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總序

國外的俄羅斯與蘇聯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門類，既年輕又有著豐厚的歷史淵源。很多年以來，這個學科門類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歷程中具有特殊的影響，同時，對于和俄羅斯與蘇聯有關的國際、國內事務都曾經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隨著當代俄羅斯問題日益受人關注，冷戰(zhàn)終結后的俄羅斯研究也越來越成為一門比較熱門的學問。因此，從學術史角度梳理一下這一知識和學科領域的演進過程，以及當下所受到的各類挑戰(zhàn)和發(fā)展機遇，展望一下這門學科的未來前景，不僅將有益于從事俄羅斯研究這個領域的專門工作者，而且也有益于各個領域的有關研究者和有興趣的學習者。

一、 為什么要關注國外的俄蘇研究

從公元10世紀俄國在基輔羅斯的立國奠基，一直到蘇聯解體前后所發(fā)起的近30年艱難轉型的那一階段為止，國際學術界對于沙俄帝國、蘇聯和俄羅斯的研究早就形成了涉獵廣泛的豐富內容。這一研究領域包括了俄羅斯從居于一隅的公國成長為帝國的復雜經歷，涵蓋了帝國時期的擴張稱霸、內部國家與社會構建的獨特進程。在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領域迅速發(fā)展的前提下，蘇聯社會主義時期也自然成為各門學科研究的熱門。蘇聯解體之后政治經濟社會的艱難轉型，以及對外關系的重大變化，不僅涉及各個學科，而且促使不少新研究領域、新研究范式的形成。國外俄蘇研究不僅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安全、媒體、心理等各個門類，由于與國際政治實際進程關系密切，無疑也受到意識形態(tài)較量和地緣政治博弈的深刻影響。

在一個多元文明時代，能否全面而準確地把握猶如俄羅斯這樣既有自己獨特歷史路徑，同時又對總體世界歷史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國家和文明的演進進程，乃是決定這個多元文明時代的各個國家、各大文明主體能否和諧相處、合作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前提�；仡欁跃S也納體系建立以來的每一次重要國際秩序的構建，都有俄羅斯以歐洲大國乃至世界大國身份的參與。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潮起潮落，決定著維也納、凡爾賽、雅爾塔乃至冷戰(zhàn)終結以后的歷次國際社會重構的命運。而這樣一種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演進，完全離不開對于俄羅斯這個大國獨特進程的理解與把握。從世界歷史的內部進程來看，無論是作為一個地區(qū)的公國，還是帝國、社會主義大國乃至今天的民族國家，俄羅斯都提供了豐富而獨到的治理樣式。無論這些治理經驗成功還是失敗，一個不爭的事實，乃是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歷盡艱險而存活至今，并且依然自強不息、活力四散，發(fā)揮著遠超出國力的巨大影響力。對于這樣一個國家演進歷程的敘事，顯然既不能脫離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基本邏輯，又不能忽視其非常特立獨行的個性。所以，無論從外部還是從內部的視角來看，對于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歷程的敘事構建，還遠未終結，有待人們站在歷史的新高度，對以往有關俄羅斯的浩如煙海的記載和評說，來作一番系統(tǒng)的考察和總結。

本叢書的內容，側重于將蘇聯解體之后的國外俄蘇研究作為對象，希望通過對這樣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的海外對俄研究狀況的觀察分析，對當前的研究狀態(tài)與趨勢作出概括性描述，總結出有用的學科機理、客觀的觀點和方法、值得借鑒的學術規(guī)范，以期推動本領域研究深入發(fā)展。當然，也包含著總結得失成敗，從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大國俄羅斯研究領域的進展和走過的彎路中取得借鑒。這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信手拈來的事情。曾經有值得稱道的準確認知和把握，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的芥蒂，不僅促進了學術的發(fā)展，而且極大地作用于社會進步和國家力量的增長。如，根據列文森獎得主羅伯特·斯基德斯基的記載，當年凱恩斯有關國家宏觀調控理論的形成，明顯地受到了蘇聯早期計劃經濟思想的啟發(fā)和影響。包括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蘇兩國來自媒體和民間的客觀友善的相互認知，成為推動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形成盟友關系的有力紐帶。遺憾的是，俄羅斯與西方的相互認知中也有著太多從誤解、疑慮開始，一直發(fā)展到敵視、仇恨的不幸故事。無論是冷戰(zhàn)的起源，還是對于蘇聯解體問題的一系列錯誤判斷，都導致了大國間關系的一次又一次的嚴重對立，甚至抗衡。因此，站在一個客觀和自主的立場上，去反思國外俄蘇研究中的得失成敗，顯然有助于形成一種相對而言比較成熟的認知。

