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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之助
《江山之助》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20卷叢書之一。是作者近年來在比較文學新興學科文學地理學領域研究探討的成果集結。該書在關注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問題總的框架之下,主要進行了文學地理學批評理論的研究以及中外文學個案的研究,本書所輯是發(fā)表在各學術期刊上相關學術問題探討的主要論文。
《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叢書涉及了比較文學理論、外國文學、中外比較文學等研究領域,不僅是作者們在國內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長期的學術積淀和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中國現(xiàn)當代比較文學領域頂級專家的集大成,更是近幾十年來該領域各個專業(yè)方向最著名的博導教授、長江學者們的優(yōu)秀成果的集中呈現(xiàn)。
鄒建軍,又名鄒惟山,1963年生,四川省威遠縣越溪鎮(zhèn)人。文學博士,F(xiàn)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校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國家精品課程《比較文學》、《外國文學史》主講教授。出版《多維視野中的比較文學研究》、《“和”的正向與反向:譚恩美長篇小說中的倫理思想研究》、《現(xiàn)代詩學》等論著,《時光的年輪——鄒惟山抒情詩選》、《鄒惟山十四行抒情詩集》、《此情可待》等詩文集。主要學術領域為文學地理學、文學倫理學、比較文學與英美文學,主要創(chuàng)作領域為漢語十四行詩、辭賦、散文隨筆,兼及書法與攝影。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1
自序1
文學地理學批評
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文學地理學及其實踐意義
——以《海上夫人》為個案
我們應當如何展開對文學地理學的研究
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
文學的產生與作家的地理感知問題
文學歷史敘述的地理版圖問題
文學作品中的地理敘事問題
關于文學發(fā)生的地理基因問題
文學批評方法原創(chuàng)性的基點問題
西方文學的文學地理學研究
以自然風景呈現(xiàn)為基礎的立體創(chuàng)構
——《老水手行》主題表達與自然風景的關系
失望與希望的二重唱
——艾略特戲劇組詩《“磐石”合唱詞》核心精神探討
倫理景觀的重現(xiàn)及其審美意義建構
——易卜生長詩《泰爾耶?維根》的藝術特質
多種力量的交織與沖突
——易卜生長詩《在高原》的倫理現(xiàn)場闡釋
中國文學的文學地理學研究
毛澤東詩詞中自然景觀的五種形態(tài)
——以山的意象為中心
審美的力度:當代中國自然山水詩寫作的得與失
——以車延高華山詩為個案
當代中國的生態(tài)寓言
——閻志長詩《挽歌與紀念》中的四個意象
童年時代的地理記憶
——江鵠抒情詩的思想藝術來源
內江文化與內江名人及其地理基因解讀
——在內江市圖書館的演講
文學地理學研究與比較文學
以世界文學為基本對象的比較文學研究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其發(fā)展前景
“以詩譯詩”:一種必須堅持的詩歌翻譯觀念
后記
文學地理學批評
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文學地理學及其實踐意義
——以《海上夫人》為個案
文學地理學批評與從前的作家地理與文學地理研究不同,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文學地理學批評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而后者只是借用地理分布的概念來分析作家的地理分布與文學的地理流變。中外文學批評史上的許多作家與作品,只要其創(chuàng)作過程、藝術文本與特定的自然山水環(huán)境相關,就可以用此種批評方法進行批評與研究,而這種批評和研究會給我們提供全新的視野、全新的認知與獨立的觀念。但是,正如其他所有的批評方法一樣,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只有與它與其他相關批評方法有機結合,才可發(fā)揮最佳效用,產生最大意義。對于易卜生名劇《海上夫人》,如果我們采用文學地理學、文學倫理學、精神分析批評、女權主義與審美批評等多種方法并有機結合,就可以把握其要旨、觸及其美妙、解說其特質、揭示其內在的藝術與美學圖式。本文試圖以其為例,作一個前所未有的文本批評嘗試,并以此說明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原創(chuàng)性與具體的操作方法。
一、地理批評:對《海上夫人》的四種發(fā)現(xiàn)
