從漢末開始，北方鐵騎一次次南下，衣冠南渡之事便也反復上演。中原文化由此產生了應激性，將北伐的意義上升到以軍事行動保衛(wèi)華夏文明、使這一古老文明得以延續(xù)的高度，原有的爭奪土地、人口與名位的戰(zhàn)爭便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北伐被視為正義行為，正是其符號作用所帶來的效應。世代相傳的歷史講述，不斷強化著危機意識，也不斷提醒我們應嚴守中原立場。直至今日，這種態(tài)度也未發(fā)生根本的改變，可見古代正統觀對當下歷史敘事的影響。作為文化符號的北伐為世人稱道，但要讓這一符號人格化卻并不容易。若一種文化符號無法人格化，那么它對后世的影響就會極為有限。孔子被塑造成圣人與先師，黃帝被視作華夏初祖，就連文字的發(fā)明也要歸結到倉頡一個人身上，無不是將文化符號人格化的結果。北伐不易被人格化，主要是因為南方政權發(fā)動的戰(zhàn)爭與其他的政權間爭斗并無不同，很難找到文化意味，而能夠作為捍衛(wèi)華夏文化的典型事件與人物，卻又基本出現在北方政權進攻時的保衛(wèi)戰(zhàn)中。兩千余年的王朝史里，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積極且正面的北伐代表，恐怕就只有祖逖與辛棄疾。值得玩味的是，這兩個人的北伐行為與信念，與他們各自所在的政權關系都不大。這樣的孤憤英雄，在中原文化風雨飄搖之時挺身而出，而不是倚仗某一皇帝或王朝，才足夠成為存續(xù)中原文明的代表。辛稼軒一生對北伐思之念之，懷有濟世之才卻壯志未酬，只能將胸中百萬兵盡寫在詞中，欄桿拍遍后也要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祖逖同樣未能實現收復中原的理想，但他組織的北伐卻對當時的北方政權產生很大震懾作用，就連對手也對他十分欽佩。唐人修《晉書》，稱贊他克復九州之半，已是極高的評價，聞雞起舞與擊楫中流的故事更是彰顯了他的個性。北伐的舞臺上少不了祖逖，就像興復漢室的路上必須有諸葛亮一樣。可惜，談起這位公元四世紀的北伐豪杰，多數人還是停留在聞雞起舞擊楫中流這類片段故事上，對于他本人，和他所在的時代，卻少有了解。何茲全先生所寫的《祖逖北伐》，曾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后來作為中國歷史基本讀物的《上下五千年》在當時剛剛推出，且是以事件為主，已經對教科書式講授歷史不滿的讀者，也希望看到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普及類著作。這部原稿不滿一萬字的小書正符合了這一需求，用淺近的語言將祖逖的生平及其政治作為進行了詳細描述。不僅如此，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介紹了魏晉時代的基本社會狀況，以及引發(fā)西晉滅亡、北人南渡的政治背景，勾勒出了祖逖個人生命軌跡所在的時代坐標系。一般來說，講述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時，在聚光燈下的基本只有主人公，其他人物至多是配角，作為背景因素的時代與政治信息則往往被作者有意無意地虛化，這樣才顯得主角卓爾不群、形象高大。何先生的寫法則不同，無論是《祖逖北伐》，還是其他有關歷史人物的文章，都盡可能地將這些人物放回到他們所在的時代環(huán)境中。這樣一來，英雄與名士們都顯得不那么神秘，似乎少了些許魅力，但卻讓他們長久以來被各種文學描述與政治敘事所掩蓋的廬山真面得以顯現�！独献印酚兴�謂信言不美之語，正可視為史學思維與文學筆法、政治宣傳的分界。這本《祖逖北伐》雖是普及歷史常識之作，但仍體現了史學的基本精神。十幾年前，何先生曾在閑聊時提起往事，說自己的啟蒙老師服膺桐城派的文風，他受此影響，文章也寫得十分簡潔，別人能寫幾萬字的題目，自己寫幾千字就結尾了。這說法一半是實情，另一半也是自謙之詞。除了簡要這一特征，桐城文法也講究謀篇布局，下筆絕無與主旨無關之言。在這本小書中，與祖逖相關的時代與政治信息也是如此。這些信息其實回答了幾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么西晉王朝會滅亡，中原會被北族所控制？