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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麓先生的這本《五四后三十年》，是《近代中國八十年》的姊妹篇，該書以“五四”為發(fā)端，講述了五四后三十年的中國歷史。書中對中國的社會形態(tài)做了特別認真仔細的分析，該時期的中國在帝國主義夾縫中發(fā)展，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都處在嚴重的裂變和不斷地就沖突中，表現為一種特有的社會形態(tài)，也是從未有過的。以此為研究對象，不受朝代的限制，也不因新舊民主的界限而分割，全面地、縱深地論述這個社會的新陳代謝關系，

序

這本《五四后三十年》，與1983年出版的《近代中國八十年》的體例完全一致，書名也相呼應，它們是姊妹篇，也可以說是一部書的上下篇。

為什么一部書要分成兩橛而不是一氣呵成呢？因為許久以來，我們講革命史固然是以“五四”為發(fā)端，講近、現代史也是以“五四”為界標，近代與現代兵分兩路，各守防地。近年，史學界雖然多已贊成把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在講堂和論著中仍是兩路人馬，搞上段的下不來，吃下段的也上不去，要上下貫通還得有一個互助熟悉的過程。所以，“八十年”與“三十年”只好分作兩期工程由不同的作者來完成。這將是史學史中值得注意的問題，也反映了我們在治學上有“劃地為牢”的弊端。

近代史應該是1840—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全過程，不這樣，只寫“八十年”，腰斬北洋軍閥的統(tǒng)治而戛然中止，近代社會則好像懸掛在墻上的擺鐘，沒有歸宿。

除了上述感知外，還有一層意思得說一說。幾年前在一次討論會上，我玩笑地說：李新同志等在大治民國史，戴逸同志等在致力于清史，兩家合龍，就會把近代史滅亡了。這不僅是清史的后期和民國史的全部在時間進程上取代了近代史，而且斷代史一般比通史詳盡，在內容上也會覆蓋近代史，所以近代史有“亡國”之憂。要救近代史之“亡”只有一條，就是把從鴉片戰(zhàn)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十年歷史，作為一個過渡的社會形態(tài)來研究。這個社會，不管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還是別的什么社會，它是在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又滅亡不了中國，中國在夾縫中發(fā)展資本主義又不能蛻變?yōu)橘Y本主義，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都處在嚴重的裂變和不斷的新舊沖突中，表現為一種特有的社會形態(tài)，是此前所未有的，后此也不會再有。以此為研究對象，不受朝代的限制，也不因新舊民主的界線而分割，全面地、縱深地論述這個社會的新陳代謝關系，則是清史和民國史所不能代替的，也是整個中國通史歷朝以來內容最為豐富的時代，它同百家爭鳴的春秋戰(zhàn)國有相似之處而又是遠為發(fā)達并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世紀。

時代是不斷推移的，若干年后，“近代”一詞勢必轉讓給后來的歷史。作為鴉片戰(zhàn)爭開始的近代史名稱本來帶有暫時性，它只能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或其他專稱的命名，才是穩(wěn)定的、恒久的。

由于我們一直是把 “八十年”與“三十年”分作兩個課題來研究的，雖有追述和外延，前后照應，總還是按各自的特定范圍構思和論述。我們編撰的“八十年”和“三十年”即使在結構上做了一些調整，也仍然擺不脫原先各自分立的格局，“三十年”受革命史框架的約束，尤其如此。如果把“八十年”和“三十年”貫通起來，把“八十年”和“三十年”放在一百十年的過渡社會形態(tài)中來觀察，廣泛地探索近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將發(fā)現縱的發(fā)展和橫的聯系都會有較多的變動和補充，使讀者對近代中國社會有一個完整和明晰的輪廓，從中得到啟迪。

我期望，在已撰“八十年”和“三十年”的基礎上，不久將寫出一部豁然貫通的中國近代史來，把一百十年作為一個過渡社會形態(tài)來研究，研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前的特殊歷史。

1987年5月陳旭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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