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全球貿易摩擦中重新思考人民幣戰(zhàn)略

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頻繁出現(xiàn)貿易摩擦，全球經濟格局面臨影響深遠的重構。在新的市場環(huán)境下，中國當然有必要重新深入思考人民幣戰(zhàn)略。因此，我很高興看到《人民幣戰(zhàn)略中國如何構建國際貨幣》中文版面世，這有助于當前的研究。實際上，當我們回頭來梳理美日貿易摩擦的歷史時，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貿易摩擦的背后，美元和日元之間的相互影響，才是影響更為深遠的事情。

在這本書中，帕烏拉斯帕奇女士完整地介紹了過去一個世紀中國貨幣體系的演進脈絡。她對中國的銀行體系、國有企業(yè)改革及對外貿易關系這些和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的歷史背景進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為自己的貨幣（人民幣）建立一個國際性角色這一重大命
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近20年來，雖然中國經濟的崛起模式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但作者認為，金融抑制體系下的貨幣正制約著中國的發(fā)展前景，人民幣的國際化成長空間仍需要拓展。作者認為，若要清楚中國的貨幣困境，關鍵在于理解中國的人民幣策略：盡管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和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仍然是不成熟的債權人，主要用美元貸款；如果需要從國際市場上借錢，大部分債務也必須用美元而不是人民幣計價。中國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與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并不匹配。如果能實現(xiàn)人民幣計價交易，中國既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降低企業(yè)進行海外貿易和金融交易的匯率風險，還可以減少在金融上對美元的依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產生的動蕩，再加上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債權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促使中國認定有限度的國際流通的人民幣更符合國家發(fā)展的需要。人民幣能否擴大、延伸觸角，將影響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前景。

毫無疑問，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自2009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從不到1%增加到20%以上。如今，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不過，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總量中的占比只有3%，遠低于美元（45%）和歐元（27%）。此外，人民幣貿易結算基本上集中在亞太地區(qū)，特別是與中國香港以及與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的雙邊貿易中。

2015年11月，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標志，意味著人民幣正式獲得國際官方機構認可，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一部分。但入籃只是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的重要起步，全球人民幣計價資產的實際需求仍然相對較低。與其他SDR貨幣相比，海外人民幣存款總量大約為1萬億元，人民幣計價貸款總值在1 500億~2 900億元，與美元（50%的全球銀行總負債為美元計價）、歐元（約30%）、英鎊（5%）和日元（3%）相比依然很低。當前，人民幣只占全球央行持有外匯儲備總量的1.5%，而美元和歐元分別占了62.5%和20.4%。

顯然，人民幣還走在成為國際貨幣的路上。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等）不同，中國經濟規(guī)模足夠大，可以為其貨幣發(fā)展提供體量和規(guī)模。但是，一種貨幣若要追求一定的國際地位，必須要達到一定的市場條件，才能履行其價值儲藏的功能。作者認為，在
成為國際貨幣的道路上，中國的目標并不是爭取讓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主宰性國際貨幣：從美元本位的優(yōu)勢來看，這也是現(xiàn)實的目標。當前，作者認為中國官方似乎也并不愿意完全放下對匯率的控制；保持出口競爭力仍優(yōu)先于促進匯率靈活性，考慮的仍是人民幣過強的相關風險；推動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將給予進出口商、投資者、儲戶更多選擇。因此，中國期待的是一個從基于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向一個多貨幣的多極體系的轉變，中國（及其貨幣）的立足點確定在要與其他大國一樣占據(jù)一個重要位置。正如世界銀行預計的，2025年全球貨幣最可能出現(xiàn)的情景將是一種圍繞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為中心的多種貨幣并存的格局。

至少就中期而言，這樣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是務實的，即建立更多樣化、更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避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美元短缺。同時，中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結構轉型和開放，有利于國際市場將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金融產品計價以及儲備貨幣的比重逐步提升。而中國的資本市場不斷對外開放，擴大了人民幣跨境資本流動；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的陸續(xù)推出，也探索出一條中國的資本進行全球配置的新渠道，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走出去需求的增長，會逐步推動人民幣結算比例進一步提高，并帶動更多的跨境投資、融資和全球范圍的資產配置。

人民幣的未來走向，將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前景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是作者及其所屬機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對此主題進行持續(xù)研究的重要原因。在全球經濟格局重整之際，此書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國推動自身貨幣的國際化歷程，這也有助于為我們的思考和研究帶來啟示。

是為序。
巴曙松 教授

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
中國銀行業(yè)協(xié)會首席經濟學家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前 言

中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既是世界發(fā)展的奇跡，也是世界穩(wěn)定的潛在因素。
《中國：經濟的重新評估》（China：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一位非中國居民應如何參與中國發(fā)展問題的討論呢？在我寫這本書時，我也多次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一位中國朋友提供了一個確信的答案，他對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問題均有所關注。他引用了一句中國的俗語：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他認為，我就像外來的和尚一樣，與經常就這些問題展開日常討論的國內知情者相比，我擁有更為客觀的優(yōu)勢。因此，外來者更能看清中國人民幣戰(zhàn)略的全貌。本著外來和尚的精神，我將國內知情者的知識和所有信息聯(lián)系起來，開始研究并撰寫《人民幣戰(zhàn)略》（The Peoples Money）這本書。

