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集說》為浙東學術的清末民國間成就，臺州黃巖人管贊程著。

《近思錄》是南宋淳熙初年朱熹與呂祖謙二人編選周敦頤，及程顥、程頤、張載等人著述語而成的理學基礎著作，是一部語錄形式的書，錄有前述四人的十數(shù)種書的語錄六百二十二條，為我國理學的普及與傳播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被人們視為一部重要的理學經典。對於這樣一部著作，自其產生以後，學者便開始以集解的方式予以解讀，闡釋宋人的理學觀念以幫助初學之人更好地接受並增強個人的內在修養(yǎng)以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隨著歷史的延續(xù)，解讀之家日漸衆(zhòng)多，直到民國時候還有未艾的勢頭。這些集解的《近思錄》有些廣為人知，特別是一些早期著作，如南宋人葉采，清代人茅星來以及江永等人者，而晚期的同類著述，如清末民初一些卻關注者較少，《近思錄集說》便是其中一種。其實，這些晚出的著述不僅代表了後人對《近思錄》的理解，也代表著《近思錄》在一定時代的思想價值，一定時代的哲學觀政治觀等，也是值得關注的。

管贊程（18721952），原名協(xié)寅，庠名贊成，更名贊程，字匡平，號向定。 清末民國間浙東臺州黃巖人。《新橋管氏宗譜》卷十稱管贊程性恬淡謙退，好讀性理書，不喜治舉子業(yè)。師事同治進士工部營繕司主事夏震武（即魯迅等人反對的木瓜之役的杭州兩級師範學堂的校長）。清亡，管贊程笄發(fā)古服，一志于程朱之學，勉勉循循，不敢稍曠，居敬窮理，數(shù)十年如一日，有遺老情結。曾任今新橋中學第一任校長（代），可謂浙東學術的殿軍。

管贊程生平喜交當世知名之士，圖收切磋之益。所交主要有張紹價（範卿）、孫乃琨（仲玉）、李直慎（習齋，朝鮮人）等，皆治理學之人。所為文自稱遠紹昌黎，近追靈峰（夏震武），一掃末世萎靡之弊，而有以振之。 著有《鞭裡錄四維堂存稿》若干卷，總修《新橋管氏宗譜》若干卷，《四維堂日記》（44冊，1951年被臺州專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接收，今佚），而《近思錄集說》十四卷可謂是其代表作品。

《近思錄集說》，成書於民國25年（1936） ，由浙江印刷所承印發(fā)行，是至今流傳的唯一版本，或者說唯一的一本，藏浙江省圖書館，是為數(shù)不多的清末民國人關於《近思錄》的著述。該書前附管贊程《近思錄集說序》、《近思錄》引用書目及朱熹、呂祖謙原序、朱熹《論<近思錄>》、《周子<太極圖>》，後附管贊程《<近思錄集說>後序》。

管贊程解《近思錄》與其喜談聖人傳授心法有關，凡他與人書所論者以談心法為多，因此他特別撰寫了《孔門傳授心法》一文，大談顏淵問仁孔子之教，稱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而對《近思錄》在此方面建樹評價甚高。他本人以為《近思錄》是得聖人心法的絕佳著作。他說朱呂序《近思》教人玩心，此書足以得門而入，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始乎為士，終乎為聖。（《重修潁陽精舍記》）對於這樣一部有成就之書，他認為，世人的研究是未能揭其秘的。他說《近思錄》前人所注數(shù)家，未言求端之方，漸次經由之實。朱子編輯之意既晦，學者漸進之路又塞，則此書雖存而能知其貴者蓋鮮。（管贊程《近思錄集說序》）以此，管贊程歷選前聖之書，論其科級具備，序次詳明，以及艱難曲折，撰成《近思錄集說》（以下簡稱《集說》）。

《集說》一書十四卷，大概由三類內容構成，首引《近思錄》原文，次引古今人關於《近思錄》的論述或相關佐證文獻，以證《近思錄》宗旨，再次是管贊程自我對《近思錄》的解說。解說的內容包括字詞的讀音、字詞的原意、典故出處以及文中之意，各段句的文意、理學意義等。形式上看，管贊程的解說有二種形式，一是每段文字下由管贊程寫按語（有些前置程按二字，有些直接發(fā)表議論），二是根據內容將一系列有內在聯(lián)繫的段落劃分作章，闡述其內容。而第二種形式是他本所沒有的，是管贊程的創(chuàng)新

《集說》與其他《近思錄》集注本比較，有著自己的明顯特點，就是集說者本著《近思錄》切問近思的編纂宗旨，揭示呂祖謙的科級意識，讓讀者更容易領會並接受《近思錄》的內容，在繼承以往葉采、江永、茅星來等人《近思錄》的集解傳統(tǒng)的基礎上，方法與解讀內容方面都有了一定改進與創(chuàng)新。這種改進創(chuàng)新更貼近《近思錄》本意，是其存在的價值，包括：一是切近讀者的解讀方式，二是揭示《近思錄》的 艱難曲折，三是將近思與現(xiàn)實社會生活相聯(lián)繫。且試論如下：

