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劼人譯法國小說

◎Sebastian Veg （魏簡） [?作者為漢學家，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劼人全集》特約編委。]

在我長大的法國，李劼人很早就被看做中國五四時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大約因為他在法國留過學，他的《死水微瀾》的法文譯本1981年由法國馳名的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當時，除了被“革命化”的魯迅之外，五四文學的法文譯本并不多，李劼人之外基本上只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郭沫若自傳和老舍的《駱駝祥子》等，這些作品就成了第一批法國讀者有機會欣賞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遺憾的是，那一本由溫晉儀(Wan Chunyee)翻譯的《死水微瀾》之后，就沒有更多李劼人作品的法文版問世。無論如何，讀書時，我很快就碰到了那本《死水微瀾》，在我的印象中，它理所當然地屬于五四以來的重要作品。所以，不少年后開始研究四川的新文化運動時，在成都認識了幾位專門從事李劼人研究和編輯工作的學者，李劼人對我來說已經(jīng)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因此，我很榮幸答應了負責校對李劼人全集的法文詞句工作。從2010年末到2011年的夏天，我陸續(xù)校對了十多篇譯成中文的法國長篇小說和幾篇介紹性或議論性散文的法文詞句。

李劼人在法國期間，對法國當時的文學、新聞、藝術和政治的討論都很感興趣。他認真地將法國文學概要性的著作翻譯或概括成中文的介紹給中國讀者。譬如《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后的小說及其作家》（1922年）和《魯渥的畫》（1920年）既完整又詳細地討論文化界的新趨向，也顯示李劼人為了深刻認識法國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在1920年代的法國，文化和政治議論又多又復雜，李劼人很興奮地投入在里，專門寫了幾篇評論，無論是跟法國第三共和國密切相連的國立教育制度、“性教育”的必要（也是五四時代的大議題），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成敗。他選擇翻譯的法國文學作品也值得留意：不僅反映對政治或思想內涵的關注，作為蒙彼利埃大學文學系旁聽生的李劼人也很關心作品的文學價值。李劼人雖然在法國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巴黎，他還是很用心地讀到了最新的作品，注意到了文學獎項并追蹤了新的發(fā)展和取向。

李劼人在法國的興趣很廣泛，可以概括為四個主要方向。第一個跟他的勤工儉學身份有關：很自然地對左翼政治，法國的工會傳統(tǒng)，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感興趣，即便他沒有翻譯過最有代表性的自然主義或無產(chǎn)階級小說。與左翼政治有關的另一個方向是對殖民主義的批判。第三個方向是關注四川本土的李劼人對一系列與本土關聯(lián)的話題感興趣，即本土文學與神話、方言、正在經(jīng)過工業(yè)革命的法國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的未來。最后也許可算最重要的方向是脫離傳統(tǒng)社會的倫理規(guī)則，解放婦女，解放社會思想的意圖，同樣也是五四文學的大話題。

從《李寧在巴黎時》（1924年）一文可以得知，李劼人對國際革命的關注，他文中也引用法國經(jīng)濟學家季特（Charles Gide）從莫斯科發(fā)給法國《每日報》關于十月革命六周年的紀念儀式的報道。季特就像當時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一樣對蘇聯(lián)的評價一般都比較高，但季特本人的政治理論雖然也源于左翼，跟共產(chǎn)主義卻保持一定的距離：季特屬于法國的自由主義左派（也屬于少數(shù)的新教資產(chǎn)階級），批評第三共和國政府對宗教限制太嚴，自己主張“相互扶持”（solidarité）和“協(xié)作主義”（coopératisme），尤其是農(nóng)業(yè)合作社（coopératives agricoles）。

這一點也可以說明當年無政府主義式或烏托邦式社會主義的重要。這種復雜的意識形態(tài)與第二點也有相連之處：在《法人最近的歸田運動》一文（1924年），李劼人討論1920年代發(fā)展的主張安排工人回到農(nóng)田，懷疑工業(yè)化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或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代表人物有神父兼政治家abbé Lemire)。李劼人對歸田運動的興趣也反映出他與現(xiàn)代化話語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他選擇翻譯若干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小說，大概跟他對本土的興趣同樣有關。李劼人住了幾年的蒙彼利埃離都德的尼姆并不遠，語言也相似，尤其在《達哈士孔的狒狒》（Tartarin de Tarascon）中李劼人也找到了一個可以處理白話與文言，國語與方言之間的張力的文學方法。

