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研究我見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了我的《蔡元培傳》，至今十四年了。去年五月，赴北京參加紀念蔡元培誕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聆聽各位高論，并和幾位青年學者暢談之后，才知道了蔡元培研究的現(xiàn)狀。于是，我感到這本淺薄之作尚未過時，最近乃求出版社考慮能否予以重印。

出版社對于我的要求鄭重將事。他們告我決定重印。并云：原紙型可以應用，內容可否不改。我同意了。寫這篇前言的用意，則在于對書中一些說法或須加補充，或在今天有了新的看法，或由于有新材料發(fā)現(xiàn)須作補證，都應在這篇《重印前言》中加以申說。書中幾處有錯誤，亦在此簡單列出。其所以定名蔡元培研究我見，是因為還涉及了對現(xiàn)行研究中我所不以為然之處，也就是上文所謂蔡元培研究的現(xiàn)狀。

蔡元培研究質疑

對于蔡元培研究現(xiàn)狀，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研究隊伍擴大了，著作出版多了。一句話：熱熱鬧鬧。憂的是，真有質量之作不多，時見陳言。建國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們對蔡元培頗為冷淡。這在海峽兩岸如出一轍。彼岸不怎么喜歡蔡元培，當由于蔡元培曾參加和領導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政權蹂躪人權；又因其主張兼容并包，提倡學術自由，甚至提倡對共產(chǎn)主義學說應該自由研究，此亦為主張黨化教育的國民黨當局所不喜。其結果是多年以還，臺灣的蔡元培研究顯得冷落，除了孫常煒編的《蔡元培全集》、陶英惠編寫的《蔡元培年譜》上冊這兩部資料書，研究之作寥若晨星。此岸情況是，在一九八〇年舉行全國性的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之前的三十一年之間，我們只編選出版了兩部資料書（《蔡元培選集》、《蔡元培教育文選》），研究之作，一部也沒有。甚而在一九七九年舉行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之時，竟沒有一篇寫蔡元培的文章。原因所在，不難想象。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曾經(jīng)主張清黨，且是清黨案的主要提案人，其積極之狀，僅次于他的老友吳稚暉。

此岸這種狀況，至一九八〇年后有所改變。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各界隆重舉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昔日在民權保障同盟與蔡元培并肩戰(zhàn)斗的宋慶齡為之主持大會。如響斯應，編選蔡元培文集，寫作蔡元培年譜，研究蔡元培之作，有所興起。然細察內容，則多片面。對于政治上的蔡元培，只談他如何從排滿到參加民主革命，尤著重于民權保障同盟時期之力主維護人權，于四一二清黨，則回避不提，真是為賢者諱了。于他的辦理北京大學，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思想和實際，往往是淺嘗輒止，述而不周，論而不全。對于他在北京大學時期對待歷次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也是取文章所需，力言蔡元培如何保護學生，而對于他主張學生不應參與政治，應以讀書為主，則避而不談。一二·九學生運動之時，蔡元培斥學生為人利用，以致為南下請愿學生所毆，有研究文章竟無根據(jù)地斷言無其事。如此等等，這些著作中的蔡元培，已非真實的蔡元培。甚焉者，一位作者甚至曲為蔡元培主張清黨作解釋，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香港《平民日報》一條毫無根據(jù)的記載，說是蔡元培主張清黨是為了保護共產(chǎn)黨，因為把人關起來了就不會被國民黨殺掉了。蔡元培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收到《平民日報》，在這張報紙上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詞。而于稚暉多責備。不知何人所著。于我多恕詞句，史家當能鑒別，蔡元培本人亦以為不然也。

凡此，已見逐漸興起的研究非由反映真實而出于政治所需之風。這樣，形成的結果，便是拔高蔡元培。又十余年，從表面看，蔡元培研究甚見熱鬧，出版物很多，僅《全集》、《文集》就有多種，你編我也編，甲地出乙地也出。這種做法，自無益于研究。

至去年五月參加蔡元培學術研討會，所見論文，有兩位青年之作，頗有見地。而會議所聞，真叫我大吃一驚，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如此研究，伊于胡底？真拿歷史真實當兒戲！

