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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是《大國游戲》系列的第一卷。本卷內容以2008年的幾個關鍵歷史事件為切入點，通過回顧過去，理清了以往的大國間交往的眾多內在線索，為著眼于今天做了詳盡的鋪墊。當國人習慣于舊游戲中的思維定勢，聚焦于東南沿海彌漫的寒流之時，作者從中亞、中東、北非到歐俄入手，將石油列為關鍵詞，提醒我們早做準備，重視我們的西北、西南、華中、中原、東北，爭取走出不平衡的被動現狀，打造由我們國家自己主導的經濟自主循環(huán)。

一
《大國游戲》是自2008年開始，我在博客發(fā)表的系列文章所組成的系列作品。
最初的想法是為當時的國內相關部門提供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當時不少的建議，都是關于如何應對西方政界和輿論界圍繞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發(fā)起的文化熱戰(zhàn)。不過，在這些建議里面，比較有影響的就是提前預警了美國即將發(fā)生的金融危機。關于如何應對美國即將發(fā)生的金融危機，我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和各種手段等等一系列應對之策。
鑒于這段時期的思考，我認為，北京奧運會的成功和美國的金融危機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預示了1840年以來西方對世界統(tǒng)治的衰落，以及中國代表和主導的東亞重新成為世界中心，一個歷史的大變革時代到來了。而在這個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潮流中，中國當時的政治文化界，包括未來20年會主導中國的精英們，都明顯顯示出理論認識上的不足。所以，為了應對這個嚴峻的局面，我在博客上開始發(fā)表的系列作品最初是為了進行科普，希望能夠對中國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打開一個認識世界的新窗口。
二
近30年來的中國思想界所受到的國際政治認知的影響，基本上定位于冷戰(zhàn)時代的共產主義一資本主義二元對抗的框架。在這個意識形態(tài)外衣下，真正影響實際政治的地緣因素和文化因素就被深深地掩藏起來。
在人類沖突的歷史中，建基于文化和宗教因素的對抗，比如說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和今天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全球恐怖活動，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形式。而在歐洲內部，雖然沖突表現的形式是民族國家模式的產生，以及聯盟條約的出現，但更多的沖突不是體現在文化和宗教上，而是體現在地緣政治上。
對地緣政治的思維，中國人其實并不陌生。因為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方面的謀略高手，其中比較出名的地緣戰(zhàn)略就是合縱和連橫�？赡芤驗橹袊y(tǒng)一的時間太長了，這樣的地緣戰(zhàn)略考慮慢慢就為大家淡忘了。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的戰(zhàn)略思想家們，被意識形態(tài)的外衣遮掩得太久了，結果信以為真了。
俄羅斯的戰(zhàn)略思想家們曾經堅定地認為，如果他們讓蘇聯崩潰，放棄對東歐諸國的控制，徹底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割裂，完全走回東正教的傳統(tǒng)，他們就可以快樂地加入歐洲文明世界，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了。他們無法理解，為什么北約的前鋒已經兵I臨城下，基輔已經陷落(第一次顏色革命和2015年的第二次顏色革命)，俄羅斯腹地已經洞開，不是說冷戰(zhàn)已經結束了嗎？俄羅斯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這個困惑可以從英國人對北約的定義看出來：“拉進美國，趕出俄國，壓住德國�！彼裕Щ蟮亩砹_斯人想進歐洲而不得人，必須被拒絕在門外，成為森林里面的野人。而作為島國的英國，需要拉住世界大國美國，在歐洲大陸雙打，壓制住本地的地頭蛇德國。當然，這個雙打正面臨著法國和德國這對雙打選手的挑戰(zhàn)。
這就是地緣政治被披上了意識形態(tài)外衣的形式。
三
那么在東亞，你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意識形態(tài)外衣的影響，比如什么民主同盟(日本為主)對抗專制同盟。在歐洲，以島國英國來制衡歐洲大陸的辦法叫作離岸平衡。這種方法無法移植到東亞來對付中國，因為和歐洲這個分裂成無數民族國家的地方不同，中國從古到今都是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實體。
在此，我不用“國家”這個詞匯，是不想用來自西方民族國家的國家概念，來涵蓋今天的現代中國，以及在同一個地方連續(xù)存在的歷史上的古老王朝。要中國出現歐洲那樣的情況，只可能將中國的每一個省和自治區(qū)變成一個個獨立的國家，然后在這里形成的同盟由美國作為實際的盟主，再加上日本作為一個主要參與者，好像英國在歐盟的位置。類似于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的幾千年帝制結束的前后一段時間確實發(fā)生過，那個時候被稱為軍閥混戰(zhàn)和半殖民地。但是，歐洲地緣政治的理論和實踐，在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的情況下完全沒有操作余地。
雖然美國的歷史學界早已經形成的新清史論，已經為肢解中國——把內蒙、新疆、西藏、臺灣、東北等從中國分裂出去一一做了理論上的準備，但是這種對中國的肢解，仍然解決不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即便在分解后依然體積太大的情況。因此，東亞的情況就更多地像北美的情況，是一個聯邦合眾國獨大，其他的兩個小國(加拿大，國土面積大，但是人口少；墨西哥，人口稍微多，但是國家小)相當于日本和朝鮮半島兩國，而南部的中南美洲相當于亞洲的東南亞。
四
所以，《大國游戲》雖然對各位讀者進行了地緣政治的科普，但也明確表示，在中國為主導的東亞，進行地緣政治的操作并沒有太大的空間。反而今天中國的崛起，或者叫作文化復興，某種意義上就是恢復歷史上以中華文化為中心的東亞政治文化經濟的體制。