一、切近讀者的解讀方式

《近思錄》強調切問近思。

《近思錄》本為窮鄉(xiāng)晚進又無碩儒名師之教的初學而編纂。編者希望通過此書的閱讀，能夠讓讀者達到懂得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並循是而進，自卑陞髙、自近而遠的目的。然而，這些讀者對象是入門學者，相對而言文化修養(yǎng)層次稍低，再加上《近思錄》是一本講理學道理之書，道理抽象，理解又有專業(yè)的難度，以朱熹的話說就是《近思錄》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裡說得如此，那裡又卻不如此 。 兩個字總結，就是難看。對於這樣一本書，如何實現(xiàn)編纂者的初衷，達到讀者讀得懂而修養(yǎng)身心的目的，《集說》作者于此做了充分的考慮，因此，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諸如為生詞注音，解釋字義、解釋歷史典故及理學名詞等甚是初級的措施。此外大概又引述他人的著述以為佐證，還有就是管贊程本人的解釋。就此二點而言，從形式上看與前人集說並無大的不同，葉采、江永、茅星來等人的集解都做到了這一步，但是若從解釋內容方面看，的確《集說》有自己的特點，體現(xiàn)了對讀者的深度關照，也體現(xiàn)了管贊程對《近思錄》的理解。這種特點主要是引用典故範圍的擴大，包括引述作者範圍以及引用事例範圍的拓寬兩個方面。

......

其次，《集說》又將前後文標明互見，指示行文佈局之間的聯(lián)繫與緣由。一是指出章與章之間的承繼關係，如第十一卷第一段自濂溪先生曰剛善至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為一章�！都�說》說其脈上承卷一一、二兩章，卷二首章，卷四首條至純亦不已，卷五至卷十之首章皆是也。卷五以上，皆論為學之方，當以第一義為標準。卷六以下，論應物之道，當以第一義自勉。二是指出全書內容之間的關係，如第十卷自篇首至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為一章�！都�說》指出朱子於此書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及此卷皆以此義（處事以至誠感人為第一義）為首，聯(lián)絡一片，發(fā)明乾道聖人之學行，讀者詳之。

以上是從大的方面指示行文間的互見，最詳細的互見，是《集說》指出各自然小段之間的互見。如卷三解說學原於思條，管贊程按語曰：與卷二時複思繹，浹洽於中條相發(fā)明，並說當參看而詳味之。卷八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chuàng)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條，管贊程按語曰：平天下，惟道與法二端而已。治綱，說見上文。順天時以制事，如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命太史守典奉法，命學正入學習舞之類。創(chuàng)制立度，說詳卷九。道法，下文詳之。第十二卷注釋改過，說與卷五克己復禮不同。第四卷其工夫次第，下二章詳之。第五卷仁之難成久矣，說此與上文大抵人有身條相發(fā)，當反身思之。卷七孟子辨舜、蹠之分條指出義利相去所爭毫釐者，承上文實理有得於心而言，故能辨之微而見之明。卷九明道先生言于朝條，說致知主敬之節(jié)序，此書卷三卷四備矣。三曰經界條云：井地為聖王之制，其法至善，議者皆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而不知以無妄之誠可以感之。其說詳于下文《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條。

上述可見《集說》對於《近思錄》前後文之間的互見，或指上、或引下，聯(lián)絡作一片，揭示了《近思錄》的一個道理與天衣無縫，包括從字到句到段到全書，這是解釋《近思錄》的一種創(chuàng)新。這種互見，人們可借之尋繹各章之間的內在脈絡，血脈貫通的完整的面貌，瞭解《近思錄》的漸次經由之實、或者艱難曲折，從而明白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應該是有利於初學者認識並達到達到沉潛反復、優(yōu)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的過程與目的，正合于朱熹卻自中間有個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卻只是一個道理的構思， 為人們全面理解《近思錄》指出了方向，也正是管贊程驕傲的自稱救弊考功，惟此為密處。

三、近思的實踐期待

《近思錄》本為切問近思而作，最終要達到處己治人，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但在《集說》出現(xiàn)以前，凡解《近思錄》者重在於處己處用力，而于治國平天下方面甚少人予以關注�！都�說》於此不但注意在處己處用力，也注意到治國平天下，以合《近思錄》的著述之旨。