為什么祖逖會有堅定的北伐信念，能夠組建起一支追隨他的隊伍？為什么東晉政權建立之后，祖逖卻依然形單影只地獨撐北伐局面且最終失敗？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歷史課上，后兩個問題常會被祖逖的愛國情懷這一抽象且有些空洞的說法搪塞過去，《祖逖北伐》則用交代背景的方式，將流民在東晉政權中的地位及其北伐熱情、西晉滅亡后豪族強宗與塢堡具有的特殊社會意義與政治影響、東晉初年的政治格局與祖逖在其中的身份等學術問題娓娓道來，將祖逖的個人情懷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所在的社會階層所抱持的觀念相聯系，將其個人行為與具體的政治局勢相聯系，讓那個時代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讓祖逖個人不再是抽象的文化與政治符號。中國古代社會史是何先生最關注、取得最多成就的學術領域，對于中古時代的經濟形態(tài)、社會分層、依附關系以及在此框架上搭建起的政體、思想與學術，他有很多獨到且深刻的見解。這些看法也在這本書中有所體現。在講到自己的相關觀點時，他并沒有使用難懂的專業(yè)詞匯或大段的理論，而是在具體史實的基礎上進行講說。歷史普及作品應采取的寫法，大概就是這樣吧。寫作這部書的時候，正是文革結束、何先生回到教學與研究崗位的年代。當時，他既要上課、撰寫學術論著，又要參加各類學術會議與學術考察活動，還時常到各地講學。在排滿的日程里，他抽出時間寫下這部《祖逖北伐》，可見普及歷史常識在他心中的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三國史》序言中，他也提到過編寫教材和通俗讀物的意義，后來，這個想法在《愛國一書生》中再次被提起，而且更為明確：將計劃中的學術著作完成后，他準備寫作通俗歷史小說。重視對史學常識的普及，與何先生的人生追求有很大關系。他曾積極參與政治，也主辦過《教育短波》和政論刊物，自己也寫過關于政治局勢與國家前途的政論。編訂《何茲全文集》時，他曾有過將這些早年的非學術文章收錄進來的打算，后來因難以集全而作罷。但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家園不只是書齋，治學論政，開啟民智，都是他的理想。有這樣的追求，向社會傳播歷史常識、推廣傳統文化，也被他視為理所應當的責任。遺憾的是，何先生寫作通俗歷史小說的心愿最終未能實現，他普及史學常識的作品，也只留下了若干在《文史知識》等刊物上發(fā)表的文章，和這一部書�！蹲驽驯狈ァ窂某醢娴浇裉�，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這些年里，書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學界有了新的看法，行文風格上，近年來走紅的普及類歷史讀物所具有的華麗文風也和這本書較為質樸的寫法有一定距離。不過，因為立足于《晉書·祖逖傳》等基本材料，以何先生自己對魏晉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的看法為基礎，所以在基本觀點的闡述和歷史線索的梳理方面，此書自有其價值。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書的主題是北伐，一些與北伐關系不大的內容，比如祖逖對王敦的態(tài)度等細節(jié)，在書中并未細講。而一些不大光彩的行為，比如他放縱下屬劫掠時的言論，也做了淡化處理。最后，要感謝這本書的責編孔伊南。在她約我寫這篇導言之前，我并未讀過這本書。這段時間，反復讀這本薄薄的小書，并將它與何先生其他的史學普及之作對讀，算是做了一次補課。讀的時候也總在想象，先生如果自己把這些內容講給我們，將是什么情景。猶記得博士剛畢業(yè)時，一次去先生家中閑聊，大家說起當時非常走紅的一檔電視節(jié)目中與三國史有關的內容。先生坐在書桌前認真聽著，偶爾用手攏住聽力欠佳的耳朵，讓我們重復一遍剛剛說過的話在他的心里，對普及史學常識的消息一直非常關注�，F在這本書重新出版，若他還在世的話，想必也會很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