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從上海城市空間探尋中共成立的肌理

蘇智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成立，從此她歷經磨難，不斷壯大。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的執(zhí)政黨，也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成員最多的政黨。就世界范圍的影響而論，因共產黨創(chuàng)建所引發(fā)的中國革命，是18世紀啟蒙思想以來所發(fā)生的最持久的一場革命�？梢哉f，上海是中國紅色革命之源，也是中國革命的圣地。

那么，上海何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

簡言之，20世紀20年代初的上海城市，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區(qū)所不具備的諸多社會歷史條件：作為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為共產黨的成立提供最適宜的地理環(huán)境；以上海工人為主體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階級覺悟的提高，則為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奠定階級基礎；上海發(fā)達的媒介網絡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提供便利條件；伴隨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上海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集聚與活動中心。而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青年》編輯部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則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提供了基本成員，上海發(fā)起組實際擔當組建中共的臨時中央。總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結果，而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有聲有色的活動，也構成了上海近代史的華彩樂章。

為了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深入研討中共創(chuàng)建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市歷史學會于2017年6月25日聯(lián)合舉辦首屆上海：黨的誕生地學術研討會，主要從上海城市歷史，尤其是從城市空間的視角來探究中共建黨與上海的關聯(lián)。

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最適宜的土壤。在本次會議上，熊月之教授指出，上海這座城市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六大支持系統(tǒng)，這就是先進的思想文化為重要內涵的信息傳播系統(tǒng)、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為重要成分的社會基礎、聯(lián)系國際與國內重要城市的水陸交通系統(tǒng)、發(fā)達的郵政通信系統(tǒng)、具有現(xiàn)代政黨社團活動傳統(tǒng)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維持政黨社團正常活動的安全系數(shù)。

上海租界地帶是中共早期成員活動的舞臺，也是中共一大的會議場地所在。近代租界的存在，充當了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國受制于帝國主義的恥辱象征，又是中國人民獲取現(xiàn)代經驗、走向獨立的開端。生活在租界里的華人既須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又得以在外國勢力庇蔭下免受軍閥或專制政府的騷擾，并躲避連綿不斷的天災人禍、外侵內亂，是中西文明共存、競爭、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會。相對獨立的環(huán)境，使得中國革命者可以利用這一縫隙，進行反抗統(tǒng)治者、爭取國家獨立并最終收回外國列強利權的革命活動。

相對于公共租界而言，法租界警力有限，管理相對松懈；法租界繁瑣的批捕程序，也容易為革命黨人的逃脫和營救提供機會。法租界的制度設計和價值理念，在客觀上為中國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huán)境。當然，這并不是說，法租界當局對中國革命更加同情。共產黨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陳獨秀一生鐘情于法國大革命，鐘情于法蘭西文化，這也是他選擇在上海法租界居住與活動的理由之一。他主編的《青年雜志》自創(chuàng)刊號起就特別地加上了法文：LAJEUNESSE。再深入分析，早期國民黨人、共產黨人主要棲居在法租界中區(qū)。1914年法租界進行了最后一次擴張，將西界推進到了徐家匯地區(qū)，然后開啟新城區(qū)的建設規(guī)劃。在新興的西門區(qū)（Quartier de Siemen）里，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復興中路）、望志路（Rue Wantz，今興業(yè)路）、西門路（Route Siemen，今自忠路西段）、天文臺路（Rue dObservatoire，今合肥路）、貝勒路（Rue Amiral Bayle，今黃陂南路）、白萊尼蒙馬浪路（Rue Brenierde Montmorand，今馬當路）、菜市路（Rue du Marché，今順昌路）等相繼建成，這里交通便利，房價相對便宜。貝勒路樹德里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號、108號（今興業(yè)路的76號、78號）兩所房屋就被李漢俊兄弟租下。這個新街區(qū)即西門區(qū)，而中國共產黨后來就誕生在這個區(qū)域內。

在西門區(qū)這個法租界中區(qū)，幾乎聚集著所有早期共產黨人在上海的活動，除了耳熟能詳?shù)臉涞吕镏泄惨淮髸�址，還有各位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當然，漁陽里是最典型的一個代表性街區(qū)。