《海上夫人》是易卜生后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中外學者都曾經做出過批評與的研究,得出過一些有價值的結論。劇本有三位最主要的人物:男主人公房格爾是海邊小城里的一各醫(yī)生,女主人公艾梨達是其續(xù)弦妻子,莊士頓是艾梨達年輕時代的戀人,即“陌生人”。除此之外,還包括房格爾和前妻所生的兩個女兒博列得與希爾達,大女兒從前老師阿恩霍姆,以及兩位年輕的藝術家巴利斯泰與凌格斯川;不包括沒有出場的房格爾前妻、房格爾與艾梨達所生的小孩,一共有十位人物;出場的八位人物之中,很難分辨出哪些是主要人物,哪些是次要人物,因為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獨立的意義。從劇情來看,故事發(fā)生在夏天,海峽即將封凍以前,劇作家主要關注的是他們的愛情、婚姻、家庭與未來的命運;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他們幾乎都處于情感與思想層次,雖然都是生活化的故事情節(jié),然而也具有一定的傳奇性。劇本完成的時候,易卜生給出版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它標志著我找到了一個新方向!睂Υ,中外學者們一直爭論不休,不知道他所說的“新方向”究竟是什么?其實,作家所說的“新方向”,主要指向兩點:一是從寫實藝術轉向象征藝術;二是從關注社會問題轉向挖掘人物內心?梢赃@樣說,《海上夫人》一劇中人物形象鮮明,內容廣博且藝術精湛,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們所說的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主要是根據對古希臘悲劇與19世紀英國詩歌的研究,而提出來的一種新文學批評方法,然而它的運用前景卻十分廣闊,不限于外國文學,也不限于小說、戲劇、游記與長詩等文體,對于與地理相關的所有文學作品以及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運用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解讀《海上夫人》一劇,有以下四個方面新發(fā)現(xiàn):
其一,《海上夫人》中因為人物與不同地理意象之間的關系,而存在多種相互關聯(lián)、照應、依存的環(huán)形結構。所有的人物都生活于與小城相關的地理環(huán)境里,由于人物和人物的特殊關系,人物與人物之間形成了三個連環(huán)圈。第一是艾梨達、房格爾與莊士頓之間所形成的三角情人關系,出現(xiàn)了第一個連環(huán)結構。第二是艾梨達、博列得與凌格斯川之間的三角情感關系,出現(xiàn)了第二個連環(huán)結構。第三是博列得、艾梨達、房格爾及其前妻之間的三角情感關系,出現(xiàn)了第三個連環(huán)結構。人物與人物之間形成的三個連環(huán)結構,與人物的性格、作品的主題、藝術的結構與藝術風格之間存在密切關系。然而,如果沒有小城、海濱、浴場、山坡與海峽這樣的地理環(huán)境,每一個人物就沒有了生存的依托,人物的性格與某種特定地理景觀也就沒有了關聯(lián),比如房格爾與陸地、艾梨達與大海、陌生人與遠洋、博列得與海邊水池之間的種種關聯(lián)。更為重要的是,人物與人物之間似乎不存在真正對立的沖突,更多的是一種情感與心靈上的關聯(lián),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你、我、他之間所形成的都是一種相互滲透、相互依托的連環(huán)體。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人物關系,也許在易卜生看來,人類社會的本相應該如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對立與斗爭,都只是某種特定情境下的一種變相,荒唐而可笑。相比較而言,曹禺劇作《雷雨》里也有八個主要人物,然而他們之間卻基本上都是對立與沖突的:周樸園與魯大海之間是勞資之間的你死我活,蘩漪與四鳳之間因為周萍也是水火不容,周樸園與侍萍之間更不消說,周萍與周沖之間因為四鳳也沒有兄弟親情,如此等等;在階級斗爭的時代里,人與人之間是陌生與冷漠的,沒有《海上夫人》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情感連環(huán)體。由此可見,兩位作家對于不同社會形態(tài)與人物關系的認知,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然而,沒有大海與陸地、山坡與海峽、小城與世界、涼亭與走廊之間的關聯(lián),易卜生所理解的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聯(lián),就得不到深度的表達。
其二,每一位人物的性格與命運,都有一個象征體與之對應,從而形成了一種由諸種因素之間相對性而產生的立體結構。主要有這樣幾種立體關系的存在:艾梨達——“美人魚”;莊士頓——“淡青色的大珍珠”;博列得——“老鯉魚”;阿恩霍姆——“夏天的海峽”;凌格斯川——“黑衣寡婦”。如此眾多具有象征性的意象琳瑯滿目,猶如閃閃發(fā)光的珠貝,讓人回味與沉思。經過深思,才發(fā)現(xiàn)它們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存在,而是有其對應物的。由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運都有一個象征意象與之對應,自然而然就讓全劇形成一種對應性立體結構。每一個人物都有與之相對應的意象存在,不僅讓讀者產生一種滿目琳瑯的感覺,同時也讓劇情發(fā)生由時間向空間的轉向,從而形成一種圓形的藝術結構,讀者不僅可以深究,并且可以將自己的審美情感投入其間,并延伸到其他許多相關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海上夫人》是了不起的藝術創(chuàng)造,精巧的藝術構思、出色的藝術想象、精致的藝術傳達、獨到的藝術風格。然而,與人物心理性格對應的物象,基本都是自然景觀,而不是人物內心的某種東西。按照文學地理學批評對于地理的理解,所謂地理就是“天地之物”,那么,《海上夫人》里的人與天地之物之間的關聯(lián),就是作家藝術構想與藝術創(chuàng)造的具體體現(xiàn)。也許這就是《海上夫人》超越同時代許多劇本的關鍵所在。
