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碑代前言
陳啟能

我用你自己的文章
為你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它雖然并不富麗堂皇，
也不高沖云霄。
但它的樸實與堅固
卻反映了你豐富的人生，
純潔的心靈和永遠歡欣的微笑。

受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名詩《紀念碑》的啟示，我想為特金編一本文集，希望用她自己寫作和翻譯的文章為她豎立一座紀念碑。后來發(fā)現(xiàn)，這實際上也是完成了她本人的遺愿。因為她曾在2015年3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年想出一本自己著作的文集。專業(yè)工作干了一輩子，也算是有著作；論文、文章加起來50篇不止吧？當然得挑一挑�？上н@個想法，特金當時沒有跟我說，她雖做了些準備，但是做得不多。結果我這次花了很多工夫找她的文章和有關資料，也還是沒有找全。
一
關于特金的出生和童年生活，為保證準確起見，都摘自她的自傳，可能文字上因此不夠生動。她在自傳中寫道，她于1935年在廣州出生，1935～1941年，當時父母已參加革命。（他們）1935～1937年在廣州搞地下工作。爸爸這段時期里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讀書，一邊讀書一邊搞地下工作。媽媽在廣州大學讀書，生活苦。七七事變已爆發(fā)環(huán)境又艱苦，爸爸媽媽被調到香港去搞地下工作。1937年全家遷往香港，1940年爸爸被調到菲律賓去，1941年底媽媽被調往菲律賓，我和她一起去。
1941～1947年，在菲律賓，正值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時期，我隨父母參加由黨領導的華僑游擊隊。
1947～1949年，我（先）隨媽媽回到香港。在香港，特金先后在香島中學和培僑中學讀初中。
二
1949年7月底，特金隨母親到北京。此時，父母早幾年已離婚，父親留在廣州工作。
在北京，特金先后在華北中學和師大女附中（1951年夏兩校合并）就讀。這時期認識的賀多芬、高慧英、于培筠三人成為她一生的好友。特金離世后，她們三人曾聯(lián)名寫了挽詞，對特金表達了發(fā)自內心的哀悼。挽詞反映了她們心目中的特金形象，也非常恰當地說明了特金一生的為人，可作為這段的總結。
她們寫道:
記得曾是一群天真的嘻嘻哈哈的傻姑娘，而里面最快樂、最活潑、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你……
少年時無邪的伙伴，后來一生一世的至交好友，你永遠是快樂的。憂愁、悲哀、痛苦，這些詞和你聯(lián)系不到一起。有你在，即使不在身邊，只要想起你，就覺得這個世界是快樂的……所以，怎么也不能相信你會第一個離開我們大家。你的離去，使我們覺得我們的天空驟然坍塌了一角。
美麗、單純，是你靈魂的寫照。邪惡和你無緣。你竟能帶著這些品質穿越過這個動亂和污濁的世紀的時空，依然天真如往昔，單純如孩童。你的靈魂是一顆真正的鉆石，不易受到污染和損壞，你本應就是上天的仙女吧？你是屬于天堂的。
現(xiàn)在你正在走向天堂。你從來是快樂的，所以我們不應用眼淚為你送別。今天，外面很反常地陰雨綿綿，也許，路途有點困難吧？不要緊的，我們的愛會一路陪伴你。
暫別了，特金，走好！
三
1954～1959年，特金在蘇聯(lián)列寧格勒大學（今圣彼得堡大學）歷史系學習，畢業(yè)時獲優(yōu)秀文憑，并被教育部定為我們年級14個中國留學生中可以留校繼續(xù)讀研究生的兩人之一。只是文科與理工科不同，理工科學生可立即留下繼續(xù)讀研究生，文科學生則要先回國在某工作單位實習（即工作）兩年后才可再出國去蘇聯(lián)繼續(xù)研究生學業(yè)。因此，特金就被先分到南開大學工作，后因中蘇關系破裂，繼續(xù)讀研的事告吹。她也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組（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前身）工作。
四
在蘇聯(lián)學習時特金是十分用功的。其實我們在圣彼得堡大學1954級歷史系的中國留學生都是這樣的。每天除上課外，就是在閱覽室看書，時間都在10小時以上。特金五年所有的考試成績，只有兩門是4分（應是心理學和哲學史），其余的都是5分。她的畢業(yè)論文的題目是二戰(zhàn)前日本向菲律賓的滲透，這顯然與她在菲律賓待過的經歷有關。指導老師很贊同，然而，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和東方學系沒有一位老師是研究菲律賓史的，最后只好請莫斯科的一位專家來指導，結果，畢業(yè)論文得到很高的評價。
五
