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康盛世：再好的做法不堅持，終歸等于零 晉武帝司馬炎登基的第一天去“探策”，就是抽簽占卜這個王朝到底能傳幾代，數(shù)字愈大就表示王朝壽命愈長，很不幸，居然只抽到小得不能再小的“一”！晉武帝很不高興，群臣也嚇得臉色發(fā)白，沒人敢說話。裴楷卻依照王弼的《老子注》從容解釋說：“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寧，侯王得到一就能做天下的中心�！睍x武帝聽后很高興，頓時釋然了，群臣也都贊嘆佩服裴楷。裴楷的這篇急就章竟然還能引經(jīng)據(jù)典，的確有技術(shù)含量，當?shù)蒙鲜乔裳悦魧α恕? 沒多久，司馬炎就憂心忡忡，他發(fā)現(xiàn)新政權(quán)有不少潛在的危機，一是老百姓對司馬氏家族在改朝換代之際屠殺異己的行徑有心理障礙；二是東吳和胡夷勢力不斷制造麻煩，天下仍未一統(tǒng)，加上自然災害等因素，使司馬炎不得不考慮如何從歷史和傳統(tǒng)中獲得政權(quán)合法性的依據(jù)，以穩(wěn)定人心，增強新政權(quán)的內(nèi)聚力。 于是他向朝廷智囊團征求意見。這個智囊團成員不是他的心腹何曾、衛(wèi)瓘和賈充等元老級人物，而是向全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臨時征選過來的。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來自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的夏侯湛等十七人成為第一批成員。也不知是準備不足，還是獻策水平不盡如人意，抑或是別的什么原因，這次智囊團發(fā)揮的作用并不明顯。十七人中，史書記載僅存夏侯湛的對策“民之初生，未有上下之序、長幼之紀，穴居野處，慢慍游而茍作”等寥寥幾句。其他人的姓名及對策均不見記載。 司馬炎不甘心，在三年后的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又連續(xù)兩次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重新組織智囊團，開展集中問政。太保何曾推薦的阮種、太守文立推薦的郤詵都被選中，此外還有劉伶、索靖等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其中以郤詵最為突出，他寫的對策《泰始七年舉賢良對策》被列為第一。 既然是問政，那自然是圍繞皇帝所關(guān)心的問題。 據(jù)《晉書》記載，自泰始初年到泰始七年間的災害很多，地震、水患等災害以及各種異象頻頻出現(xiàn)，的確不常見，老百姓的恐慌和社會的不穩(wěn)定讓司馬炎也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不用怕，這是“自然理也”，“固非天之必害于人”。郤詵認為，災異是自然變化，如果積極應對，就不會有大的禍患；但如果“法度之不當”和“人物之失所”，那么災異的確要導致百姓對政權(quán)的負面評價，進而影響到國家的安危。 同時，郤詵提出對策，對付自然災害要充分發(fā)揮官府的作用，“宜勤人事而已”。官府要有糧食儲備，“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官府要注意根據(jù)各地區(qū)的具體情況，調(diào)節(jié)賦稅徭役征發(fā)，以均其勞苦。“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有關(guān)部門要恪盡職守，重農(nóng)勸農(nóng)，如果“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yè)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 新政權(quán)在治國之道上要實行王道還是霸道，司馬炎也在糾結(jié)。要“王道”不要霸道，郤詵和阮種幾乎異口同聲。郤詵的建議是“圣王之化先禮樂”；阮種也認為“宜師蹤往代，襲跡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士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結(jié)果，司馬炎在聽取建議后，就開始重視尊孔活動、加強太學建設、完善經(jīng)典和禮制。 司馬炎還非常關(guān)心教化的問題，他目睹了漢魏以來教化陵遲導致人心渙散的現(xiàn)狀。對于如何修教化，司馬炎同樣有困惑。 郤詵一針見血地認為導致教化之不興、進而王道不行的主要原因是選官用人存在弊端。他揭露了當“求爵”之風盛行，其原因是“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求爵造成的惡果在于“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zhèn)蜗嗝埃�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對于此，郤詵提出對策，這就是“使之靜”，即抑制“爭競”之風，選擇心靜之人為官�！