其三,自然地理空間鏈接讓劇作產生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空間結構。劇中所發(fā)生故事的地理環(huán)境,可以分為內圈、中圈與外圈。所謂“內圈”,是指由花園、涼亭、水池、山溝、叢林、海峽、大海與人物群像活動其中而產生的地理空間;所謂“中圈”,是指由小城、港口、海峽與大海而構成的人物活動并可以遠觀的自然景觀;所謂“外圈”,是指由人物主要活動地區(qū)海濱小城為標志的挪威,莊士頓因殺死船長而逃往美國、英國、前蘇聯(lián)阿爾漢格爾斯特,以及東方的中國、澳大利亞等地,所構成的涉及世界各國的自然地理景觀。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由小到大、由點到面,以及在此基礎上一圈一圈擴大的自然地理空間的組合,《海上夫人》的思想境界也許就沒有如此高遠,藝術時空也許就沒有如此闊大。如果所有的故事都發(fā)生于海邊小城,就像《玩偶之家》所有故事都發(fā)生在家里一樣,其藝術效果也許就會發(fā)生變動。一般而言,地理因素在文學作品的人物關系與主題表達中并不具有決定作用,然而其美學意義也不可小視,《海上夫人》正是以大陸與大海之間的地理關系為骨架,讓所有的故事發(fā)生在以挪威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間里,人物的性格與人物形象的立體感,也都建立在此基礎之上。這樣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地理空間,正凝聚了易卜生的藝術智慧,說明他是一個具有深厚地理思想的作家。
其四,具有深厚內涵的象征意象,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意象群落。劇中存在許多關鍵性的、糾結性的、內涵豐富的自然地理意象,它們以自己的奇特而與人物、主題、藝術結構發(fā)生關聯(lián),具有獨到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劇中許多關鍵性的意象,多半不具有單一性,而是具有雙重性或者多重性。首先是“海婚”意象。艾梨達少女時代與莊士頓戀愛,莊士頓把鑰匙和兩人的戒指掛在一起,用力丟進了大海。兩個戒指所具有的意義就是讓兩個人的命運從此就聯(lián)系在一起,讓它具有一種雙重影像與雙重精神。其次是房格爾與艾梨達所生的小孩子,雖然十分可愛卻很讓人糾結:在三、四個月的時候,艾梨達發(fā)現(xiàn)他的眼睛和大海具有相似性,一雙深邃的眼中總是出現(xiàn)像大海一樣的潮漲潮落景觀,這種眼神與從前的莊士頓極其相似,小孩眼睛與大海、莊士頓眼睛發(fā)生了重疊,具有了多重性。再次,英國的大輪船從海峽外面開進來,然后又開出去,在來來去去之間,陌生人由此而來,也由此而去,海峽的解凍與封凍也由此展開,人物的命運與性格得到暗示,因此海峽及英國的巨輪,具有象征意義。第四,幾個死亡意象形成復合性結構:孩子的死、房格爾前妻的死、船長的被殺死、凌格斯川的將死,四個死亡意象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lián)性,對于主題的表達與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意義。第五,人物之病的描寫具有重要的意義:艾梨達的思鄉(xiāng)病、凌格斯川“勞傷癥”、莊士頓的心結、博列得的心病等,說明每一個人物雖然身體健康,然而又都是有病的,有的是身體上的病,有的是心理上的病,人物所有的情感與思想往往都是因為病癥而產生,所有的故事情節(jié)也都是因為病癥而發(fā)生。因此,所有這樣一些意象以及由于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構成了一種復合性的意象群落,值得在文本細讀基礎上進行深入全面的探討,從而得出與從前的學者不一樣的,甚至是全新的結論。
由此可見,今天重新解讀《海上夫人》,之所以能夠得出以上四點認識,是因為我們選擇了一種新的角度,采取了文學地理學批評這樣一種新的方法,于是發(fā)掘出了原作里本來存在的深度思想與藝術意義。
二、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與多種批評方法的結合
運用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可以發(fā)現(xiàn)《海上夫人》中存在許多與地理相關的問題;然而,要真正地理解與研究它,如果只是運用一種批評方法,是遠遠不夠的,而需要多種批評方法的有機結合。對一部本身曲折而復雜的文學作品,只用某一種批評方法往往都是不夠的,因為沒有哪一種批評方法可以包打天下。只有將多種批評方法結合起來,才能直抵其思想和藝術本質。任何批評方法都不能離不開審美批評而存在,因為文學作品本身是審美的產物,文學研究是建立在對文學文本仔細閱讀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文學欣賞與批評基礎之上的。對于文學作品的閱讀就是審美,因此任何一種真正的文學批評方法,首先就是一種審美判斷與審美探究。
對于《海上夫人》的探究,也是如此。首先,如果我們關注人物和人物之間的關系構成,探討由人物的情感與婚姻而形成的三個環(huán)形結構,就可以用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以此觀之,就可以發(fā)現(xiàn)此劇存在復雜的倫理關系網絡,每一個人物都具有深厚的倫理內涵:是離開還是回歸房格爾,是擺在艾梨達面前的一道倫理難題;是讓艾梨達離開而獲得所謂的自由,還是以自己的實力果絕地阻止她的離開,是擺在房格爾面前的一道倫理難題;是違背艾梨達的自愿要她跟著自己離開小城,去過從前所向往的自由廣闊生活,還是讓她自己自主地選擇自己的未來,是擺在陌生人面前的一道倫理難題。因此,如果我們提出此劇是一出倫理悲劇的話,相信沒有人會加以堅決地反對。因為劇中人物之所以處于兩難境地,主要就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倫理關系,不容易處理與解決,所以才產生情感的浪花與思想的交鋒。其次,如果我們關注小孩子眼中的“海潮”、“海青色的大珍珠”,以及“美人魚”、“老鯉魚”意象,以及與劇中人物相關的四個死亡事件及其內涵,就可以運用精神分析法進行全方位的觀照與深度分析。因為在這些與自然地理相關的意象里具有深厚的心理與人格內涵,與他者的情感、想象、感覺能力相關聯(lián),其獨特思想價值與美學意義,也與此產生密切的相連。不僅是對劇中人物形象可以進行細致心理分析,如果與特定的自然地理意象相結合,就可以發(fā)現(xiàn)易卜生從此劇開始告別外在社會現(xiàn)實描寫,而特別關注人的內心世界與靈魂問題,并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深度。并不是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可以用精神分析法進行探討,只有像《海上夫人》這樣本身具有心理內涵與情感力量的作品,精神分析法才有用武之地。