自21世紀以來，國際變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乃是俄羅斯的內政外交。對于俄羅斯問題的認知，越來越成為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近年來筆者在對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學術訪問中，深感國外的俄蘇研究領域以及關于俄蘇問題的輿論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而且東方與西方已經不由自主地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正當普京以前所未有的支持率迎來第四個總統(tǒng)任期之時，一個相當鮮明的對比是，西方輿論對俄羅斯的批判和敵視達到空前高度。面對這樣高度分化的學術評價和輿論狀況，中國學術界理當去偽存真、去霧廓清，經過嚴肅認真的研究，對于俄蘇的無論是當前、還是歷史問題，拿出我們自己的見解。因此，在作出自己的判斷之前，充分了解和把握國外學術界對于俄羅斯問題的立場和看法，探究其來龍去脈，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這不僅是因為目前對于俄蘇問題存在著尖銳的立場分歧，需要去研究國外俄蘇研究的基本態(tài)勢，還因為俄羅斯本身是一個曾經花了幾百年的時間、殫精竭慮地學習西方的一個歐亞國家。西方是其幾百年來模仿與學習的對象。西方的學問和知識成為俄羅斯現代化的主要理論淵源。有一位北歐的學者曾經這樣來總結蘇聯的失敗，他認為，從俄國到蘇聯，一直有一個情結纏繞著這個國家，即這個國家過于關注從其他國家搬用和模仿意識形態(tài)，以此來代替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這一批評雖然未必概全，但是卻非常精到地指出了問題之所在。既然，從俄國到蘇聯，整個現代化發(fā)展中的靈魂所在曾是對于西方的學習，那么從外部的角度，從被俄蘇模仿和學習的主體角度來觀察俄羅斯與蘇聯問題，可能成為一個有效的觀察視角。

鑒于國外俄蘇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政治、經濟、歷史等單一專業(yè)門類，而且往往是以多學科的方式進行，因此，不僅在國際研究的領域，人們正在普遍地思考如何改進傳統(tǒng)的地區(qū)研究領域的狀況，使之適應高度動態(tài)中的國別與地區(qū)事務的變化；而且，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正在嚴肅思考如何進行學科的構建與配置、分化與組合，在這一重要時刻，通過一個相當熱門的俄羅斯研究的學科成長案例，探討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邏輯，還是一件具有相當普遍意義的事情。當然，這里還涉及各國都已出現的非常緊迫的國際研究、地區(qū)研究的人才培養(yǎng)問題，對俄研究，就如同其他地區(qū)研究，不僅要求掌握多學科知識，不僅要求跨文化的研究、交往能力，而且，這項研究對語言的要求也非常高，要求學者們必須掌握不止一門外語，而是兩種、甚至是多種語言才能有效地從事研究。因此，通過對海外俄蘇研究這一領域的歷史和現狀的全面分析，探討真正成熟健全的地區(qū)研究學科門類的形成路徑，包括重新審視這一門類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方式，顯然也是當務之急。

因此，通過對國外俄蘇研究領域狀況的系統(tǒng)整理與分析，對這一研究領域的知識體系，包括結論、觀點、方法、流派、人員、機構等各個方面的全面審視，借他山之石，在相互比較中提升對于俄蘇問題本身的認知水平。同時，通過對國外俄蘇研究下一番功夫，為構建成熟的國際研究和地區(qū)國別研究的學科體系捕獲靈感與啟示。

二、 一段往事：中國改革起步以來的俄蘇研究

俄蘇現象，與任何以經典歐美方式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相比較，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即俄羅斯走的是一條通過建立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來推進現代化的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曾經是對后發(fā)現代化國家有著極大激勵意義的一種探索。在相當長時期中，對于蘇聯模式的模仿與學習，迄今還在俄羅斯留下深重的烙印。因此，如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尋求發(fā)展和改革這種傳統(tǒng)模式的路徑，自然而然地成為國外俄蘇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對中國這樣一個曾與蘇聯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國家，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蘇聯地區(qū)的實驗和挫折有著重要的參照意義。

同時，中國改革起步時，蘇聯依然是世界事務中的重要角色，尤其對于中國對內、對外事務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于是，就造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重要歷史性現象。當時，推動我國各個領域思想解放進程的，不僅是對于西方市場和民主法治體制的研究和引進，而且包括大量的對于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研究。雖然，在冷戰(zhàn)已經接近尾聲的那一個階段，在正式場合下，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我們出版物中還不能被公開地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實際上，出于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國學術界和決策研究部門已經在內部非常急切而系統(tǒng)地研究社會主義的改革經驗。因為改革的實踐，實際上在當時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已經有了幾十年的經驗積累和教訓。