共產黨黨團組織的創(chuàng)建中心、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創(chuàng)建活動主要集中于此。陳獨秀為躲避北洋軍閥的追捕，于1920年初由北京返回上海。他入住老漁陽里2號后不久，就開始著手組建共產黨的組織。陳獨秀居住的老漁陽里，是由8幢小樓組成的街坊，曾先后住過同盟會元老陳其美、民權人士楊杏佛、國民黨元老葉楚傖等，這也只有在租界才會有如此奇特的氣場。1920年5月，陳獨秀、李達等人在漁陽里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社。8月，當時稱為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此誕生。為了不斷發(fā)展壯大黨的組織，陳獨秀等人于8月22日，在漁陽里6號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選派時年21歲的俞秀松擔任書記�！缎虑嗄辍肪庉嫴烤驮O在老漁陽里2號，這里便成為馬克思主義新的宣傳中心。此后，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了新青年社，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公開出版發(fā)行機構。由陳望道翻譯的、中國第一個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即交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其后，上海黨的早期組織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先后出版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和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等經典篇目，向熱心讀者尤其是進步青年較為系統(tǒng)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7月，以維經斯基為負責人的五人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新漁陽里6號成立了中俄通訊社，由楊明齋任社長。11月7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創(chuàng)刊，公開舉起了共產黨的旗幟。上海共產黨早期黨團組織為了培養(yǎng)革命青年到蘇俄學習，儲備黨的后備干部，1920年9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創(chuàng)辦了外國語學社，社址選在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同時，漁陽里街區(qū)是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1920年8月15日，《勞動界》周刊創(chuàng)辦，由陳獨秀任主編，李漢俊、沈玄廬等為編輯，該刊的主要撰稿人有李達、陳望道、邵力子、袁振英、柯慶施等，該刊成為向工人大眾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的通俗讀物。10月3日，漁陽里6號召開了上海機器工會發(fā)起會，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等人以嘉賓的身份出席了會議，陳獨秀被邀請為暫設經募處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兩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的誕生。

毫無疑問，紅色革命的歷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脈。中共一大會址及其周邊的眾多歷史建筑和歷史街區(qū)，是展示紅色歷史的重要載體，建筑能將歷史進行最為理性、直觀和廣博的呈現(xiàn)。它們見證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復興之路，體現(xiàn)著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進步而前仆后繼、自強不息的精神，凝聚著各個時期革命前輩、愛國志士的崇高理想、信念、品德和情操，形象而直觀，豐富且獨特，具有強烈的感召力。

今天的上海，城市更新突飛猛進，城市景觀日新月異。我們急須宏觀把握城

市發(fā)展的肌理，整體、全面地梳理紅色歷史的痕跡，確定哪些歷史遺跡、自然景

觀、城市風貌需要妥善保存或是留心表達。我們須從記錄足跡的城市歷史出發(fā)，

以城市變遷線索為參照進行尋訪和篩選，整體性保護，而不僅僅是單幢建筑、某個片區(qū)的保存。在迎接中共建黨百年的重要時刻，我們應該以紅色歷史發(fā)展為脈絡，遴選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曾發(fā)揮關鍵作用的地物和建筑作為保護對象，并且有意識地基于紅色歷史去尋訪、發(fā)展、保護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建筑、街區(qū)，從而系統(tǒng)地保留城市紅色歷史發(fā)展的足跡，并形成保護體系。如合理建立博物館、紀念館、名人故居等，設計紀念雕塑和紀念名牌，設置二維碼影像資料展示與放映等。有些重要街區(qū)，如中共一大周邊街區(qū)，需要進行原樣保護，保持并延續(xù)原有生活樣態(tài)，因為那是活著的城市人文脈絡。

基于此，我們首先制作了《中共上海建黨革命遺址分布圖》，該圖由吳俊范、姚霏等指導，王小雅、尤亞男、王夢佳等研究生繪制。該圖分為黨的機構、名人故居舊居、社團組織、事件發(fā)生地，體現(xiàn)了黨史研究與城市空間相結合，較完整展示中共在上海建黨的空間分布。今后還擬進一步深入精細研究，使之更加完善。期待各方面、各部門精心合作，進一步發(fā)掘與繼承上海紅色文化資源，打造更亮麗的城市紅色名片。

（蘇智良　上海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史高峰高原學科負責人，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