再次,如果關注艾梨達對于自由的追求、博列得對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希爾達對于母愛的眷戀等,就可以運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并且恰到好處。女性主義批評方法關注女性人物的心理世界構成及其成因,關注社會生活里的女性性格與政治權力,也注重探討作品里的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系,及其對她們所產生的影響!逗I戏蛉恕防锼械呐孕蜗蠖寂c男性相關,就是沒有成家的博列得與希爾達,也不例外,她們既與繼母艾梨達發(fā)生這樣那樣的沖突,同時也與房格爾、阿恩霍姆,以及兩位藝術家之間存在種種形態(tài)的情感關系,在劇中的所有人物里,就是與陌生人沒有任何關系。因為她們不認識陌生人,她們并不了解艾梨達的過去,也不想去了解。無論從劇中女性的欲望、心理與情感構成而言,還是從她們與男性的關系而言,女性主義批評方法都是有用武之地的。艾梨達身上典型地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女權主義意識,她從少女時代開始就追求自由與幸福,并且以自愿為基本原則,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夢里,生活在對過去的回憶里;然而,當夢里的陌生人真的到來的時候,她的心理與情感卻向相反的方向回轉,讓所有的人物都始料不及,讓所有的讀者與觀眾都感到驚奇并受到震動。在她那里,自由與權力、幸福與約束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在房格爾、阿恩霍姆與陌生人之間,她身上的女權意識發(fā)生了怎樣的意義?如果不運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真的還沒有辦法進行解釋與回答。
第四,如果關注劇中對自然風景的種種描寫、與自然相關的意象呈現(xiàn)以及特殊的地理空間的建構,并探討其中所存在的思想與哲學意蘊,就需要運用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在所有可以運用的諸多批評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因為《海上夫人》中具有對應性的幾對重要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此等等,都體現(xiàn)了易卜生對于人生的約束與自由之間的哲學思考;然而,所有這樣的一些關系都與地理空間相關聯(lián):陸地與海洋之間的關系、挪威與整個世界之間的關系、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的關系、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關系。作家所提出與探討的所有問題,與特定地理空間建構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相當密切。如果不對劇中的自然山水意象與地理空間建構進行獨到把握與探究,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與把握作品的主題與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藝術結構、藝術追求與藝術風格?梢姡晕膶W地理學批評方法為中心的多種批評方法的結合,正是我們解讀與研究《海上夫人》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三、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的可能性
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是一種理論發(fā)現(xiàn),然而它的作用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論表述層面,也不能停留在理論表述的層面,而是體現(xiàn)在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實踐里。文學地理學批評的生命力,主要還是體現(xiàn)在對于中外作家作品批評里,即對于具體作家作品等文學現(xiàn)象的討論上。正是在這里,它才具有了我們想象不到的多種多樣的可能性,以及廣闊的用武之地。
