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5世紀初的希波戰(zhàn)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光輝的篇章之一，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任何一個有教養(yǎng)的人對于這次戰(zhàn)爭都會有所了解。雖然并不是所有在少年時代讀過關于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和忒米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的故事的人都記得這些活動家的傳記，不過，每一個讀者一定還多多少少記得希臘歷史上這一動人心弦的時代著名的全幅圖景。這幅圖景大致是這樣。

在東方專制君主的統率下，受皮鞭驅使的東方外方人大軍，向貧小但愛好自由的希臘攻來。希臘的滅亡或受奴役看來無可避免。然而，奇跡發(fā)生了：由于萬眾一心和高度發(fā)達的文化，希臘人竟得以擊潰數十倍于他們的波斯大軍，阻止了強國波斯的勢力進一步向西方擴展。當然，完成這一偉大功勛的前提，只能是希臘人內部不同集團之間親密無間的團結，以及希臘領袖們對于希臘事業(yè)的無限忠誠。

希羅多德（Herodotus）幾乎是希波戰(zhàn)爭同時代的人，在他的著作里，我們吃驚地看到許多和上述前提相矛盾之處。在希臘人與波斯人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的八年前，雅典的使節(jié)（當時統治雅典的是偉大的立法者克萊斯忒涅[Cleisthenes]，他屬于雅典最顯貴的阿爾克美奧尼戴[Alcmaeonidae]家族）在沒有受到波斯方面任何逼迫的情況下，便把土和水送給了后者，這樣便等于承認了波斯對雅典的主權。馬拉松戰(zhàn)役時，阿爾克美奧尼戴家族曾受到責難，被指責同情入侵阿提卡的波斯人。著名的忒米斯托克勒斯在薩拉米斯（Salamis）戰(zhàn)役勝利后（這一勝利主要歸功于他的天才），立刻開始執(zhí)行旨在與波斯接近并和斯巴達決裂的政策。稍后，他逃到波斯人那里，直到死都效忠于波斯國王，擔任瑪格涅西亞（Magnesia）的統治者。

在普拉泰亞（Plataea）取得著名的決定性勝利的斯巴達將軍泡薩尼阿斯（Pausanias），曾私通波斯，甚至在波斯國王治下短期統治過小亞細亞的科羅奈，最終以私自勾結波斯國王的罪名被處死。

后來最偉大的雅典人伯利克勒斯（Pericles），也和其上述先驅一樣，力圖和與雅典血肉相連的斯巴達決裂，并在公元前448至前447年間同波斯人締結了所謂的卡利阿斯和約。根據這一和約，正如今天學術界公認的，波斯擁有了對小亞細亞的希臘諸城邦的主權。

希臘各城邦的領袖們這么快就忘記了希波戰(zhàn)爭的教訓，不但不團結一致力圖共同對付外方人，反而在希臘各城邦之間煽起爭斗，并競相企圖與波斯接近，這種情況應如何解釋呢？

生活在希波戰(zhàn)爭六百年后的史家普魯塔克（Plutarch）認為，應當在這些人過分的虛榮心中尋求解釋。在他看來，只要這些人能鞏固自己的勢力，縱使賣國亦在所不惜。我們暫且假定所有這些偉大的希臘人都是賣國賊，那么又如何解釋下述情況呢？即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希臘的一些大城邦比如，帖撒利亞（Thessaly）、波伊俄提阿（Boeotia）和阿爾戈斯（Argus）在波斯人進攻時竟同情波斯人，一時站在波斯人一方作戰(zhàn)，而在抗擊波斯人的城邦中，人們的意見同樣不一致：

那些拒絕獻納土和水的人們卻十分害怕，因為希臘并無足夠的、可以抗擊侵略軍的船只，而且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不想作戰(zhàn)，而是急于想站到美狄亞人那方去。（希羅多德，《原史》，卷七，138）

然而，我們不能認為希臘本土人全部是賣國賊！而且，如果這個民族最杰出的領袖都是叛徒，又怎么能夠打勝仗呢？

使我們更覺得奇怪的是，我們在普魯塔克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希臘人緊密團結一致和共同憎恨強暴的外方人的圖景。普魯塔克離希波戰(zhàn)爭年代久遠，就像我們今天（譯按：本文發(fā)表于1947年）離塔美爾蘭戰(zhàn)爭一樣遙遠。至于希羅多德他在希波戰(zhàn)爭結束幾十年后便進行著述，并且還可能和這場戰(zhàn)爭的許多參加者有過交談則和忒米斯托克勒斯、泡薩尼阿斯或伯利克勒斯一樣，同樣是一個背叛希臘事業(yè)的人。德國學者霍瓦爾德（Howald）認為，產生這一情況的理由是，希羅多德是商人文化（Kaufmannskultur）的代表，這種文化的唯一原則就是唯利是圖。讀者哪怕稍稍接觸一下希羅多德這部藝術性極高而又具有深厚人道主義精神的著作，就未必會毫無異議地接受這種看法。

希羅多德把關于希波戰(zhàn)爭的最可靠的敘述留給我們，同時又把最早的一部歷史著作留給我們，理解和介紹他的觀點，是我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