我個人最感興趣的翻譯是赫勒?馬郎（René Maran）的《霸都亞納》（Batouala）。這部小說雖然當時很有名，獲得了1921年的龔古爾文學獎，但后來漸漸被遺忘，馬朗也被更有名的反殖民主義、主張黑人文化認同（négritude）的作家（像Césaire或Senghor）替代而被人們忘掉。翻了幾頁李劼人的譯本之后，我就去找了法文原文，讀了這本從來沒有讀過的最早反殖民主義小說之一。馬朗原來是馬提尼克人，在法國寄宿學校長大，成為法國殖民地部門的行政官員，以殖民執(zhí)政者階級身份發(fā)現(xiàn)了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今天的中非）的現(xiàn)實而寫了《霸都亞納》。尤其在自序里，馬朗深刻又尖銳地解剖了殖民主義的盲目暴力與對原住民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與大自然的和諧關系的破壞。李劼人1930年代初在成都翻譯的克老特?發(fā)赫爾（Claude Farrère）1905年同樣獲得龔古爾獎的《文明人》（Les Civilisés）卻是一個對殖民主義頗有曖昧立場的小說。以法國殖民化的越南西貢為背景，它對一群年輕法國海軍的可疑行為沒有顯明的判斷，也大量地重復東方主義的陳詞濫調——李劼人對這種風格的興趣或欣賞之緣由也可以跟他選擇翻譯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薩朗波》（Salammbô）聯(lián)系。但有趣的是李劼人在譯者序中將《文明人》理解為對殖民主義的諷刺，表示對小說的敘事角度的肯定：“本書以西貢為背景，而諷刺所謂文明人者不過如是；議論或不免有過火處，然而文人‘藝增’固是小疵。吾人亦大可借以稍減信念，不必視在殖民地上之歐人個個偉大，即其居留國內之公民，幾何不以此等人為‘社會之酵母’哉！”發(fā)赫爾的背景和個人歷史也很復雜，他于1930年代站在左派知識分子的一邊呼吁辯護猶太人，他同時給法國極右報紙寫過評論而支持日本的軍國政治，甚至贊同“滿洲國”的成立。

最后，李劼人翻譯了不少反對傳統(tǒng)倫理，呼吁解放婦女、解放個人的小說。他的名為《馬丹波娃利》的翻譯對1925年的中國讀者一定作了很大的貢獻，同時從李劼人自己的小說《死水微瀾》對同樣題材的處理也可以看到他并沒有簡單地將福樓拜的小說視為一本易卜生式的攻擊傳統(tǒng)的工具。他翻譯19世紀末的卜勒浮斯特（Marcel Prévost）的小說《婦人書簡》（Lettres de femmes）也可以顯示出他對私人寫作的興趣。同樣有趣的，當時引起很大議論但現(xiàn)在幾乎完全被遺忘的一部小說是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的《單身姑娘》（La Garçonne），原文書名更接近于“假小子”。它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在歐洲性別角色的大變遷，跟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樣被起訴上法庭，李劼人在譯者序也強調他“僅僅打算把法國政府在文學史上最蠢笨最無聊的舉動，介紹給我國”。

李劼人在法國的四年對他的思想發(fā)展無疑有重大貢獻，但好像也沒有很直接影響到他的政治上或哲學上的立場。他讀到的法國小說、新聞、理論著作主要給他提供了一個多元的文化環(huán)境和更多的思想的可能性，但他常常也保持了一個批判距離。一戰(zhàn)剛結束的法國也不是啟蒙者的理想國，而是一個復雜的、政治議論活躍又尖銳的正在變遷中的社會——對我而言，讀李劼人當時寫的與翻譯的作品后最深刻的印象，也許是他在那種環(huán)境里找到的好奇精神與開放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