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具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擇其要者,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既然作家與自然環(huán)境之間存在天然聯(lián)系,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問題就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世界文學史上的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脫離他自身的生存與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而存在與發(fā)展。易卜生出生于奧斯陸附近小城斯基恩,從小生活于木材商人家庭,因為家境富裕并且嬌生慣養(yǎng),養(yǎng)成了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一有不滿意就大發(fā)脾氣;后來,由于挪威與世界其他國家關系發(fā)生變故,生意受困,家境日窘,于是外出另一小城藥店打工,受盡種種屈辱。正是在這種生活窘迫與情感苦惱里,不知不覺間與一個大十多歲的女人發(fā)生關系,并生下私生子,從此易卜生一生與痛苦相伴左右。這就是他獨有的生活經歷與家庭環(huán)境。易卜生對由高山與峽灣為主體的自然山川深有感情,性格與人格上也受到重大影響。由于性格上的孤立與自我本位主義,同時也由于挪威當政者的不智,以及與他人關系的處理不當,易卜生不得不離開自己的祖國,而到德國、羅馬等國家旅居,生活了長達27年的時間。在這個漫長的人生歷程里,西南歐諸國獨特的自然環(huán)境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民情風俗,對于其情感、心靈、世界觀與宇宙觀,以及其文學寫作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那么,作為“現(xiàn)代戲劇之父”、“偉大的問號”的易卜生,作為一個典型挪威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的易卜生,他身上存在什么樣的地理基因?在他曲折而痛苦的一生里,由于不同時期生活環(huán)境的巨大落差,地理基因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演變?地理基因對他的文學與藝術創(chuàng)作產生了什么影響?所有問題的解答,都不可能離開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的運用。
第二、敘事文學作品對自然地理空間的建構,以此為基礎而構成的獨立藝術審美空間。特有的地理空間建構,對作家在特定作品里的主題表達、人物塑造、藝術框架與審美方式,往往起著基礎性與制約性作用。因此,文學地理學批評關注作品里的地理空間建構及其意義,就是理所當然的。在敘事文學作品里不可能不存在地理空間的問題,因為人物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時空環(huán)境里,戲劇人物故事也有其特定的“舞臺提示”;就是在抒情文學作品里,除了抒寫的對象以外,也有自然地理意象呈現(xiàn)與布局的問題。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每一部作品里的審美空間的建構與展現(xiàn),往往離不開對特定地理空間的描寫與展示。那么,地理空間在作家的創(chuàng)作構想與表達過程中,就不得不居于重要位置,并被賦予重要意義,包括思想與藝術意義,在作品里直接體現(xiàn)為審美意義。因此,文學作品里地理空間的建構及其審美意義,就成為批評家關注的重要對象,文學地理學批評就有廣闊的發(fā)展前景。
第三、地理大發(fā)現(xiàn)與宇宙空間探索為詩人作家提供的科學觀念與科學視野,為作家作品的與時俱進提供了重要前提。有史以來,特定的地理現(xiàn)象與地理環(huán)境對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的影響是人所共識的,更不要說地理學家對世界地理的大發(fā)現(xiàn)、海底世界的探索,天文學家對宇宙空間的新發(fā)現(xiàn),對宇宙產生原因的新認識,與世界各國文學的發(fā)展都具有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從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角度分析柯勒律治長詩《老水手行》,就可以得出和從前的學者不一樣的結論
對于宇宙空間的新探索,讓詩人作家的想象方式與想象方向發(fā)生改變,古代詩人的“望星空”與當代詩人的“望星空”,其內容與方式是不一樣的。因此,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就可以關注地理新探索與作家作品新觀念關系的討論。13世紀以來,人類對于自然的探索越來越全面與深入,對外層空間與地球內部的探討從來沒有停止過,在文學作品里留了深深印痕;還不包括各國作家創(chuàng)作的大量科幻作品里的地理因素。由此可見,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在此方面也具有廣闊的發(fā)展前景。
第四、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忽略了作家成長中的地理基因問題,缺少對文學作品里地理空間建構問題的探討,對世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宇宙空間大探索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也很少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文學地理學批評不僅對西方學者有較大的啟示,首先是對中國當前文學批評與研究發(fā)生重大影響。從本質上說,當代中國文學批評方法幾乎全是從西方引進的,不具有原創(chuàng)意義。而文學地理學批評作為中國學者首先提出、并倡導的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不僅可以用之于當代的文學批評與研究實踐,并且具有理論探討與學術探索的意義,也會引起文學理論研究者的重視與運用。
由此可見,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具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其理論原創(chuàng)與實踐意義是不可忽略的。限于篇幅,以上只是就其要者,作一個簡明扼要的論述。