茲舉其實，請史家評說。

一說蔡元培信仰社會主義，并走向接受共產(chǎn)主義，是以在后期和國民黨愈走愈遠，而能倡導維護人權。所謂接受社會主義的證據(jù)，是指蔡元培所寫的《新年夢》。按《新年夢》刊載于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二日至初十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的《俄事警聞》，是一篇近于小說形式的作品。文章主人公本江南富家子弟，自號中國一民，是個愛平等自由的人，游歷世界各國，觀感所得，認為世界分為各國，而各國之中又分各家，糜費人力，因此不能戰(zhàn)勝自然，無從實現(xiàn)世界主義。中國人有家無國，應該造一個新中國。后來新中國逐步建造起來，列強侵略中國都被打敗，訂立和約，各國之間竟無戰(zhàn)爭，而中國又經(jīng)改造，文明達到極點，各國競相仿效，世界趨于大同。主人公業(yè)已九十多歲，忽被鐘聲驚醒，原是一夢。文章宣傳抵御帝國主義侵略，外侮既除，內政革新。革新的內容包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以至于家庭、婚姻、姓氏問題，文章描繪了一個新世界，在那里沒有姓名，沒有君臣，沒有夫婦，語言統(tǒng)一，文字更新，拼音會意兼而有之。如此等等，皆屬空想�！缎履陦簟贩从巢淘�培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與當時及后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相同，蔡元培曾經(jīng)信仰無政府主義，所向往的只是烏托邦社會。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蔡元培出席立法院會議，在討論是否要廢除姓氏、婚姻和家庭問題時，他還主張廢姓氏，改用別的符號代替；對婚姻，他主張實行新村制度，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結婚為好。當兩人要同房居住的時候，須先經(jīng)醫(yī)生檢查過，并且要有正確的登記，如某日某時某某同房居住。將來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記號了。對家庭問題，他說：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以上所引均見廣益書局一九三二年版《蔡元培言行錄》，言行雜記頁一二）從以上所述，則知蔡元培所持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純屬風馬牛不相及，以此論證蔡元培信仰社會主義，實屬不妥。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確曾提倡研究馬克思主義，那是他一生所持的學術自由原則的貫徹，他認為大學既是造就高深學問之處，無論何種思想學說都應加以研究。他不但允許而且認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加以研究。他說得很明白：今人以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之故，而不敢言蘇俄，不敢言列寧，馴致不敢言馬克斯，此誤會也。吾人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所由來，或不能不追溯馬克斯；而研究馬克斯，不必即與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生關系。且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斯，不必即信仰馬克斯。（蔡元培《李季著〈馬克思傳〉序》，上海神州國光社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蔡元培的功勞，即在于提倡研究馬克思，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由于他的提倡，在北京大學，研究馬克思主義之風一開，風行草偃，師生景從，信仰者大不乏人，以后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者大不乏人，他所聘請來的文科學長和圖書館主任，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然于蔡元培，我們不可提出他也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要求，他始終是一個可敬的民主主義者，一位堅執(zh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何曾走向接受共產(chǎn)主義，不過中國共產(chǎn)黨其時的有些作為，得到他的心許而已。進而以此論定蔡元培和國民黨之間相距日遠，亦非事實。如云保障人權，這是蔡元培一生所堅執(zhí)的主張，遠不是在國民黨統(tǒng)一全國之后才與執(zhí)政者在人權問題上發(fā)生不同看法。在北洋政府時期，他就一直執(zhí)著保護人權，并因司法總長羅文干遭非法逮捕而辭去北大校長以為抗議，其辭職文措辭之激烈為蔡元培平生文章所僅見。盡管他對國民黨有些作為不滿，甚而有時表現(xiàn)為公開方式，然彼此之間絕未水火。他是國民黨內受尊重的四老之一，國民黨也不能不舉他這個招牌。在國民黨內，孫中山是政統(tǒng)的代表，蔡元培是道統(tǒng)的代表。從這一點去想，應該能有所悟。孫中山死后，蔣介石和國民黨始終舉孫中山政統(tǒng)的招牌，同樣，也不能不舉蔡元培道統(tǒng)的招牌。

二說蔡元培歷來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蔡元培對于學生愛國運動的態(tài)度，最為清楚明白。著名的口號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是他提出的�？磥碜x書與愛國兼而有之，似乎并重。但按諸他的解釋，按諸他一向所倡導，按諸他在學生歷次愛國運動中之所作為，清楚明白，他認為大學是造就高深學問的殿堂，學生在此就該讀書，養(yǎng)成高深學問。他支持學生愛國活動，以為在軍閥政府統(tǒng)治之下，學生迫于愛國之熱忱，起而承乏，誠出于不得已，全國統(tǒng)一之后，為學生者正可潛心學業(yè)，以備他日之大用。盡管有這么一個時勢的界線，但他認為：然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全國教育會議開幕詞》）這是他貫穿一生的思想。參與愛國活動而影響學業(yè)，為他最所反對，甚而講因愛國而犧牲學業(yè)，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犧牲學業(yè)損失與失土相等》）�？梢�，他在讀書與救國之間，是有所重輕的。然蔡元培之所以為蔡元培，之所以異于他人者，一旦學生因參加愛國運動而被捕，他必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竭力營救，甚至幾小時地坐守警署，必待被捕學生全數(shù)釋放而后已。