為什么要討論人民幣呢？那是因為自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貨幣和金融在這一非同尋常的轉型過程中被忽略了。中國的崛起讓全世界人民驚嘆�，F(xiàn)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與大部分發(fā)達國家并駕齊驅，但中國仍然保留了發(fā)展中國家的特征，如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有限國際化的貨幣。要想成為一個經濟和金融大國，中國需要擁有一種能夠被用于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貨幣，以及非中國儲戶和投資者希望在其投資組合中持有的貨幣。

中國正在嘗試將人民幣發(fā)展為國際貨幣，并進行銀行和金融領域的改革，而這一過程并不簡單。經歷多次的嘗試與失敗，眾多因素相互交織，人民幣戰(zhàn)略的全貌并不清晰。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必須認清和理解中國的未來。在本書中，我嘗試通過多方面的努力來描繪整個戰(zhàn)略，如解讀官方文件、分析數(shù)據(jù)、引用事實證據(jù)以及分析官方和非官方的談話包括官員們的默認，他們不能明確承認這項宏大的計劃。

本書呈現(xiàn)了目前我對中國人民幣戰(zhàn)略的理解，如果這一戰(zhàn)略成功了，中國將開啟中國資本的新紀元，并像十三五規(guī)劃中所提到的那樣，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貢獻。我嘗試收集自2010年以來中國實施的所有政策來評價這項戰(zhàn)略，同時對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fā)展歷程進行概括。因為探索中國的過去對于理解中國當前的發(fā)展至關重要，過去的發(fā)展歷程和當前的現(xiàn)狀為確定真正的行動目標提供了框架。

中國的未來和人民幣的未來是中國專家的研究重點，但本書不僅僅是為他們而寫。本書用平實的、淺顯易懂的語言進行敘述，旨在吸引對經濟和金融事件感興趣卻止步于過多專業(yè)詞匯的讀者。我的同事閱讀了書稿的早期版本，他們驚訝于在書中未找到任何的表格或圖形，這是為了讓本書的內容圍繞框架展開而特地選擇的敘述方法。

當然，《人民幣戰(zhàn)略》也是一本關于美元的書，因為只要談及人民幣和中國，就不得不提及美元和美國。特別地，我嘗試將討論集中于人民幣的崛起是否會導致美元地位的下降。很多書的內容都涉及美元的未來，而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國學者為本國讀者而寫的。如果中國繼續(xù)推動長期的金融和貨幣改革，人民幣的國際化會如何影響美元未來發(fā)展的軌跡呢？本書從不同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

全書中，如果沒有特別注明，那么美元均指美國的美元。中國的貨幣被稱為人民幣，人民幣也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貨幣的官方名稱。也許它也可以用元來表示，元是人民幣的貨幣單位就像英鎊，英鎊是英國貨幣的官方名稱，而鎊也是英鎊的面額。最初，名稱元指的是泰勒（thaler），即西班牙帝國所鑄造的銀幣。日元中的元和韓元中的元均來自同一個漢字元。有趣的是，在中文里，美元被稱為mei yuan或American yuan。

致 謝

本書的撰寫就像一場自我折磨。很多人的支持、熱情和有益幫助讓我將這種折磨控制在可容忍和可控制的水平。即使是這樣，我也知道這個過程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感謝斯蒂芬（Stephen）、菲利普（Philip）、弗朗西斯科（Francesco）、馬丁娜（Martina）和薩布麗娜（Sabrina）以及其他人能夠包容我。

一群不平凡的女士對本項目的推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莎拉奧科耶（Sarah Okoye）在我忙于寫這本書時讓我保持條理性。萊斯莉加德納（Leslie Gardner）在這本書還僅僅是一個想法的時候就對這個項目充滿信心，安排好完美匹配（perfect match），即使在每件事看起來都有問題的時候也會保持微笑。布麗奇特弗蘭納里-麥科伊（Bridget Flannery-McCoy）是來自天堂的編輯，她智慧、幽默而專注，她幫我將一份無趣的初稿變成了一本非專業(yè)讀者都可能有興趣閱讀的書。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前副局長及查塔姆研究所首屆朱利葉斯研究基金的在職研究員梁鳳儀（Julia Leung），幫助我看到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以及理解中國人民幣戰(zhàn)略的長期影響。她非�？犊�地花時間參與討論，提供項目啟動時的關鍵要點，并分享自己的淵博知識以及對中國金融部門的理解。

余永定總是非常樂于向我分享他的想法，并在我的想法過于香港化的時候提醒我。高海紅、李婧和李遠芳不僅在北京與我多次共進午餐和晚餐，還與我分享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廣博知識，他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支持本項目的開展，尤其是利用他們的朋友關系。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CASS-IWEP）團隊的全體成員特別是劉東民和徐奇淵，他們?yōu)橛懻撊嗣駧艊�際化的多次研討會提供了場地和技術支持。