四、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具體操作方式
文學地理學批評是一種批評方法,然而主要是一種與文學相關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體現(xiàn)。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個是方法論,一個是具體操作方法。從方法論來理解: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體現(xiàn)了一種以天地之物為人類生存基礎的世界觀,人類的來源、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的命運都無法離開自然環(huán)境即“天地之物”,“天”、“地”、“人”三者之間,“人”在中間,并且“人”也只能在中間,不可能超越“天”、“地”而存在一天半日。首先,人不能離開“大地”及其所提供的一切物質條件而存在,沒有江河湖海,沒有高山平原,沒有雪山冰川,沒有風雨雷電,人類可能生存下去嗎?其次,人類也不可能超越“天空”而存在。沒有太陽與月亮,沒有星星與云彩,沒有空氣與藍天,人類將是多么黑暗!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上帝”的存在,沒有“天主”的存在,沒有“玉皇”的存在,人類就沒有所謂的宗教信仰;而沒有所謂的宗教信仰,人類與動物則沒有什么很大的區(qū)別!所以,文學地理學批評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批評文學作品的角度,而是一種具有方法論即世界觀性質的批評方法。這也許是從前的一些批評方法,包括從西方引進的一些批評方法,本身所不具備的。不可否認,當代西方的一些批評方法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如女權主義、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批評方法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特別21世紀初興起的一些所謂的新的批評方法,與人類世界觀的改變與發(fā)展沒有任何的關系,它們只具有工具論性質上的意義。
文學地理學批評,同時也具有工具論上的意義。從具體的操作方法來理解,可以有以下六種:
第一是實地考察。地理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實地考察,古代地理學家如明代徐霞客所寫的游記,就是對中國南北方自然山水進行實地考察的結果,如對天臺山、黃山等地自然景觀的描寫,十分引人入勝。古代中國權威地理著作《山海經》是如何產生的?雖然存在很大的爭議,然而沒有眾多人士所做的實地考察,就不會這樣一部地理巨著。因此,文學地理學批評工作者研究作家成長的地理基因問題,研究作品的寫作與地理環(huán)境關系問題,研究文學作品里的地理空間建構與某種特定自然山水之間的關系問題,首先就是要到作家的出生地與居住地看一看,到作家創(chuàng)作某部作品的地方看一看,不然也許就只是一種空對空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是一種想當然的東西。對于李白詩歌與江漢山水之間關系的研究,對于華茲華斯與昆布蘭湖區(qū)關系的研究,對于陶淵明作品與桃花源關系的研究,都需要作實地考察與親自體驗。親自感受一下那里的自然環(huán)境,體會一下那里的人文風情,對于分析與探討無疑是有巨大幫助的。在這種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原來不太明確的問題,也許一下就茅塞頓開;原來不能認識的現(xiàn)象,也許就忽然開朗了。
第二是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是考古學、民間文學或者人類學研究所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其實也是文學地理學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重要方法。如果說實地考察主要是解決對自然環(huán)境的具體印象問題,那么田野調查主要是解決某個特定地區(qū)的民情風俗,即文化傳統(tǒng)的生成與發(fā)展問題。在文學地理學批評者看來,地理并不是單一的地形與地貌問題,也是某一地區(qū)民眾在自然環(huán)境基礎上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與采取的審美取向的問題,即地方文化傳統(tǒng)之構成與演變問題。所以,了解華茲華斯的故居、李白在安陸的居住地、李白在當涂的終老之地及其人文環(huán)境,對于研究其詩歌思想與藝術特別重要。華茲華斯詩歌作品里有許多故事,有的是民間傳說,有的是當時發(fā)生的事件,詩中的許多人物都是實有其人,許多故事也都是實有其事,因此,對華茲華斯所生活湖區(qū)的歷史傳統(tǒng)與人文風情進行田野調查,無疑是華茲華斯詩歌的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道功課
王忠祥為《傻小子》做有注解:“這里敘述的乃是真人真事,但貝特曼的教名不是理查而是羅伯特。‘海岸’指意大利西海岸的里窩那。貝特曼為故鄉(xiāng)修建的小教堂至今猶存!(見《華茲華斯詩選》,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59頁)又為《蘇珊的夢幻》做有注解:“據查爾斯?蘭姆寫給華茲華斯的一封信,這首詩中的蘇珊實有其人。這個貧苦女孩生長在農村,后來被迫進城來當使女。詩中通過蘇珊的幻覺,表現(xiàn)她對故鄉(xiāng)、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和眷戀!