办o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 大凡新王朝建立，都要有制度創(chuàng)設，因為它蘊含著新王朝的價值取向，也是其治道的內(nèi)容和保障。對此，作為政治經(jīng)驗相對缺乏的新王朝首任皇帝，司馬炎有他的困惑：對以往的制度是因循還是革新？制度當從繁還是就簡？ 郤詵從西晉初建的現(xiàn)實來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因循還是革新，不管是從繁還是就簡，都應該從實際出發(fā)。從郤詵對策被列為高第這一結(jié)果來看，司馬炎也是贊成郤詵的意見的。于是他在前朝基礎上制定了《晉禮》和《泰始歷》；又沿襲并創(chuàng)新漢魏以來的三省制，使其基本上取代了漢代的三公九卿制。這些對漢魏制度或因或革，或繁或簡，或損或益的情形背后，都蘊含著司馬炎在聽取意見后對制度設計的思考。 當然，智囊團里也有一些另類的聲音。史載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在泰始七年也提出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提倡無為而治。因不合時宜，“時輩皆以高第得調(diào)，伶獨以無用罷”�？磥韯⒘嬷粫�喝酒、作詩，治國的策略實在有些拿不出手。畢竟哲學理論和治國理念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司馬炎對流行于時的“貴無論”并不感興趣，也就聽聽是了。 司馬炎積極采納智囊團的意見建議，同時跟他們的關(guān)系相處很融洽。當郤詵升官至雍州刺史，司馬炎在東堂相送，問郤詵：“卿自以為何如？”郤詵對道：“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意思是說：“我就像月宮里的一段桂枝，昆侖山上的一塊寶玉�！笔讨姓J為郤詵過于狂妄，奏免他的官職，司馬炎笑著說：“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 雖然與中國歷史上其他王朝的開國皇帝相比，司馬炎十分缺乏政治經(jīng)驗，然而由于“留心政道”，“容納讜正”，才使得他很快贏得了人心，穩(wěn)住了天下。 除了智囊團，司馬炎還重用大臣皇甫陶、傅玄兩人為諫官，督促他自己和文武百官落實有關(guān)工作任務。司馬炎與皇甫陶商量國事，皇甫陶敢于直言，有一次竟與司馬炎在朝廷上爭得面紅耳赤。散騎常侍鄭徽見狀，想討好皇帝，便上表說皇甫陶竟敢與皇帝頂撞，目無圣上，請求治其罪。沒想到鄭徽拍馬卻拍到了馬蹄上，司馬炎厭惡地說，忠直之言，唯恐聽不到，怎能以皇甫陶敢于直言而治其罪呢？結(jié)果不但沒治皇甫陶的罪，反倒把鄭徽的官職給免了。 不恥下問、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在司馬炎和智囊團、諫官的共同努力下，西晉初年的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fā)展，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余糧委田，出現(xiàn)了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yè)、四海平一、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這就是史稱的“太康盛世”。 但好景不長，一方面是司馬炎有意在回避矛盾，當郤詵敏銳地認識到吏治惡化及其嚴重后果，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的對策時，司馬炎因“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即使認同郤詵的對策，亦不能“直繩御下”，有效地抑制當時選官上的弊端，導致吏治惡化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司馬炎在平吳以后，日子越來越幸福，生活越來越安逸、上下越來越和諧，他“遂怠于政術(shù)”，不再重視智囊團的作用，甚至有人提批評意見時也大多愛理不理，對一些潛在的隱患都無動于衷，任其泛濫成災。 再好的做法如不堅持，終歸等于零。晉惠帝司馬衷即位后，智囊團成員之一的索靖有先見遠量，他預知天下將要大亂，便指著洛陽皇宮門前的銅塑駱駝感嘆說：“大概以后會在荊棘中看到你吧！” 政治危機最終在司馬炎去世以后劇烈爆發(fā)，并以“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的慘狀，結(jié)束了西晉的統(tǒng)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晉初的經(jīng)驗與教訓確實值得后人深思和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