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張蔭麟先生短暫一生留下的*著作,是當時教育部計劃出版的高中歷史教材《中國史綱》的*部。不僅被譽為歷史教科書中*好的一本創(chuàng)作,更是一種別具一格的通史讀物。作者依據(jù)自己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為嚴格的選擇和取舍,用講故事的方式寫出中國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章節(jié)安排簡要得當,文字技巧活潑動人,思想智慧透徹通達,隨處流露出作者的才情與用心。
錢鍾書先生曾說:張蔭麟乃梁任公學術志業(yè)之傳人,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實。本書是張蔭麟先生*專著,在通史寫作中堪稱楷模,適合廣大歷史愛好者閱讀。
自 序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布,是在事變之后將近三年,F(xiàn)在發(fā)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我們正處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于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于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chuàng)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于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fā)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fā)現(xiàn),新研究范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壘壘的時代,期于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fā)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蕩,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zhàn)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fā)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它們結集,把它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拿什么的筆削做標準?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地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么,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shù)霓k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Froude)把歷史比于西方的綴句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若取任何幾種現(xiàn)行的某國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準,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孰為高下,這標準是什么?讀者于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xiàn)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shù)耐ㄊ。筆削的標準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只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里,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物的面上,或蘊在該物的內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于一特定的標準而言。什么是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呢?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只應用于史事上,但我們現(xiàn)在只談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別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標準。重要一詞,無論應用于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都不是意義單純(Univocal)的;有時作一種意義,有時作別一意義;因為無論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我們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都不是唯一無二的;我們有時用這標準,有時用那標準。而標準的轉換,我們并不一定自覺。惟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義甚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較上,我們用以判別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種不同的標準。這五種標準并不是作者新創(chuàng)出來的,乃是過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覺地,卻從沒有嚴格地采用的,F(xiàn)在要把它們盡數(shù)列舉,并加以徹底的考驗。我們用來統(tǒng)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范疇。這四個范疇也是過去史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部分使用的,F(xiàn)在要把它們系統(tǒng)地列舉,并闡明它們間的關系。(甲)因果的范疇。歷史中所謂因果關系乃是特殊的個體與特殊個體間的一種關系。它并不牽涉一條因果律,并不是一條因果律下的一個例子。因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復現(xiàn)的;而歷史的事實,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嚴格地說,是不能復現(xiàn)的。休謨的因果界說不適用于歷史中所謂因果關系。(乙)發(fā)展的范疇。就人類史而言,因果的關系是一個組織體對于另一個組織體的動作,或一個組織體對其自然環(huán)境的動作,或自然環(huán)境對一個組織體的動作(Action),或一個組織中諸部分或諸方面的交互動作(Interaction)。而發(fā)展則是一個組織體基于內部的推動力而非由外鑠的變化。故此二范疇是并行不悖的。發(fā)展的范疇又包括三個小范疇:(1)定向的發(fā)展(Teleogical Development)。所謂定向的發(fā)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其諸階段互相適應,而循一定的方向,趨一定鵠的者。這鵠的不必是預先存想的目標,也許是被趨赴于不知不覺中的。這鵠的也許不是單純的而是多元的。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廣東東莞人,F(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1929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史和社會學。1934年回國后,任清華大學歷史、哲學兩系講師,同時兼授北京大學歷史、哲學課程。1935年,應約編纂高中歷史教材,即《中國史綱》。抗戰(zhàn)爆發(fā)后,曾在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1940年轉任浙江大學教授,1942年病逝于遵義,年僅37歲。張蔭麟博學多聞,在史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能將各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每能自出新解,被同時代學者譽為史學天才。
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會
第三章 霸國與霸業(yè)
第四章 孔子及其時世
第五章 戰(zhàn)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第六章 戰(zhàn)國時代的思潮
第七章 秦始皇與秦帝國
第八章 秦漢之際
第九章 大漢帝國的發(fā)展
第十章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第十一章 改制與革命
附 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