第三是科學測量。如果說《徐霞客游記》文學性很強,并不只是作為一個行者的親眼所見,還有作者本人許多想象與情感的存在;那么《山海經》里卻有大量的數(shù)據,說明山與山的距離、河與河的方位,東方多少里是什么,南方多少里是什么,記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說《山海經》首先是一部科學著作,不會有任何問題。然而,它同時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學作品,因為中國古代的神話與傳說,基本上都保存里面。那么,在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里,也可以對某一地區(qū)進行實地測量,從而以科學數(shù)據說明相關問題。郭沫若故居四川省樂山市沙灣鎮(zhèn),從樂山城區(qū)出發(fā)到那里有多少公里,從故居出發(fā)到前面兩條大河交匯之處有多少公里,從故居所在的山腳到屋后的山峰有多少公里,從故居出發(fā)到成都九眼橋多少公里,如此等等,雖然我們沒有必要進行一一測量,因為這樣的數(shù)據也許可以從地圖上得到;然而,我們可以重新去走一走、看一看、量一量,計算清楚,可以說明一些與作家作品相關的重要問題。郭沫若上小學的時候,一路上可以看到什么樣的景象,早期詩作與散文里有多少意象來源于少年時代,中年以后的作品里有多少形象來自于童年記憶,就有例可尋、有案可查。地理研究是一門科學,文學地理學批評可以吸收其中的科學因素,加強文學研究的科學性。這樣的測量數(shù)據,也許不能成為直接的研究對象,然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所研究的對象,進行深入的審美分析與準確的價值判斷。
第四是畫圖標示與分析。地理學研究所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毫無疑問是“畫地圖”。正是因此,才有中國地形圖、世界地形圖、中國歷史地圖、世界歷史地圖等。軍事地圖特別重要,大家都知道巡航導彈,就是將所要攻擊目標之地形數(shù)據輸入電腦,只有到了那個地方,它才會爆炸,所以巡航導彈想打那里就打那里,威力巨大。在文學地理學批評者看來,不僅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作家的生活環(huán)境與寫作環(huán)境可以畫地圖,作品里的地理空間建構也可以畫地圖,作家移居他國的生活歷程、作家群體的文學活動,都可以繪制地圖的方式進行表達,給人一種直觀的感覺與具體的印象。當然,畫地圖的研究方法不一定就是文學地理學批評,然而文學地理學批評一定可以用畫地圖的方法進行表達,能夠給論文帶來一種實證性與科學性。
第五是數(shù)據統(tǒng)計與列表分析。數(shù)據統(tǒng)計與列表分析方法是經濟地理、歷史地理等地理學科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特定歷史時期作家的地理分布,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發(fā)展的統(tǒng)計,西方作家作品的文學史統(tǒng)計,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列表分析及其結論,在從前古代文學地理學與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實踐中,一直得到廣泛的運用。而在文學地理學批評者看來,實地測量而得到的地理數(shù)據十分重要,而與文學研究相關的地理數(shù)據,及其相關數(shù)據的統(tǒng)計與列表分析,同樣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易卜生名劇《海上夫人》里,“大!、“海峽”、“涼亭”、“山坡”意象共出現(xiàn)多少次,分別是在哪些人物、哪些故事情節(jié)里出現(xiàn)的,只要一列圖表,就一清二楚,不會有任何疑問。以此形成的意象群落,具有的內在美學意義,可以得到充分的論證。
第六是綜合評估與價值判斷。文學地理學批評雖然特別注重個案,然而在多個個案分析的基礎上,最后總還要有綜合評估與價值判斷。唐代詩人的地理分布,浙江、江蘇、湖南、四川、陜西、河南各出現(xiàn)了多少位一流詩人,他們分別出生于何地、何家族,后來到過哪些地方做官,或者被流放,對于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種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然而,這也是最為基礎的統(tǒng)計與分析,最后能夠說明什么樣的問題呢?江浙一帶文化傳統(tǒng)深厚,寧波的天一閣有著豐富的藏書,無錫的東林書院有議論國是的傳統(tǒng),因此,江浙一帶出現(xiàn)更多的具有文化傳統(tǒng)與藝術創(chuàng)造性的詩人,是理所當然的。四川是天府之國,歷代以來的四川人有走出盆地而行走天下的愿望,所以李白執(zhí)劍出游、蘇東坡父子三人外出參加科舉考試而成名天下,創(chuàng)作出了許多文學杰作;陸游、杜工部、黃庭堅等外鄉(xiāng)人從外入川,看到奇特的自然山水,感到新鮮無比,留下許多杰出詩作。如果能夠走出盆地到外面世界看一看,自然會有很大的收獲;如果從中原地區(qū)去到四川,也會因地理環(huán)境的巨大落差,而讓詩人產生情感上的巨變,給創(chuàng)作帶來動力。文學地理學批評雖然并不一定必須追求結論,然而通過具體現(xiàn)象與數(shù)據的分析,還是要力求說明某個學術問題。文學地理學批評并不是一種單一的批評方法,它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是要與其他批評方法的結合,才可以得出更加科學與準確的結論。其實任何一種批評方法,都是如此!因此,以一種批評方法為主,適當結合其他批評方法,從而對研究對象進行綜合判斷與價值評估,得出有意義的、符合實際的結論,就成為文學地理學批評工作者的更高追求。
五、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的原創(chuàng)性