當時，我們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不僅是探討對象國本身的問題，聽取對象國學者專家的意見，翻譯、介紹大量有關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研究的學術和政論作品，而且廣泛地汲取了來自美國、歐洲、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學術界、決策界對于這一課題的意見和觀點。比如，在研究俄羅斯和蘇聯改革的時候，當時我們耳熟能詳的不僅是阿巴爾金、阿甘別吉揚、米格拉尼揚、阿法那西耶夫這樣一些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而且還有科爾奈、布魯斯、奧塔·希克、青木昌彥等這樣一些世界著名、但是來自西方的研究專家。我們把來自本土的和來自第三方、主要是來自西方的觀點與方法加以綜合，希望得出對于蘇聯模式這一復雜現象的客觀公允的評價。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直延續(xù)到90年代，我國對于俄蘇問題的研究始終是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直接深入觀察俄蘇包括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過程本身，直接與俄蘇和東歐國家的專家學者交往，以取得對當地歷史和當代進程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我們密切關注西方學界對于俄蘇問題的研究成果，力爭從比較中獲取真諦。

世紀之交，一個新的變化出現了。隨著普京執(zhí)政，對于蘇聯解體以來在這一地區(qū)體制轉型過程的全面反思開始了。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路線的體制轉型模式受到了嚴重質疑。以市場和民主法治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傳統(tǒng)體制轉型過程，應該如何與本土歷史文明特征相結合？應該如何確保國家主權的實現？應該如何與有效管理和有序推進的現代化模式相匹配？這一系列問題逐漸成為熱議的話題。對于20世紀8090年代以來一度流行的轉型范式本身的拷問開始了。

在這樣一個新的局面之下，是否還有必要繼續(xù)關注國外俄蘇研究的進展，繼續(xù)研究特別是西方國家有關俄蘇問題的一系列學術觀點，包括其一整套方法？大概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作一番思考和回答。第一，2003年弗朗西斯·福山發(fā)表了他的新作《國家重構》，在這本著作中，他提出，傳統(tǒng)國家能否順利轉型的關鍵，在于能否建立一個強勁而有效的政府。顯然，福山的立場與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寫作《歷史的終結》時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總結了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到90年代轉型的衰敗過程，尤其是比較了中國改革的成功，才得出轉型過程必須伴之以強大而有效的政府的結論，顯然已經與新自由主義的立場有了原則性的區(qū)別。第二，正是在世紀之交，在俄羅斯一度執(zhí)政的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出現了對于90年代轉型過程的反思，其中既有來自知識分子以及曾經擔任高官的一批政治精英，又包括杰弗里·薩克斯這樣一些曾經力主以自由主義立場推進改革的來自美國的知名學者的自我批判。于是，對于轉型范式問題的全面探討開始了。第三，大約在2003年至2004年前后，俄羅斯在普京治下，主張以加強國家權力、體現國家主體性，實際上就是以后所說的保守主義政治路線開始正式形成。與此同時，西方學界開始發(fā)生明顯分化。一方面，出現了大量的對于普京政治模式的尖銳批評；另一方面，雖然數量遠不及上述主流陣營，但是，相當有深度的、主張客觀對待俄羅斯路標轉換的西方學者同時應運而生。理查德·薩科瓦堪稱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英國學者。這樣一些對當代西方主流學術立場本身有著強勁批判性的俄蘇研究作品，也逐漸被翻譯和介紹到國內。上述事實說明，西方的俄蘇研究遠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充滿爭議、也始終保持活力的研究領域，依然有不少重要的見解和成果，值得我們去探討和研究。

所以，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俄蘇研究可以看到，我們運用的是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即既關注俄羅斯本身的演進，又關注西方關于俄蘇問題研究的廣泛爭論。以這種方式對西方俄蘇研究的探討，不僅有必要延續(xù)，而且需要有更多的發(fā)掘和深化。

三、 冷戰(zhàn)后國外俄蘇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幾個方面

這套叢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曾經把這樣幾個問題置于我們思考的中心：首先，國外對俄蘇問題研究的大體進展和問題；其次，國外對俄蘇的學術研究和決策資政之間的相互關系；最后，我們也力圖考察各國的俄蘇研究與本國國情、思想文化背景與學術傳統(tǒng)之間的相互關系。大體上，我們將學術史研究、資政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以及學科門類發(fā)展的國別背景這樣一些問題貫穿起來進行考察。這些內容有不少相互交叉，但是大體上又相互獨立，形成國外俄蘇研究的斑駁雜離、五光十色的現狀。

