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王希恩

2015年7月23～25日，中國民族理論學會2015年學術年會在齊齊哈爾大學舉行，近百位來自各地的民族理論工作者齊聚鶴城，圍繞“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與民族理論研究的新課題”進行研討。本書即是大會論文的選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形式來全面部署、指導民族工作的慣例。自1992年開始，這樣的會議已召開了四次，分別是1992年、1999年、2005年和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不但要對前一階段的民族工作做出總結、確立新階段的大政方針，而且會對中國共產(chǎn)黨民族理論政策做出重申和闡發(fā)。所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每次召開總是伴隨著黨的民族理論政策的進一步發(fā)展。然而相比以往，2014年9月召開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相隔的時間最長、面臨的問題最多，民族理論政策的進步也最為明顯。它呈現(xiàn)出的民族政策大框架和理論內(nèi)容之豐富、應對問題之明確、話語特色之鮮明、對現(xiàn)實民族工作指導之積極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因為如此，會議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內(nèi)，民族理論工作者便對會議精神做出了積極的響應，對會議提出的諸多論點和問題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中國民族理論學會將本次年會的議題確定為“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與民族理論研究的新課題”反映了民族理論界的普遍要求，而會議的討論和提交的論文實際上也是民族理論學界對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研究的一次大檢驗、大交流。
根據(jù)參會者提交論文的情況，大會在主旨報告之后曾安排了五個專題的討論，即：“共有精神家園培育和制度建設”“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會環(huán)境”“族際人口流遷和城市民族工作”“創(chuàng)新民族團結的載體和方式”。由于第一個專題實際包含了“共有精神家園培育”和包括“道路”在內(nèi)的“制度建設”兩個大的內(nèi)容，所以本書按此一分為二，加上原有的題目做了六個專題的分解。毫無疑問，這六個專題都是來自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屬于研究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所要集中討論的新課題。
就民族工作領域而言，我們的“道路”和“制度”問題應該說早已得到解決，這就是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之所以還被新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所強調(diào)，是因為近年來人們在此問題上的認識出現(xiàn)了分歧，以致不少人或明或暗地在質(zhì)疑、否定，力圖學習別的國家走另外的路子。走什么道路、實行什么制度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不但堅定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內(nèi)涵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性質(zhì)和主要任務等做了明確闡釋。這一點，學習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無論如何都是應放在重要地位的。
“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原是十七大提出的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zhàn)略任務，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把它引入民族工作領域是順理成章的題中之義。因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的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近年來，中央不斷強調(diào)四個認同，其中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推動民族工作依靠物質(zhì)力量，也要依靠精神力量，兩個方面的問題都要解決好。鑒于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各種“認同”問題的發(fā)生、各種分化力量的滋生，強調(diào)文化認同，強調(diào)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和共同體意識，是兩個方面問題都要解決好的必然要求。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中央2010年提出以后，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關鍵是對“交融”的理解不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再次明確肯定了這個提法，將其視為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發(fā)展方向，并就如何理解“交融”做了深入闡述。其中特別提到，要尊重規(guī)律，把握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方向，不能無視民族共性放棄引導，也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忽視民族差異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所以，對這樣一個方向性、趨勢性問題，中央反復做出強調(diào)，理論界也給予充分重視，對于加強理解、正確推進，是極為必要的。
構建“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會環(huán)境”是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命題，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予以確認，有了指導全國民族工作的更廣泛意義。構建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會環(huán)境是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體途徑，自中央提出以來，各地在民族工作中已有了自覺的實踐，學術界也就各自的理解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但目前來看，有成功的經(jīng)驗，也有負面的教訓，由此，如何認識和正確推進，也自然成為學術界十分關注的問題。
族際人口流遷是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帶給民族領域最突出的現(xiàn)象，民族關系由此而發(fā)生急劇變化、民族發(fā)展過程也由此得到急速推進。人口流遷的永恒規(guī)律就是由相對貧困地區(qū)流向發(fā)達地區(qū)，現(xiàn)階段的中國就是由中西部流向東部、由農(nóng)村流向城市；城市民族工作由此變得重要、突出，并成為一個方向性趨勢。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準確地把握了這一趨勢，并將其納入中國民族工作的“階段性特征”之一予以重視，而研究者們也當然地看到了這一趨勢并做出了持續(xù)性的研究。
民族團結是我國民族政策的核心，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更把加強民族團結提高到“戰(zhàn)略性、基礎性和長遠性”的地位，同時提出要創(chuàng)新民族團結的載體和方式。實際上，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各種活動年年在搞，但成效不顯著。為什么？一方面用心不夠，另一方面載體和方式不科學。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一再講，做民族團結重在交心，要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同時要適應形勢，推進民族團結理念、手段和方式的創(chuàng)新。顯然，比提高對民族團結認識更重要的，是具備做民族團結工作的誠心，提高民族團結教育宣傳的效應。這方面，學術界的認識仍然是清楚的。
現(xiàn)階段中國共產(chǎn)黨民族理論政策也即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雖然集中表達于黨和國家的相關文獻和會議精神，但其形成、發(fā)展和完善始終離不開民族工作的實踐，也始終離不開學術界的理論支撐。民族理論工作者為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召開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為正確闡釋會議精神和深化民族問題的認識做著不懈的努力，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的每一項進步都凝聚了他們的心血和智慧。這本書的文章是從提交會議的60多篇論文中選出來的，作者們的視角、觀點、敘述風格都各有差異，但都是對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進步的貢獻。當然，包括上述六個專題在內(nèi)的新課題畢竟提出的時間尚短，學者們的現(xiàn)有研究尚屬于“探新”的階段，其中的不足、缺陷也期望能在相互的交流和碰撞中得到補充與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