《集說》的作者身處清末民國之交，國家正是新舊交替之時。這樣一個特殊階段，一方面舊的封建餘思尚在，而且是根深蒂固；又一方面西學東漸，民主的思潮方興未艾，這些現(xiàn)實政治在《集說》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第七卷謝湜自蜀之京師條，原為二程批評舊制欲以考試得教官職位的不當，《集說》引張範卿的話卻擴展到對民國人因運動（拉關係）得職位的可恥之事的批評，說：昔之訓導教諭出自捐納，今之校長教員出自運動。卑污茍賤，廉恥掃地，使程子見之，又將以為何如也！此見《集說》作者試圖將讀《近思錄》與現(xiàn)代社會治理聯(lián)繫起來的努力。但是應該指出者在於，《集說》作者觀念陳舊，不能理解并接受進步的社會潮流，因此所主張多不可取。比如第八卷將民國時泯泯棼棼，天下囂然的社會動亂，歸咎于提倡西學者主張的自由平等，說是上下亡等，民志不定。又如要提倡井田制以抵抗共產主義運動。第九卷則反對以西方音樂取代古樂，第十二卷要提倡男尊女卑，夫唱婦隨，反對男女平等。以為主張婚姻自由，是變人類為禽獸。以今看來，這些觀點的確有悖常理不可思議，完全是逆潮流的，不值一駁。這些理論，有引自他人觀點，有為管贊程自述，但無疑又都是管贊程的主張。此等主張自今日看來，可謂無一是處，可以說再無人茍同，但這種將讀書與治國相聯(lián)繫的做法應該是與《近思錄》的編纂初衷相一致的，對於治《近思錄》而言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又可以借之瞭解到晚清與民國時期一些遺老們的思想狀態(tài)，或者說是思想界存在的頑固的意識形態(tài)，也就知道了所以張勳復辟，甚至袁世凱做皇帝等事，也不是一個人的、偶發(fā)的問題�！督�思錄集說》使得我們瞭解到了晚清與民國這一新舊時代交替時期社會問題的多面性複雜性，瞭解到時代進步的艱難性。

上論可見，《近思錄集說》體現(xiàn)了管贊程對理學的理解與對《近思錄》的理解，無論從方法還是內容來看，都可以這樣說。也可以說反映了管贊程個人或者說時代的社會意識，同時代學者即墨人張紹價題《管向定像贊》稱讚《近思錄集說》唯我向定，獨得真詮。闡明奧旨，精蘊畢宣……祖述魯叟，步趨宋賢�！督�思》一編，尤所精研（《近思錄集說》卷首）即是印證。這為《近思錄》的傳播做出了貢獻，是《近思錄集說》的學術貢獻，亦見浙東學術的影響之遠吧。

最後，我們說一下《近思錄集說》的版本問題。

《近思錄集說》今僅有民國25年（1936）浙江印刷所承印本，要研究《近思錄集說》，必須要知道其用《近思錄》底本來源。

關於《近思錄集說》採用的底本的來源問題，管贊程沒有具體說明，但是我們通過《近思錄集說》的文字異同發(fā)現(xiàn)，管贊程確實參校了多種《近思錄》本，如葉采《集解》、茅星來《集註》、四庫本《集註》等，但其使用的底本應該肯定是江永的《近思錄集注》，這大概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是敘述形式相同�！督�思錄集說》每卷前有朱子曰此卷等語，形式與江永本同。如卷一為朱子曰此卷道體、卷二為朱子曰此卷為學大要等，而與他本《近思錄》直接標明朱熹對該卷內容的描述不同，如葉本的道體、為學，茅本的道體、為學大要等。又各條語句中間或語錄後，《近思錄》原作標記其出處或釋義，管本於前端特加語本注二字提示，同江本，他本無。

二是字句、別字與異體字同。如第二卷描述七情是喜、怒、哀、懼、愛、惡、欲，同江本，而他本作喜、怒、哀、樂、愛、惡、欲，其間不同是一為懼一為樂。卷十三問神仙之說有諸條有楊子敘述揚雄說聖人不師仙，管本從江本，他本皆作揚子。卷十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此句管本從江本，他本邱皆作丘，蓋為避諱故。

三是引語字句相同，如卷二董仲舒言義利一段，《集說》引朱熹膽大膽小一段，同江本，他本無。卷二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條，管本引朱熹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一段，同江本，他本無。又如卷三日月至條引《朱子語類》若論到至處，卻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卻與二字接續(xù)，與江本同，其實《朱子語類》原文作卻是與，相較少一是字。他本未引此條。卷八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條，管本著明正蒙二字，同江本，而他本在正蒙後續(xù)注下同二字，其實註明下同二字當更合于體例。卷十管本引朱熹《感興詩》，同江本，他本無。

四是斷句形式相同，如卷九有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管本特別在死過二字下標明一句字，強調斷句之處，同江本，與他本不同。觀今不少《近思錄》整理本皆將過字屬下，斷為過此，更見其與江本的直接聯(lián)繫。

以上所見，我們確定《近思錄集說》的底本是源於江永《近思錄集註》，這為我們點校工作提供了依據。

校點者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