特別感謝內閣辦公室歐洲和全球事務秘書處主任克瑞翁巴特勒（Creon Butler），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與資源委員會（the City of London Policy and Resources Committee）主席馬克博萊特（Mark Boleat），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戰(zhàn)略、政策與檢查部主任悉達多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他們通過大量的交談以及參加會議和研討會向我提供幫助。

感謝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參贊楊華和英國駐中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他們幫助我認識了很多中國的專家，并使我的中國之行在后勤方面沒有產生問題。

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2013年夏天邀請我作為一名訪問學者到亞洲開發(fā)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了解日元國際化的相關經驗。非常感謝他對我關于日元的論文與我進行了多次交談，并進行了評價，同時為本書第6章的內容提供了一些材料。同時，也特別感謝喬瓦尼卡帕內爾里（Giovanni Capannelli）、加乃山維格那拉加（Ganesh Wignaraja）和宏伊藤（Hiro Ito）。

位于奧斯陸（Oslo）的挪威諾貝爾學會（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圖書館為本書關于中國的經濟史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這是我能夠獲得有趣報告的公開來源之一。這些報告是我在對中國進行大量走訪后，美國國會委托中國撰寫的。我也要感謝蓋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和阿什勒托耶（Asle Toje）在2013年邀請我到學會進行了為期數(shù)周的訪問。

我想要感謝郭萬達及中國（深圳）綜合開發(fā)研究院（CDI）的同事在2011年夏天為我安排的訪問深圳的活動。這是我的馬可波羅之旅，深圳不僅是中國非同尋常的改革開始的地方，也是中國最具活力和實力的城市之一。

在研究和撰寫書稿的過程中，我有幸與部分地區(qū)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一起，就中國復雜的金融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進行了討論。感謝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方星海，國務院參事夏斌，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20142017）馬駿，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及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zhí)行董事金中夏，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級顧問穆懷朋，臺灣大學校長管中閔，臺灣金融管理機構前副主席及臺灣銀行董事長李紀珠。

很多來自地區(qū)和國際組織的官方人士與我展開了廣泛而自由的討論。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愿意透露姓名，但我仍然要向他們表示感謝。

我也與很多專家和業(yè)界實踐者進行了令人興奮的、有趣的和富有挑戰(zhàn)性的討論，他們十分樂于分享自己的見解和資料，我從他們在會議和研討會上對我的評價中受益匪淺。他們都以一定的方式為本項目提供了幫助。我試著列舉所有人，但肯定不可避免地有所疏漏。非常感謝以下人士：喬納森巴頓（Jonathan Batten）、安德烈亞斯鮑爾（Andreas Bauer）、詹姆斯鮑頓（James Boughton）、格雷格欽（Greg Chin）、杰瑞科恩（Jerry Cohen）、諸立力（Victor Chu）、狄東成（Di Dongcheng）、凱利德里斯科爾（Kelly Driscoll）、安迪菲拉爾多（Andy Filardo）、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ia-Herrero）、凱特吉本（Kate Gibbon）、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托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何東（Dong He）、許士軍（Paul Hsu）、保羅詹金斯（Paul Jenkins）、李勝軍（Gary Liu）、約翰努格（John Nugée）、斯蒂芬皮克福德（Stephen Pickford）、喬依德（Yide Qiao）、李昌鏞（Changyong Rhee）、安德魯羅扎諾夫（Andrew Rozanov）、施雅德（Jesús Seade）、漢妮桑德爾（Henny Sender）、瓦蘇克沙斯（Vasuki Shastry）、席睿德（Alfred Schipke）、大衛(wèi)瓦因（David Vine）、汪勇（Wang Yong）、艾倫惠特利（Alan Wheatley）、劉旭（Xu Liu）、嚴瑾（Jinny Yan）、琳達岳（Linda Yueh）、杰弗里于（Geoffrey Yu）、朱一楠（Yinan Zhu）。

保羅范登諾德爾（Paul van den Noord）、柯成興（Danny Quah）、李婧和高海紅閱讀了本書初稿，并提出了寶貴建議，為本書的最終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他們不對本書的任何錯誤承擔責任。同時，我也感謝三位匿名審稿人提供的大量建設性意見。

喬恩特尼（Jon Turney）和安娜瑪麗亞維森廷（Annamaria Visentin）自愿作為外行讀者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并對本書是否能夠打破專業(yè)障礙進行了嚴格測試。如果我們的友誼經受住了這場考驗，那么這本書就有可能不會太枯燥。

顯然，項目的進行離不開大家的支持。我要感謝約瑟芬曹（Josephine Chao）和J. 阿什利吳（J. Ashley Wu）在臺北對我的幫助，他們安排的每一次出行都十分令人難忘。我還要感謝海倫娜黃（Helena Huang）、馬修奧克森福德（Matthew Oxenford）和多米尼克威廉姆斯（Dominic Williams）對本次研究的幫助。海倫娜收集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并在中國的實地考察工作中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此外，我還要感謝協(xié)調本書出版工作的本科斯達德（Ben Kolstad）、編輯謝里戈德貝克（Sherry Goldbecker）、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瑞安格朗戴克（Ryan Groendyk）以及查塔姆研究所的所有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