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學中的制度理論：新制度主義（第三版）》：
　　第一章 新舊制度主義
　　政治學源于對制度的研究。二戰(zhàn)后很長時間內(nèi)，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偏愛兩種主要以個人為基本假設的理論路徑——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而排斥它們的根源。1這兩種理論，或是基于社會心理特征，或是基于個人效用的理性計算，都認為個人總是作為個體而自主行動。在這兩種理論中，個人并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嚴格約束，而是能夠作出自己的選擇；從這兩種視角來看，偏好外在于政治過程。這個導向性變化既轉(zhuǎn)換了該學科的理論視角，也增長了對恰當運用嚴謹?shù)难芯糠椒ǖ年P(guān)注，并對清晰地建構(gòu)經(jīng)驗政治理論也有強烈的關(guān)注。這些對方法論與理論的關(guān)注看來與關(guān)注制度的研究格格不入。
　　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一場成功的反向改革，在某些方面重新回到對公共領域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關(guān)注。制度解釋在政策和管理研究中一直有著某種程度的廣泛應用，但是，制度主義者也復興了它在解釋個體行為方面的應用。“新制度主義”反映了舊制度主義理解政治的某些特征，同時也在新的理論和經(jīng)驗方向上推進了政治研究。它沿用了許多舊制度主義的理論假設，但是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分析的研究工具以及它們對理論的明確關(guān)注，豐富了那些思考。例如，舊制度主義認為，由于正式結(jié)構(gòu)和規(guī)則的不同，總統(tǒng)制迥異于議會制。新制度主義走得更遠，它試圖判定這些假定的區(qū)別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確實如此，政治生活的這兩種組織方式在哪些方面相互區(qū)別，這些區(qū)別又為兩種制度的運作帶來了什么不同（見Weaver and Rock man，1993 Von Mettenheim，1996）。
　　制度主義者重新占領政治學領域的嘗試還遠未成功，制度主義和政治學其他理論之間還存在著顯著的緊張。同時，它還要整合內(nèi)部的理論流派并弱化彼此競爭的理論流派之間的邊界（見Dowding，1994）。確實，那些理論的邊界應當弱化，因為這幾種政治理論對政治現(xiàn)象的解釋應當互相補足而不是互相沖突。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完美解釋所有政治行動，也許任何理論都不應該有這樣的企圖。在分析某些問題時，研究者使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可以獲得更好的分析效果，但是，制度主義者的宏觀分析應當接受政治學其他理論對個體行為的分析。同樣，行為主義者和理性選擇倡導者把個體視為全然的自主行動者，認為個體脫離制度約束，這種觀點實在冒險，他們需要注意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和制約。
　　而且，正如下文要更詳細探討的，新制度主義并不是一只單獨的生物個體，而是一個包括眾多不同種類的屬群。即便這種或那種的制度理論流派可能常常宣稱自己的地位至高無上，它們的制度分析方法也應該被看作是互補的（Ostrom，1990）。制度分析方法的內(nèi)在分歧暗示了當前理論發(fā)展的更多其他內(nèi)容。首先，一些新制度主義流派比其他流派更能與政治學科中占主流地位的個人主義理論共存。這個分歧進而表明，如果研究者就政治體系的結(jié)構(gòu)特征以及結(jié)構(gòu)對公共政策和政府行為的影響想要一個更完整的視角，很多情況下還是需要把新制度主義多種流派整合起來。簡言之，我們將通過對制度分析方法的全面探索，論證兼收并蓄地使用各種制度分析方法將比嚴格堅守單一方法可能使政治學得到更多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