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哲學研究的從業(yè)者來說，進行獨立的學術(shù)研究和關注共同體的學術(shù)走勢當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從這一角度看，筆者以為：中國哲學研究界有兩個重要事件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一個是可謂已經(jīng)完成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討論”，另一個是可謂正在進行的“中西馬對話”。中國是否有過“哲學”這門知識，尤其是中國古代是否存在過所謂的“哲學”，這個問題應該說在前幾年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討論”中得到了基本的解答。確證了身份的合法性之后，中國哲學就不能不朝著挺立理論的完備性行進。其中，“中西馬對話”無疑是促使中國哲學在新的世紀里獲得長足進展的重要途徑。
　　任何富有成效的對話都關涉著兩個前提，就是參與對話的各方必須擁有對等的資質(zhì)、具備平等的心態(tài)。比較而言，平等心態(tài)是主觀性的，對等資質(zhì)是客觀性的。假定我們業(yè)已具備平等的心態(tài)，接下來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具有跟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等的資質(zhì)。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問題又當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哲學本身是否在資質(zhì)上足以跟其他兩方對等，一是中國哲學的從業(yè)者是否在資質(zhì)上足以跟其他兩方對等。之所以如此細分，至少它與筆者的某些感受密切相關。
　　2007年歲末，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深圳舉辦“對話、融通與當代中國哲學的新開展·中哲、西哲、馬哲專家論壇”。這次會議給筆者的突出感受是：搞西方哲學的“妙語連珠”，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詞匯新潮”，搞中國哲學的竟然有點“理屈詞窮”的味道。筆者如實地敘述這一私人體驗，絕無任何意義上的褒貶企圖。盡管如此，從這種私人體驗出發(fā)，筆者還是由衷地企盼中國哲學研究的從業(yè)者逐步強化整個共同體的對話能力、提升整個共同體的對話技巧。畢竟，對話除了用筆來進行之外，很多時候必須用嘴來進行。
　　從業(yè)者的資質(zhì)顯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學科本身的資質(zhì)，然而，中國哲學將近百年來的發(fā)展歷程同樣發(fā)人深省。從簡史的角度看，中國哲學在學科草創(chuàng)階段上基本是“以西釋中”，1949年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則完全是“以馬釋中”，改革開放以來似乎再次回到“以西釋中”。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一直在從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那里吸取著養(yǎng)分，而這就是對話嗎？其實，無論從心態(tài)平等看，還是從資質(zhì)對等看，它恰恰背離了對話最起碼的要求。
　　這里我們無意評析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中國的實際學術(shù)成就，但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整體狀況則必須有所了解。毫無疑問，迄今為止，一批大師為我們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著述，他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也將為我們承傳并創(chuàng)新中國哲學研究提供極其重要的借鑒乃至指導。不過，這些標志同樣并不表明中國哲學研究實實在在地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當一個共同體缺乏區(qū)別于其他共同體的獨特風格的時候，個別杰出學人的標志也是孤掌難鳴的。所以，雖然有了將近百年的篳路藍縷，但中國哲學既不能像西方哲學那樣俘虜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消費，也不能像馬克思主義哲學那樣發(fā)揮國家治理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中國哲學既沒有“哲學”地建立起“中國哲學”，也沒有“中國”地建立起“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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