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我繼《合法律性與合道德性之間：哈貝馬斯商談合法化理論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之后，出版的第二本學術專著。借用馮友蘭和張立文的說法，如果說第一本是照著講的著作，那么眼前的這本則是力圖接著講乃至自己講的著作。激勵我堅定這種研究旨趣轉向的，其實是我在第一本專著后記中曾援引過的康德的一段名言。這段話記錄了康德何以依循盧梭的教誨和示范，從自己曾念茲在茲的純粹形而上學迷夢中驚醒的緣由。請允許我再次摘引如下：我的本性是研究者。我感到一種對知識的貪婪渴求，醉心于推動知識的進展，并對它的每個進步感到滿足。我一度認為，這一切知識足以給人類帶來榮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無所知的蕓蕓眾生。盧梭糾正了我，盲目的偏見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而且如若我不能相信這種見解助益于確立人類之權利，我便應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勞工還不如。[1]
誠哉斯言！作為實踐哲學的從業(yè)者，身處也許是人類現(xiàn)代史上社會最遒變、文化最激蕩、政治最復雜的現(xiàn)時中國，若不能為社會的自我反思、文化的自我超越和政治的自我轉圜，做出自己的思想貢獻，我們確應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勞工還不如。初看起來，照著講的評判標準是準確性，即對研究對象之思想的把握是否準確；接著講和自己講的評判標準則是解釋力，即所建構之概念框架、理論模式甚或研究范式，是否對研究對象具有更充分的解釋力。然而，無論是照著講之準確性，還是接著講和自己講之解釋力，其實均憑賴于研究者獨一無二的洞察力無論是對于研究對象本身的洞察力，還是對于問題意識（研究對象之選擇）的洞察力。正如章實齋先生所言，學問文章，聰明才辯，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2]。我不敢妄言自己有多么別具一格的洞察力和識見，但為了便于讀者的了解，把我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略作介紹卻是必要的。
簡言之，我要追問的根本問題是：在全球化和現(xiàn)代轉型的背景下，如何基于中國情境推進現(xiàn)代法律秩序的建構？換言之，中國現(xiàn)代法律秩序的建構應遵循怎樣切己的法哲學原理？很多人或許會認為，這個問題固然重要，但卻是空懸到幾乎無法把握的問題�；蛘哒f，它是任何關心中國法律實踐的論者均會直接或間接觸及的問題，只不過他們采用了更為既有學科體系乃至學術評價體系接納的方式。我個人充分尊重各種�？苹�和技術化的學術努力，但我卻不愿采取這種學術視角和研究取徑（approach）。事實上，正是為了超越各種�？苹�的視野，恢復中國現(xiàn)代法律秩序之建構的公共屬性，同時又具備相對厚實的學理基礎，我在本書中試圖闡發(fā)并呈現(xiàn)一種有別于專業(yè)法哲學及政策法哲學批判法哲學的公共法哲學，并力圖以轉型法哲學的理論模式承載公共法哲學的思想立場我稱其為作為轉型法哲學的公共法哲學（public
philosophyoflawasalegalphilosophyontransitional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