以上對易卜生名劇《海上夫人》的分析以及四個新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明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的實用性與有效性,如果采用其他的批評方法也許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僅是對《海上夫人》這樣的作品,對中國與西方的所有文學作品,都具有適用性,特別是對敘事性文學作品的解讀特別有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作為一種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批評方法,文學地理學批評的理論探討與研究實踐,目前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雖然我們已經完成并發(fā)表了40篇論文。然而,其學術意義與實踐價值是不可低估的。三十多年來中國學者所采用的文學批評方法,基本上都來自于西方,本土自創(chuàng)的批評方法幾乎沒有,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與批評界的悲哀。對于西方人來說,一個沒有原創(chuàng)思想的民族是并不可怕的;然而,對于我們來說,一個沒有原創(chuàng)思想的民族卻是相當危險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產生了,可是它只是一個光輝的開始,而沒有能夠延續(xù)下來。近代以來,雖然有一批先驅者思考許多現(xiàn)實的問題,然而能夠將問題提到哲學與宗教層面的思想,則很少見到。正是因此,學界公認百年來中國沒有真正的思想家與哲學家,這種重大缺失,也體現(xiàn)在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方面,許多學者公認當代中國沒有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文學批評方法。女性主義批評、生態(tài)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以至于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形式主義批評等,全部都來自于國外,中國學者只是運用與解說,有的雖然有自己的獨立解釋,然而畢竟也只是一種“解釋”而已。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讓人痛心的情況,有整個國際局勢與文化失衡的問題,也有我們民族傳統(tǒng)自身的問題,即我們的傳統(tǒng)里缺少深厚的哲學基礎、濃厚的宗教情懷,從而忽略了人類與自然的聯(lián)系,特別是人類的生存與天地共生共存關系方面的理論發(fā)現(xiàn)。在我們許多人看來,世間沒有“上帝”的存在,沒有“天主”的存在,沒有“玉皇”的存在,沒有終極關懷的存在,從而也沒有未來的存在,因此,許多人對歷史與人類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因此,我們沒有自己穩(wěn)定的思考對象,哪里還有博大精深的思想與哲學呢?哪里還有真正獨立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呢?如果我們真正信奉金錢,就好好地思考一下金錢的問題,就會有新的《資本論》;如果我們真正相信權力,就好好地探索一下權力的問題,就會有新的《民約論》。然而,我們許多人只是實用主義地對待金錢與權力,不僅成不了真正的思想家與哲學家,還最大限度地貪污人民的血汗錢,成為了遺臭萬年的貪官與污吏。在這樣的時代處境之下,我們的文學批評方法哪里還有原創(chuàng)性呢?即使有人想有一點創(chuàng)造,也被那一群平庸之輩發(fā)出的浮泛之論所淹沒,哪里還有理論的銳氣與實踐的動力呢?
在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里,提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批評方法,是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要責任。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關注的是文學產生的基礎問題、文學本體的構成問題、文學文本的接受問題,只是從一種特定的角度,即地理空間的角度進行觀照與研究,從而具有自己的獨立存在與發(fā)展的意義。西方有所謂“環(huán)境批評”,也有所謂的“地理學派”,然而他們所關注的只是“環(huán)境”問題,只是區(qū)域文化的問題,與“文學”、“美學”本身沒有很大的關系。從相關資料可以看出,有的西方學者研究的只是與地理環(huán)境相關的皮毛問題,有的只是涉及地理問題而已,對相關的理論與學術問題并沒有深究。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文學地理學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則是我們中國學者的原創(chuàng)。從地理空間的角度切入對象,探討作家作品等文學現(xiàn)象里的地理因素,并適當運用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與文學審美本有的批評方法相結合,就有可能推進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同時,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也不故步自封,相反它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與吸引力,它會在不斷接受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其他文學批評方法的優(yōu)勢與長處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豐富與完善,F(xiàn)在看來,它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一是它有成系統(tǒng)的理論術語與概念的提出,二是它有扎扎實實的個案研究,二是它有十分廣闊的研究對象,四是它本身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從而形成了一個頗有實力的研究團隊相信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文學地理學批評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廣闊而美好的發(fā)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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