特金高中是在北京讀的，學的是俄語，和我在上海讀高中學英語的比，她的俄語水平要高很多。1952年底進北京俄語專修學校留蘇預備部讀一年俄語前，學員們先要進行一次俄語考試，然后按俄語測試水平分班。特金分在34班，是高級班。當然，即使這樣，在到蘇聯(lián)后跟蘇聯(lián)一年級同學一起聽課時，依然很困難，因為一年級上的課是原始社會史、考古學等，都是很新的內容，不容易懂。特金大約用了半年時間過了聽課關，比我好多了，我花了足足一年的時間才過了聽課關。
外語的學習是沒有止境的。特金很注重與俄羅斯人交流，不斷鞏固和提高自己的俄語水平。她交了幾位很好的蘇聯(lián)同學，像伊拉?奧列金娜成了她一生的好友，一直保持聯(lián)系。她時常想念她的蘇聯(lián)好友，如2014年7月21日，她在日記中寫道：看到廖尼亞（伊拉的丈夫）6月份發(fā)來的電郵，伊拉身體很不好，心中很沉重。6月4日的日記里又說：此生因有六年的時光(指五年留學和一年訪問筆者注)在俄羅斯度過，所以很牽掛那里的同學和朋友。今天想起加利婭?格里高里耶娃，她一直獨居，現(xiàn)在不知怎樣了，身體可好？
六
1958年7月初至9月初，特金與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1959屆、1960屆兩屆的其他中國留學生一起參加了列寧格勒大學各系蘇聯(lián)學生組成的勞動大軍，遠赴哈薩克（今哈薩克斯坦）墾荒地收割小麥。應該強調的是，特金是1959屆歷史系中國留學生中參加墾荒地勞動的唯一女同學。她在一篇記述當年墾荒勞動的文章中寫道：我們的工作是站在康拜因機（聯(lián)合收割機）上，協(xié)助康拜因機手處理割下來的已脫粒的麥垛�？雌饋恚�工作并不太累，但是，第一，干活的時間長；第二，生活條件太差�；牡氐木用窈苌伲�女同學都住在火車廂里，大家喝的是去年下雪時儲存下來的雪水，很不衛(wèi)生，所以不少人常拉肚子。2個月后，中國留學生回校前，農場給大家按勞動日發(fā)了工資，大家決定把這筆錢通過使館寄回祖國支援國防建設。
七
留蘇五年里，尤其在頭兩年，特金利用假期去過蘇聯(lián)許多地方，如伏爾加河、烏克蘭、黑海、高加索等地。這不僅增加了她的知識和見聞，而且有助于她俄語水平的提高。
八
1962年2月，特金從南開大學正式調入現(xiàn)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農村勞動或搞四清。后來又趕上文革，真正搞業(yè)務的時間很少，這一時期也沒有評過職稱。直到1978年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被評為助理研究員。之后，特金只要有時間就堅持做研究工作，成果不斷。1985年被評為副研究員，1991年被評為研究員。1993年獲政府特殊津貼。
九
1990年，特金獲北京市歸國僑聯(lián)聯(lián)合會頒發(fā)的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三十年榮譽證書。
十
關于專業(yè)，特金一直是研究歐美史的，主攻西歐近現(xiàn)代史。文革中有一段時間，全國搞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在20世紀70年代時，就有工人入駐社科院，后來社科院研究人員分組去工廠與工人師傅一起寫作。當時工人師傅與特金這組一起寫作的題目是國際工人運動史。特金是代表研究所一方的負責人。文革結束后，研究所的新領導來后，還是要特金繼續(xù)負責這個專題。這樣，特金就只能把西歐史與國際工人運動史結合起來研究，她的編制就到了蘇聯(lián)東歐史研究室。
十一
特金在職時和退休后，經常為來訪的俄羅斯外賓當翻譯，還常常陪他們外出去別的城市。有時為參加會議的外賓做翻譯，有時上、下午都要為不同的學者做翻譯，是相當辛苦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歷史所所長丘巴里揚院士的訪問。特金先在我們研究所為他的報告做翻譯，后來又陪他去四川多地演講當翻譯。在這期間，丘巴里揚院士向特金講述了二戰(zhàn)時蘇軍殘殺波蘭軍人的卡廷事件。2013年5月23日，丘巴里揚院士對特金說，他們研究所的一位女學者在查檔案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卡廷事件的檔案，立即向他報告，他也立即親自向莫斯科的有關領導報告。據他說，莫斯科決定不隱瞞此事，很快通報了波蘭方面。
十二
退休后，特金除了研究工作外，也做了許多書面翻譯，其中不少已經發(fā)表。她多次在日記中談到這事，如在2014年5月8日寫道：翻譯進展順利。我覺得自己的譯文既準確，又流暢。確實，這是我一直以來進行翻譯的感受。她在翻譯難度較大的史學理論的論文時也有感受。2014年7月23日，特金寫道：這幾天翻譯約諾夫寫的史學理論文章，挺長，比翻一般的歷史類文章難得多，但還能勝任，所以心里有點高興。
十三
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特金以我國教育部高訪學者的身份出訪蘇聯(lián)，接受單位是列寧格勒大學，但她也常去莫斯科大學，因為要查檔案資料和訪問蘇聯(lián)學者。
