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雜論》是聞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全書沖破了傳統(tǒng)的學術方法、學術研究的狹隘和封閉,從詩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詩歌,多所卓見。他對初唐四杰、孟浩然、賈島、岑參、杜甫、李白等人的詩歌成就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和分析。文章論述精辟,引用的詩歌皆具有代表性;語言生動形象,引人入勝。
他的《唐詩雜論》……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jù)融化得恰到好處,并且創(chuàng)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學者 詩人 朱自清
能夠像聞一多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因為聞先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十分了解,因此能將詩與畫聯(lián)系起來講解,給學生開辟了一個新境界。
作家 汪曾祺
四 杰 繼承北朝系統(tǒng)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zhì)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杰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杰,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屨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赐ǔ5牧私,詩中的四杰是唐詩開創(chuàng)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淺的了解,四杰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系,尤其他們在唐詩發(fā)展的路線網(wǎng)里,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shù)條線,和這線在網(wǎng)的整個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杰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杰,并非一個單純的,統(tǒng)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杰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shù)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shù)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杰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慕軣o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jù)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云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于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里為什么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后盧,是采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里,前二人(駱、盧)與后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后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后,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jù)《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征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zhí)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僚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么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名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饶挲g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謹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這里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jù)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經(jīng)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fā)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jīng)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xù)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jīng)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軌蚋≡甑侥睦锶ツ兀客醪粯,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于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础陡F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里,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础稇浭竦丶讶恕芬活愒,他并沒有少給自己制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后,盧照鄰那悲劇性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地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tài)罷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fā)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系來。就現(xiàn)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墒翘畹慕磺,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杰,覽清規(guī)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于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谑牵覀儽憧烧劦剿麄儽R、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xiàn)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fā)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tǒng)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么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杰,王、楊為后二杰?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云梯。(《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fā)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diào)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凄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么呢?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這里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于劣于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于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余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聞一多(18991946),字友三,湖北蘄水人,著名學者,新月派代表詩人,中國現(xiàn)代偉大的愛國民主戰(zhàn)士。其詩沉郁奇麗,具有強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質(zhì),結集為《紅燭》《死水》等。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亦有非凡成就。
唐詩雜論類書與詩
宮體詩的自贖
四杰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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