四、 為什么首先選擇美、英、日和北歐的俄蘇研究作為主攻對象

本叢書選擇了在國際俄蘇研究領域基礎比較豐厚的幾個國家和地區(qū)美國、英國、北歐和日本的俄蘇問題研究。國外的俄蘇研究中，有著較為豐厚的學術基礎作支撐，有著較為長遠的學術歷史作借鑒，以及有著較為成熟的規(guī)范制度和研究體制作為依托的國家，首先是英國和美國。英國作為老牌帝國，有著深厚的對俄外交的豐富積累，也有著數百年交往中對于俄蘇問題的深刻觀察。即使是在英國國力衰退的情況之下，作為軟實力重要體現的國際研究，特別是對于俄蘇問題的研究，始終是在國際同行中受人推崇。美國同行曾經這樣對筆者說，就國際研究而言，英國學者經常是美國同行學習和模仿的對象。舉例來說，作為國際關系理論大家的愛德華·卡爾，自身又是一名非常優(yōu)秀的俄國歷史學家，他所撰寫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很多年中曾經是我國蘇俄史教學中最重要的參考教材之一。

美國對于俄蘇研究的重視程度更是備受國際學界的關注。一向以注重對敵人的研究而著稱的美國學界，在冷戰(zhàn)開始之后自然將蘇俄研究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美國對于俄蘇問題研究的發(fā)達程度不僅在于其參與人數之多、學科門類之齊全，尤其在于國家對于俄蘇研究的長遠規(guī)劃，使得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這樣一些高等學府成為系統(tǒng)性的培養(yǎng)高級研究人才的基地；冷戰(zhàn)結束之后，美國還選擇了16所大學作為俄蘇研究的國家信息基地。自由開放的學術環(huán)境和氛圍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大批從事俄蘇研究的學術領軍人物，他們不僅在學術研究中自成體系，比如，本叢書中重點介紹的布熱津斯基、塔克、比靈頓、麥克福爾等歷代俄羅斯研究的權威人物都是在理論上有所獨創(chuàng)，并且是在交往和戰(zhàn)略決策的實踐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官學兩棲的精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美國的俄蘇學界展開了一個非常廣泛的反思運動，對于美國學術界為何無法在更早的時候預測蘇聯解體和冷戰(zhàn)終結的現象進行了一場尖銳的自我批評。本叢書中所描述的美國蘇維埃學的衰落就是指的這一歷史性現象。

本叢書所介紹的日本學界對于俄蘇研究的狀況與歷史，與美國和英國同類研究相比，呈現出強烈的反差。如果說，英美學界比較注重的是學者個人創(chuàng)造性學術能力的發(fā)揮，那么，在日本，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日本學者以集體力量構建學術機構的獨特風貌。與個性鮮明的西方學人相比，日本學者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百年之中實現相當程度的趕超，無疑是作為機構和學術集體的團隊力量發(fā)揮了作用。日本學界雖然也有著對于問題的不同看法和立場，但是并沒有那么多獨創(chuàng)的學派，卻有著對于研究課題進行分門別類深入分析的能力；日本學者細致入微的研究風格也大大有利于對問題的解析，作為這一現象的基礎性前提，那就是對于統(tǒng)計資料的非�？燎蟮氖褂谩６嗄暌詠砣毡緦W界給人的印象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創(chuàng)造；但是，日本俄蘇學界的風格則正好相反，他們非常注重學術思想的獨立，但是又不失東方的穩(wěn)健和周全。本叢書所介紹的日本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乃是東亞地區(qū)俄蘇研究的一個典范：大量別出心裁的研究課題；一大批能夠使用六七種外語來研究問題的斯拉夫學者；雄厚的資金支持使得其始終保持著人才的高度聚集。剔除其他因素而言，文化上的接近，使得我們看到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有很多值得國人借鑒之處。

結語

國外俄蘇研究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還只是剛剛開始的一項工作，無論是材料的匯集，還是觀點的形成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本叢書目前涉及的還只是國外俄蘇研究中比較重要的幾個板塊，但是，內容遠未概全。比如有關大陸歐洲國家的俄蘇研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這將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漸地加以充實；包括理論上的深化，特別是這些研究在國外的資政和學科建設中所起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細化，有關理論問題的思考也大有進一步推敲的余地。本序言僅是從目前的工作進程中提供的初步認識與感想，以為拋磚引玉。

馮紹雷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