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其《宋元戲曲考》自序中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著名論斷，他說：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他認為宋人的詞最能體現宋代文學的輝煌成就。的確，在中國古代文學的閬苑里，宋詞是一方芬芳絢麗的花圃。直到今天，宋詞的名篇佳作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
詞起源于隋唐之際，經過唐五代近四百年的發(fā)展，已初具規(guī)模。到了宋代，由于創(chuàng)作隊伍的壯大，創(chuàng)作視野的開拓，創(chuàng)作技巧的新變，詞的發(fā)展更加蓬勃繁榮。今存唐五代詞僅八十家，不足二千首；而宋詞卻多達一千四百三十余家，近二萬一千首。盡管唐五代詞因時代較早，散佚的比例更大，但兩宋詞壇的繁榮大大超過唐五代，卻是毋庸置疑的。單從數量對比上，我們也可約略窺見詞在入宋后的鼎盛氣象。
宋詞的繁榮還體現在其流行和普及的盛況，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平民百姓都雅好詞章。宋代統(tǒng)治者重文輕武，官僚階層生活待遇優(yōu)厚，士大夫詩酒雅集的風氣，十分盛行。北宋前期社會政治安定，百業(yè)興旺，都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壯大。出于人性共同的娛樂需要，便有民間樂工、歌妓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宋初詞壇首先迎來的是士大夫之詞的藝術高峰，晏殊、歐陽修等為其代表，他們的詞作側重反映閑適自得的生活和流連光景、感傷時序的情懷；所用詞調仍以唐五代流行的小令為主；辭筆清麗，氣度閑雅。市民詞則起步較晚，其代表作家是柳永。他的詞作多描繪都市風光，傳寫坊曲歡愛，抒發(fā)羈旅情懷，內容更豐富，語言也俚俗家常。柳永精通音律，長期混跡秦樓楚館，與民間樂工、歌妓合作創(chuàng)制了許多新聲，大都是慢曲長調。宋詞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轉變，詞的篇幅拉長，容量加大，表現手法上層層鋪敘、處處渲染，與崇尚含蓄、講究韻味的傳統(tǒng)文人詞大異其趣。柳詞在當時風靡四方，贏得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盛譽。
風格多樣，流派眾多，是宋詞繁榮的另一個表現。宋金時代已有柳永體、東坡體、易安體、稼軒體、白石體等說法。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明張綖《詩余圖譜》），宋詞有婉約與豪放之分，則是后世文學史家普遍的認識。無論柳永，還是晏、歐，都未能從內容上突破詞是艷科的藩籬，因而仍屬婉約派。宋詞的第二次轉變，則是更具現實主義情懷的豪放派異軍突起。豪放派可追溯到與晏、歐、柳同時的范仲淹。他是一位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博大胸懷的政治家，其詞雖只傳五首，卻頗有新意。如《漁家傲》寫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悲涼為慷慨，在當時詞壇，不啻是振聾發(fā)聵的雷鳴。進入北宋后期，改革家王安石又從理論角度向詞須合樂的觀念發(fā)出了挑戰(zhàn)。時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蘇軾走得更遠。他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陸游《老學庵筆記》），只把詞當成一種句讀不葺的新體詩來作。他在詞里懷古傷今，論史談玄，抒愛國之志，敘師友之誼，寫田園風物，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清劉熙載 《藝概》）；其詞風或激昂慷慨，或開朗曠達，或沉郁悲涼，或隨和平易，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蘇軾《答謝民師書》）。他是豪放派當之無愧的奠基者。但蘇軾對詞體的革新暫時還不能為詞壇主流所接受，連他最鐘愛的學生秦觀也還是學柳永作詞的。北宋晚期婉約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是曾主管國家音樂機關大晟府的周邦彥，他在繼承柳永的基礎上，讓慢詞長調的字句更整飭，詞調的格律更規(guī)范縝密，可謂集婉約派之大成，開格律派之宗風。
北宋末年，女真鐵騎大舉南下，徽、欽二帝被擄，高宗倉皇南渡。南宋初年，金兵屢屢壓境，戰(zhàn)火連年，而朝堂上昏君奸臣屈膝投降，茍且偷安，戰(zhàn)與和、戰(zhàn)與降的斗爭也始終不曾止息。面對國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難，具有正義感的詞人，高歌抗戰(zhàn)，高歌北伐。詞風的主潮開始向豪放轉向。民族英雄岳飛，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張元幹和張孝祥，是南宋早期愛國詞人中成就較高的兩位。辛棄疾是南宋愛國詞潮流的巔峰。他出生于北方淪陷區(qū)，青年時即參加義軍，獻身抗金大業(yè)。南歸后卻始終不得朝廷信任，被閑置鄉(xiāng)里二十余年，北伐宏愿蹉跎成空。其才略既無處發(fā)揮，一腔忠憤遂盡托之于詞。浩嘆沉吟，無非磊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在他的面前，蘇軾的以詩為詞還顯得保守，他干脆進一步解放詞體，以文為詞，使詞體呈現出新的面貌。與辛同時的愛國詞人，著名的還有陸游、陳亮、劉過等。
南宋前期，最出色的婉約派詞人是女作家李清照。她的一生和創(chuàng)作橫跨兩宋。青年時代李清照已經以那些純摯纏綿、展現女性心聲的詞作，卓然名家。但《漱玉集》中的最高成就，卻主要體現在她南渡以后、迭經喪亂的作品里。雖然她寫的只是個人流落天涯、孤苦無告時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聲聲慢》），但卻涵蓋了當時眾多北方難民在國破家亡后的悲慘境遇。南宋統(tǒng)治者偏安東南一隅，弦管歌舞又成為權貴縱情享樂的必需品，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林升《題臨安邸》）。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下，南宋詞壇終于出現了兩位格律派大家姜夔和吳文英。二人都是游徙于豪貴之門的清客詞人，精通音樂，長于言情詠物，為詞格律謹嚴，音韻響亮，措辭高雅，造句新奇，頗得周邦彥真?zhèn)鳌６�人因藝術上的成功與辛棄疾在南宋詞壇鼎足三分。南宋晚期有不少文人雅士沿襲姜、吳的道路，周密和張炎是其中代表。南宋后期的豪放派中沒有產生藝術上的大家，可是，圍繞抗金和抗擊蒙古人南侵的斗爭，愛國詞人們仍一直在吶喊。其中較出色的作家是劉克莊和陳人杰。
在南遷一百五十年后，趙宋王朝終于為元朝所滅。元軍的弓馬刀劍可以洗劫城市、屠戮人民，卻封不住詞人的心聲。文天祥、劉辰翁、蔣捷、周密、王沂孫、張炎等，或奮力抗爭，英勇不屈，從容就義，所作詞精忠耿耿，慷慨激壯；或隱居不仕，以遺民終老，所作哀傷亡國，語調蒼涼；或雖茍全性命于新朝，但也無時無地不發(fā)故國之思、興亡之戚。這些不同經歷、不同氣質、不同流派的詞人們，共同演繹了宋詞史上的最后一出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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