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圖起，偉業(yè)在，巨著如心，今日樂壇不傷逝；骨頭硬，愛心重，胸襟開闊，萬代知音感師恩。
　　十年前，似乎也是一個冬夜，北京下了那個冬天的第一場大雪，我在蒼茫的雪地上寫下了這副挽聯(lián)，默默地獻給我敬愛的李凌先生。這副對聯(lián)，幾乎成了李凌先生喪事活動的主題聯(lián)語。我在其中頌揚的李凌先生的堅毅和坦蕩，他的作品和師德，至今都叫人感覺到溫暖。這溫暖不是只溫暖了我，而是溫暖了20世紀(jì)30年代以來的整個中國音樂生活。于是，中國的音樂因此成了“新音樂”，中國的音樂人因此成了“新音樂人”！2013年，如果李凌還活著，他就滿100歲了。遺憾的是，他已經(jīng)去世了十年。十年來，李凌的骨灰，和先他而去的妻子的骨灰并排放置在北京城南方莊李凌生前居住客廳的柜子里，他80歲再婚的老伴與子女會經(jīng)常為兩位逝者擦拭骨灰盒和遺像，讓它們在十年時間里不曾落上一粒塵埃。
　　十年來，李凌的長女、我的教母李妲娜老師，也從中年突然間變成了一位白發(fā)老太太。雖然她調(diào)門依舊會很高，即使有時候在病中，聲音中不免有嬌弱流露出來，但是她依舊奔走在北京與廣州間，傳播她所鐘愛并認(rèn)為可以改變中國音樂教育面貌的奧爾夫教育思想與教學(xué)法。對于父親，她有無盡的愛，也有深刻的懺悔。她不遮掩自己的感情，如同不遮掩自己的經(jīng)歷一樣。但是她渴望在父親百年的時候，中國音樂界能有所行動。
　　畢竟，紀(jì)念李凌，不應(yīng)該是李妲娜一個人或者說是她們一個家庭的事情。
　　因為，李凌屬于中國新音樂。
　　十年來，我的生活也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和我所處的這個國家一樣。
　　我對李凌先生的認(rèn)識，也在隨年齡的增長而加深。十年前李凌先生去世時我因沒有能夠為他寫一本傳記而感到遺憾，十年后我終于贏得了這樣的一個機會。雖然我不再能與先生面對面地坐在一起聊天，但是，我有機會整理了先生浩瀚的文字資料，并把它們按照我的想法，分門別類裝成100個資料盒子，在我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翻閱。
　　望著像一面墻似的李凌先生留下的文獻，我仿佛面對的是半部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這對一個史學(xué)專門研究者之外的寫作者來說，既是一個無窮幸福的源泉，也是一個無比堅固的壁壘。
　　如果說這是幸福的源泉，那是因為我能夠自由徜徉在李凌文字涌動而成的海洋里，它或許波瀾狂起，或許靜如止水，或許激隋四溢，或許晦暗幽深。我對這些資料濃厚的興趣和對李凌先生由衷的敬佩，使得我在暢游的時候，有探幽覽勝的快感。
　　但是，李凌筆觸所及，縱橫世界樂壇，博古通今，所述人事，非我所全能熟悉。那其間的是非、恩怨、糾葛，那其間愛恨交織，遠(yuǎn)非一個不曾經(jīng)歷的人所可以明白。
　　還有，李凌作為一代宗師，熟悉他的人很多，我如果寫得過于膚淺，不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如果我稍微向深處探索，觸碰到的可能是無法躲避的暗礁。
　　李凌，我將他塑造成什么樣就可以給讀者一個完美的交代，給一百年的中國音樂史一個完美的交代呢？在他工作和生活的房間里，在陪伴過他最后近十年人生的汪里汶婆婆的指導(dǎo)下，我整理他遺留下來的資料。
　　在蒼老的紙張、陳年的筆跡間，我悉心梳理，他的厚道，他的博愛，他的巧思，他的善行，數(shù)個月間，一點一點地刻進我的記憶。
　　時而，我在激動與感悟中；時而，我在彷徨與迷惘中。我一邊思索，一邊期待靈感突現(xiàn)。
　　2012年從盛夏到初冬的數(shù)月間，《沈從文家書》選編完成，《沈從文家事》火熱上市了。羊倌歌王石占明成名十年大型演唱會《歌起太行》與觀眾見面了，大型原創(chuàng)六幕小花戲《櫻桃樹》排練演出了。而上一年為李玉剛撰寫臺本的兩場演出《鏡花水月》、《四美圖》也即將再度登臨人民大會堂的舞臺。我因為助手全力以赴地忙于北京傳統(tǒng)音樂節(jié)，自己不得不一個人奔走在山西和北京之間，但李凌與中國新音樂那漫長的往事，一直裝在心里，我歡愉著他的歡喻，沉重著他的沉重。
　　我似乎一直忙碌著和李凌先生沒有關(guān)系的事情，實際上，從根本上，一切都又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我不論回顧文學(xué)家的人生細(xì)節(jié)，還是繼續(xù)追捧民間歌手，或者自己創(chuàng)作劇本，或者為時下炙手可熱的音樂新人跑龍?zhí)祝�都是李凌思想的一個具體化實踐過程。讓自己不狹隘，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為著一個未來。如果說李凌是為著中國新音樂的話，那我從小處說是渴望太行山民間音樂有一個不錯的前景，從大處說是希冀草根音樂呈現(xiàn)其大眾化的價值。
　　李凌是中國新音樂事業(yè)的開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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