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貿領域的直接適用法研究》：
　　為了確立超越法的標準，法院援引了匯豐（船務）公司案②確立的規(guī)則。該案借貸協(xié)議的當事人明確選擇英國法作為準據(jù)法。巴哈馬籍的貸款人針對擔保人就不能償還的債務在香港提起海事訴訟。被告認為借貸協(xié)議根據(jù)1911年香港《放債人條例》第3條“放債人必須登記并且遵循特定條件”構成非法且不可強制執(zhí)行。法院認為該條如若要超越當事人選擇的英國法而適用于借貸協(xié)議必須滿足如下兩項條件：
　　其一，貸款人在合同訂立時應在香港從事放貸業(yè)務，或者聲稱、認為自己從事該項活動。法院認為，1911年條例明白無誤地針對境內交易，旨在使香港居民免受高利貸者的盤剝。這不是說該條例只針對毫無涉外因素的境內交易，而是必須根據(jù)條例的要求在香港開展放債活動的交易。第3條要求放貸人必須登記其名稱和地址，以該名稱、該地址開展交易，如借貸協(xié)議違反上述規(guī)定則非法且不可強制執(zhí)行。這些條款以及援引“放債人的交易”主要針對在一個或多個位于香港的地址開展的香港交易。法官還援引阿特金勛爵的觀點，即英國《放債人條例》通過規(guī)定僅僅能在英國本地生效的登記、許可、程序以及罰則而意圖監(jiān)管那些在英國開展的具體活動，不能延伸適用于在英屬海峽殖民地發(fā)生的爭議。③
　　此論證同樣可以類推適用于本條例。1911年條例要適用于另作法律選擇的借貸交易的第一個條件是放債人事實上在香港開展放債交易。如果此條件得以滿足，該條例第3條的強制條款才能產生超越一切的效力。較英國新近實施國際條約的國內法尤其那些關于人或貨物運輸?shù)牧⒎�，其地理定位并不確切，與1977年《不公平合同條款法》第27條更相差甚遠。但考慮到該條例是在20世紀初制定，起草者不大可能產生國際金融的觀念。故第3條足以超越在原本純粹香港境內的借貸交易中約定的雖明顯構成善意①但誤入歧途的外國自體法。
　　其二，只有合同的客觀自體法為香港法時，在香港開展放債業(yè)務的放債人締結的交易才需要適用該條例。1911年條例不大可能考慮類似于本案的情形，即適用于有涉外因素的交易——將外國借款人納入社會立法的保護傘之下�；�于何種標準將香港交易納入條例的適用范圍仍有待考查，畢竟存在由立法機構明示或默示做出的立法限制衡量的地理定位和自體法兩種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地理定位才是制定法適用的關鍵所在。當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租人人同維多利亞州的所有人簽訂一份分期付款購買合同，如果合同在維多利亞州簽訂，則新南威爾士州的法令不可以適用，當事人選擇維多利亞法的條款無關緊要②，訂立地法（lexlocicontractus）及其與立法邊界的關系才是最為重要的。
　　此種觀點僵化而狹隘。正如不能僅僅因為借貸合同在澳門簽訂這一涉外因素的存在而排除香港《放債人條例》的適用，地理定位無法起到決定作用。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在審理English案③時發(fā)生類似的疑問。一份由租人人在蘇格蘭簽訂并隨后由所有人在英格蘭簽訂的分期付款合同符合蘇格蘭法中“在蘇格蘭訂立”的要求，但判決僅以此認為應該適用蘇格蘭法的觀點難以令人信服。雖然該案因明顯與蘇格蘭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而構成蘇格蘭交易，故蘇格蘭法中的命令條款可以具有超越法律選擇條款的效力，無論該選擇是否存在惡意，但這是該法的適用滿足客觀自體法標準而不僅是法律規(guī)定的個別聯(lián)系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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