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長河中，聳立著一座一座的思想豐碑，上面鐫刻著那些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重大影響和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偉大思想家的名字。正因為有了這些偉大思想的指引,人類社會才一步一步地從黑暗走向光明，從愚昧走向文明。當然，人類在向著光明摸索前行時，總會受到一些錯誤思想的誤導，乃至走了不少彎路。一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不言而喻的簡單道理，在數百年前卻信眾寥寥、難以生存。眾所周知，良好法律制度的制定及其有效實施對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在人們沒有真切體驗到法治的妙處、享受到法治果實的甘美時，是既認識不到良好法律與法治的好處，也認識不到它們對于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比如清末民初著名法學家程樹德先生就曾尖銳指出：紀文達編纂《四庫全書》政書類法令之屬，僅收二部，存目僅收五部，其案語則謂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所錄略存梗概，不求備也。此論一創(chuàng)，律學益微。雖然早在此兩千余年之前就有人指出法律之重要性，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說的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之亂未之有也，但即使是在時隔兩千多年之后的十八世紀的中國，法律與法治的作用仍然不為統治者所承認。即便在今天的中國，亦不乏尚權甚于尚法之人。由此可見，人類社會從黑暗、蒙昧時代一路走來，不斷成長、發(fā)展，這是何其不易的事情。

關于學者和思想家在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中所應承擔的責任，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曾經說得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家費希特在此問題上也十分理智、清醒。他指出：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是，高度關注人類一般的實際發(fā)展進程，并經常促進這種發(fā)展進程，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他不僅必須使人們一般地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他尤其應當隨時隨地向他們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