舉五四運動為例以說明。蔡元培反對巴黎和會中國代表簽字與學生同，所以他把中國代表即將簽字的消息告知學生。五月四日這一天，學生將示威游行，他出來阻止。對此，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有詳細記載：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當北大同學在馬神廟第一院集合，準備向天安門出發(fā)時，蔡校長出來勸止。他沉痛的向我們說，示威游行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xiàn)在同學們再出校游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jīng)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那位文縐縐的易克嶷同學，當場向蔡校長痛陳學生們內心積憤已是忍無可忍，懇求校長不要阻止。其他多數(shù)同學則頗感不耐，發(fā)出噓！轟！吵嚷和怒罵的聲音。看看時間已到中午，我即擠向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游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并不知道，現(xiàn)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罷！我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的將校長擁走，游行隊伍在一片歡呼聲中，蜂擁的向天安門出發(fā)了。以上記述，與蔡元培對學生運動一貫所持態(tài)度相符，應屬可信。他痛恨北京政府的賣國行為與學生同，愛國之心與學生同，然而，一是不贊成示威游行，不贊成因而影響學業(yè)，二是如果發(fā)生事端，予人以口實，風雨飄搖的北大恐將不保，這種心情，身為校長的蔡元培早已有之，且多次表現(xiàn)于公開的言論。北京大學受到頑固守舊人士的攻擊，蔡元培一面起而捍衛(wèi)，為文辯論，一面擔心北大不保。此回憶必非張國燾所杜撰。奇怪的是，在上舉北京的蔡元培學術研討會上，非只一位研究者堅執(zhí)說張國燾之說不可信。問其理由，但云孤證不立而已。就說是孤證吧，難道不見蔡元培本人對救國與讀書這對矛盾的多次自白嗎？史家知人論世將何以得？

蔡元培不贊成示威游行，火燒趙家樓毆章宗祥更所反對，他事后說的此次大學校學生，因愛國之故，激而為騷擾之舉（《為五四運動引咎辭北大校長職》），并非一句虛語。及學生被捕，他義憤滿懷，奔走營救，不遺余力。營救成功，五月七日，被捕學生得以釋放。五月八日，他即呈請辭職，并于九日秘密乘車去天津，隨即飄然南下，辭呈明言學生激而為騷擾之舉，元培實尸其咎，所以叫作引咎辭職。表示了他并不贊成示威游行之余音。而于十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中發(fā)表《啟事》，寫下了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這句名言，給北大師生長留思念。他這一走，在北大，在北京，在全國，引起了挽留蔡校長的風波，四個多月之后，蔡元培回到了北大。回校之前，他電告北大學生：自今以后，愿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書》）回校以后，多次重申要學生轉入正軌，安心讀書，其看法始終一致。這就是蔡元培對讀書與愛國關系之間的不變態(tài)度。

三說蔡元培為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與前兩說相同，都是為了拔高蔡元培而違背歷史所作的非科學論斷。所謂五四運動的領袖，指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應對蔡元培如何評價，我已在前面評論第二說中論述了。至謂新文化運動，指的是廣義的五四運動，即自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起，延伸至于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運動，或稱之為倫理革命，世所習稱為新文化運動者。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關鍵人物，卻不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一九四〇年蔡元培逝世，陳獨秀寫《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之必然的產(chǎn)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這位過來人不將運動歸功于少數(shù)人的領導，而于論定此是社會發(fā)展必然結果之時，平靜地指出幾人有思想言論倡導之功，是客觀公正的。我的看法，見于《蔡元培傳》，簡單說來，即是《傳》中所說：元培的功績，與其說是直接的領導五四運動，勿寧說是間接的表現(xiàn)，這就是兩年多來經(jīng)他開辟草萊，改造了腐敗的北京大學，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因此，我同意李平心的說法：他不是正面出馬沖鋒陷陣的主將，而是側面策應掩護大軍的護法。（《中國現(xiàn)代史初編》，一九四〇年香港國泰公司出版）蔡元培正是以其思想、學識、地位、聲譽，做了新文化運動的護法，這是別人所不能替代的，蔡元培當之而無愧。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只能是陳獨秀、胡適之，而非他人；論定蔡元培為新文化運動護法，于歷史相符，于蔡元培并沒有半點貶低。正因為有他護法，頑固守舊之士和北洋政府盡管屢施攻擊于新文化運動和北京大學，也無可奈何它。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隨陳獨秀被蔡元培聘請為北大文科學長，胡適自美歸國為北大教授，而由上海北移至北京，蔡元培領導的北大，乃成這場迅猛發(fā)展的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蔣夢麟有一段文字這么寫道：

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xiàn)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歷史、哲學，和四書五經(jīng)也要根據(jù)現(xiàn)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后拖著長辮，心里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派的新人物并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里，座談會上，社交場合里，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的命運。（《西潮》，頁一二二）

身歷其時其事的蔣夢麟，委婉敘述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之風，沒有直接寫蔡元培，卻如見蔡元培其人。稱之為護法，正符合歷史的論定。

對于蔡元培拔高復拔高，謂之曰出于好心，當是其然，然于歷史事實則相去遠矣。以蔡元培之謙謙君子，洵洵儒者，方正不阿，九泉之下，當亦笑而不納，或竟戲稱曰：此誤會也。（蔡元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