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地，她共訪問了18位學者，其中在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史專家菲爾索夫談了4次，在列寧格勒與切爾尼佐夫斯基談了3次。在列寧格勒，她還去列寧格勒大學教師進修學院聽課7次。在莫斯科則參加了一次紀念巴黎公社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以中國對巴黎公社史的研究為題用俄文發(fā)了言。至于在兩地到各個圖書館去查看有關資料就更不計其數了。
特金對這次高訪期間一心撲在學術專業(yè)活動上原也覺得應該，但對一件事感到遺憾。那是她在列寧格勒遇到20世紀50年代留學時的一位老同學，那位同學當時在沃羅尼茲某大學執(zhí)教，他熱情地邀請?zhí)亟鹑ノ至_尼茲訪問。特金猶豫了許久最后沒有去，感到很不應該。
十四
退休后，特金的身體不是太好，主要是心臟病，早在退休前已經有癥狀。說起病的起因還有一件怪事。大約在80年代末，特金有時會感到心臟不舒服，如心律不齊，但是每次去醫(yī)院問大夫是不是心臟病，都說不是，不能確診。直到有一天，她在家接到一個恐嚇電話，電話中那人說要殺害我們，她受到了驚嚇。我立即去派出所報了警，此事自然沒有下文。但是特金此后心臟不舒服去醫(yī)院，大夫開始診斷是心臟病。當然，從學理上講，心臟病不可能是驚嚇引起的，它是病理原因決定的。這只能是巧合。
退休后，特金繼續(xù)工作，心臟病時有發(fā)作，安了兩個支架，做了多次冠狀動脈血管造影，第三個支架已無法再安。心臟病自然影響特金的工作，但她始終堅持著。在2014年2月19日的日記中，她依然寫道：雖然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大好，但做些業(yè)務工作還是應該的。同年11月7日又在日記中說：我自己快年屆八十，但仍然心系專業(yè)工作，也還可以稱得上耳聰目明吧。
十五
退休后特金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干部局組織的老教授合唱團，她還受命組織了外文歌小組。2015年之前，她身體比較好，幾乎每周都會去參加合唱團的活動，有時還隨團參加演出，這使她業(yè)余生活豐富了不少。
十六
2015年5月10日，特金在日記中寫道：昨天看了三遍電視轉播，莫斯科紅場的二戰(zhàn)勝利70周年軍演，儀仗隊、游行隊伍真整齊、雄壯……紅場的布置也十分壯觀，特別是用了祖國進行曲伴奏，正是我們離退休合唱團外文歌小組學過的歌曲，感到十分親切。
十七
退休后不久，特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干部局申請了一個研究課題共產國際新論。她列了一個提綱，除序言、后記外，共有十二章。當時，共產國際的檔案還沒有公開，她在1990～1991年那次訪蘇時收集了不少資料，此外丘巴里揚所長還送給他們研究所編輯出版的有關共產國際的幾本資料集�？傊�，資料收集了不少。
據我現(xiàn)在找到的論文看，特金共完成了九篇有關共產國際的論文，基本沒有發(fā)表過。其中有一篇是她在2015年翻譯的，有兩篇是她在20世紀90年代請莫斯科一位蘇聯(lián)專家雅希莫維奇寫的。她自己寫了六篇完全達到發(fā)表水平的論文，至于部分草稿、資料匯編、提綱或摘錄就不計在內了。
到后來，特金沒有全力放在這個課題的完成上，一方面是由于有別的任務（如蘇聯(lián)解體研究或翻譯任務，包括譯哈薩克斯坦總統(tǒng)納扎爾巴耶夫的著作《關鍵的十年》等）；另一方面也與她身體欠佳有關。由于當時的課題資助只限于成果完成后供出版用的，因此特金實際上并沒有動用申請到的課題費。
特金曾經表示，共產國際這個課題必須抽時間寫完尚未完成的幾章，才能結項出書。這也表明了她對待研究工作的嚴謹態(tài)度，正如她在1998年3月20日的日記中寫的，學了歷史這門學科，寫文章，發(fā)言字字句句都要求自己有出處，這已成了一種職業(yè)病。
十八
特金一生待人接物十分真誠，可謂光明磊落，肝膽相照。同樣，她對待家人也是這樣。
特金十分熱愛她的父親。父親一直住在廣州，不和她住在一起，更使她倍加思念，同時她也以父親為榜樣，吸取力量。如她在2015年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爸爸這一生不簡單啊。17歲就從邊遠的農村千辛萬苦地到了廣州，邊上學邊賣文為生，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地下黨，是提著腦袋過日子的啊!比起他們來，我們這一代人幸福得多了，做的事太少了。
......
二十一
如果本文開始時是受到普希金名詩《紀念碑》的啟發(fā)，那么結束時就想借用蘇聯(lián)詩人西蒙諾夫在二戰(zhàn)時流行的長詩《等著我吧！》來收尾。
我要對特金發(fā)自內心地說：
等著我吧，
我會來的！

20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