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很久以前的日本，很難說社會保障、福利是活躍在一線的工薪階層以及大學生們所關心的話題。在雇傭和家庭都相對穩(wěn)定的年代，雖然社會保障、福利一般都指“好事”，但他們也認為將其與自己掛鉤為時尚早。
　　但是，時代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近年來，幾乎沒有大學生會再認為只要設法拿到內定指標、擠進一家穩(wěn)定的公司、成立幸福的家庭，剩下的事就順理成章了。2004年由經濟團體聯(lián)合會以下簡稱“日本經團聯(lián)”舉辦的“高級管理層的問卷調查”（以2019家企業(yè)為對象）的數據顯示，“今后以長期雇用為中心”的企業(yè)僅占29%。少數的精英職場充滿壓力，因過度勞累造成的勞動災害認定在不斷增加。
　　那么，雖然從事非正式工作、打零工也能無憂無慮地生活，但非正式員工與正式員工的待遇差別過大。雇傭環(huán)境極其不穩(wěn)定（precarious）的人群被稱為“不穩(wěn)定無產者”（precariat）。無論怎么努力工作生活都富裕不起來、年收入在200萬日元以下的工薪階層被稱為“工作窮人”。2006年國稅廳的數據顯示，這一人群的數量達到了1022萬人，四個工薪人員中就有一個是“工作窮人”，而且其中七成以上是女性。根據2007年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數據顯示，在網吧過夜的“網吧難民”有5400人。另外，為了節(jié)省在一晚上不到1000日元的網吧、快餐店過夜的“麥當勞難民”也在不斷增加（雨宮，2007）。
　　處于困境的不僅僅是年輕人，越來越多的處在育兒期的家庭主婦為了尋找能夠共享煩惱、提供建議的伙伴而奔走在各個地區(qū)的組織團體之間，她們甚至被叫作“保育吉普賽人”。護理保險的改革導致療養(yǎng)型病床不斷減少，日本醫(yī)師會預測“護理難民”將達到4萬人。
　　在這個表面看來富裕的國家，被叫作“窮人”“難民”的人群卻正在增加。有太多的人漠然面對各種“生存困難”，無法持續(xù)工作，難以維系與社會的聯(lián)系。
　　在近年的國政選舉中，以養(yǎng)老金為首的社會保障問題上升為執(zhí)政者們最關心的議題，差距問題也成為爭論焦點，或許這是理所當然的。人們所面臨的風險與不安實屬結構體制上的問題，要想通過個人解決是很困難的，只有通過政治才能找到解決的途徑。
　　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關于社會保障與雇傭，人們對政府究竟有什么樣的要求？日本的政治又將如何解決人們的生存困境？
　　日本的政治與社會正陷于一種極其膠著的狀態(tài)，這是我們最先察覺到的一個事實。首先是政治無法脫離窘境。進入21世紀之后的幾年里，在前首相小泉的積極倡導下，日本掀起了改革熱潮。許多人期待通過市場改革徹底清除一直以來困擾著日本社會的利權，使日本再現(xiàn)活力。但是經過小泉、安倍兩屆政權的改革，人們逐漸意識到差距的擴大與生活的不安。高喊改革口號已很難再贏得人們的信賴。盡管如此，人們也不希望恢復以往的利益誘導型政治。
　　如上所述,在缺乏長遠考量的狀態(tài)下，日本政治變成了不斷忙于提升當前支持率、政敵之間針鋒相對的政治。
　　面對這樣的政治，人們在感到不安的同時也抱有不滿，社會輿論本身又充滿了矛盾。在這里介紹一下筆者于2007年秋季進行的全國輿論調查的結果。在被問到“日本將來應變成什么樣的社會”時，58.4%的人選擇了“像北歐一樣重視福利的社會”。另外，31.5%的人期待著“像以前那樣重視終身雇傭的社會”，只有6.7%的人回答“像美國一樣重視競爭與效率的社會”（山口、宮本，2008）。
　　但是，當被問到如果就以這些方向為目標的話，作為出發(fā)點的日本體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變時，選擇“像北歐一樣重視福利的社會”的人中，將近三成回答“應減弱官方的力量”。當被問到“應如何確保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時，同樣有46%的人提出了“進行徹底的行政改革”。由此可以看出，人們似乎在期待通過“小政府”的出現(xiàn)來實現(xiàn)北歐式的福利國家。盡管不論從公共支出的數目來看還是從公務員的人數來看日本都已經是小政府了。
　　說得再通俗一些的話，其實是“對行政充滿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在社會輿論中已根深蒂固。媒體也有同樣的傾向，當“工作窮人”等問題受到關注后，媒體會博取同情、請求支援；而當政府預算中的支出并未減少時，又提出“阻礙了改革”等來忠告政府。
　　很明顯，社會輿論和媒體的這種傾向與政治的停滯不前是緊密相連的。在保障體系（safety net）不斷瓦解的同時，對行政的強烈不信任感也在不斷加深，日本的政治與社會陷入了停滯狀態(tài)。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無論提出何種解決方案，在此之前都有必要解明這種膠著狀態(tài)是如何產生的。本書將從福利政治的視點探討、思考戰(zhàn)后戰(zhàn)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編者注日本的生活保障與民主主義。在戰(zhàn)后的日本，人們的生活保障是以怎樣的形式實現(xiàn)的？政府向人們承諾了什么？這種承諾又實現(xiàn)到了何種程度？
　　生活保障由社會保障和雇傭保障構成。但日本的生活保障卻是在抑制社會保障支出的情況下，由公共事業(yè)和行業(yè)保護對工作進行分配而實現(xiàn)的。因此，政府對于社會保障中收入的再分配，不得不制定明確的規(guī)則。而工作的分配卻由帶有裁量性的行政機構和政治家通過斡旋來進行，從而導致各種利權的增殖。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當城市里的中產階級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時，執(zhí)政黨就會承諾率先推進行政改革，而另一方面執(zhí)政黨又繼續(xù)進行利益誘導。
　　其后，隨著全球化的進展，這種工作分配機制陷入了機能不全的處境。同時，伴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基本公共保障的必要性也越發(fā)顯現(xiàn)出來。但當時人們已失去了對行政的信任，也已感覺不到稅收在不斷地支持人們的生活。就這樣，輿論中“對行政充滿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日益強烈。
　　無論如美國一樣重視市場，還是像瑞士一樣重視再分配，在福利和雇傭政治中一些公共理念不可或缺。對此本書并不是要分析日本的福利政治如何根據一些理念、原則調整人們的利害關系，而是要明確利用了這種對立與分裂的政權在維持戰(zhàn)略中始終貫徹的是什么�，F(xiàn)在的膠著狀態(tài)首先是由政治造成的，因此要想找到突破途徑，擺脫分裂的政治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