在這個新的東亞體系中，作為無可取代的領導中心的中國，就理所當然地具有和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話語權。而整個系統(tǒng)有機組成的其他國家，在其政治、文化、經濟模式上，就不得不出現和中國模式相容的體制。
當然，并非是要求這些周邊國家必須按照中國的模式徹底拷貝(比如唐朝出現的情況)，而是這些周邊國家必須對中國出現的整個模式具有相當高的認知和理解程度，而不是利用目前意識形態(tài)二元對抗理論簡單地進行抗拒。因為沒有這種以中國模式為主、以周邊國家模式為輔的融合，就不可能有東亞的經濟文化一體化，也不會出現將來的政治、外交、軍事一體化。
中國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必然帶來以北京模式為代表的文化價值觀的崛起。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重返亞洲戰(zhàn)略造成了東亞地區(qū)的主要競爭，以及這個競爭帶來的緊張局勢。大多數人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戰(zhàn)略的落腳點，是加強其亞洲的軍力。但是他們不太理解，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在亞洲的影響，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fā)生而受到嚴重的挫折。目前美國軍力的加強，其實是對在亞洲周邊國家進行的強心針操作，美國影響力的降低已經導致了各國內部親美力量的式微。
根據美國人的單方面理解，中美之爭當然不是意識形態(tài)之爭(因為中國不是蘇聯那種共產主義國家)，也不是地緣政治之爭(美國至少從阿拉斯加還可以遙望俄羅斯遠東，而在美國關島看中國臺灣島則遠不可及)，而是兩種文化模式之爭。這種文化的不同，就是美國的華盛頓模式(自由資本主義)和中國的北京模式(美國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展開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這種爭奪不是選美小姐比賽，而是關系著對國際話語權的掌握，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政治經濟紅利。
五
目前來講，推行美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選舉模式的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借助美國軍事介入或者顏色革命強行改變的國家，個個是焦頭爛額，民不聊生。而中國有控制的經濟自由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在30年內使中國6億人口脫離貧困，并成為坐二趕一的世界經濟體。所以，在發(fā)展中國家追趕發(fā)達國家這個語境框架下，北京模式大獲全勝。
目前的局面就是，中國在變成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后，正在邁進發(fā)達國家之列。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各種發(fā)展，可以在良治政府、法治社會和民主對權力的監(jiān)督這三個方面進行有效改革，經濟上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政府內部可以減輕貪污腐敗，政治上可以鏟除政經寡頭，做到削強藩、均貧富、嚴吏治，按照協商、共識和集中的民主制度，實行禮法并重的程序公平和結果公正平衡的法律制度，那么北京共識就會出現在發(fā)達國家的語境框架下。
如果這樣的制度——某種程度上和新加坡比較類似——出現在發(fā)達國家，那么可以想像這個模式對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會產生深刻的吸引力。而相對于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下的困境，這樣的文化競爭將對未來的人類文化和歷史發(fā)展帶來非常深遠的意義。
六
討論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發(fā)展，都不得不面臨一個中國獨特論的指控。其實，這種認為中國獨特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中國的工具全部立足于西方的文化霸權體系。這個也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經濟崛起的原因，也是海外中國問題專家?guī)资陙硪恢鳖A測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笑話的原因。
比如一提到中國的政治，經常用的觀念就是一黨專政。其實，這種錯誤就是把中國的執(zhí)政黨理解成西方的政黨。事實上，你會發(fā)現，當西方的政黨，比如民主黨、社會黨、工黨等等，推崇的為勞工爭利益、重視社會公平的政策導向，或者共和黨、保守黨、自由黨等等，推崇的為企業(yè)爭利益、重視經濟發(fā)展的政策導向，都會同時在中國的執(zhí)政黨里面出現。
如果從歷史上看，你要是把中國的執(zhí)政黨當作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官集團，就是穿了現代人服裝的儒生階層，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諸如此類的文化內涵，需要中國自己的思想家們徹底摒棄西方的思維概念模式，走進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從中國目前的社會現實出發(fā)，重新思考中國的文明體系和文化價值。
當然，目前和西方所代表的文化價值觀相比，中國還是處于劣勢，還處于文化創(chuàng)新的萌芽階段。但是中國人別無選擇，因為全盤被西方文化價值系統(tǒng)洗腦的結果，說得輕一點，是中國陷入南美洲諸國的中等收入陷阱；說得重一點，就是國家分裂，人民重新陷入困苦。

一
2008年，對未來的歷史學家而言，一定是個代表著分水嶺的年份。
這一年，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初現雛形，全球的大國和準大國都在這一年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重新洗牌，省視自己在爾虞我詐的國際叢林中合縱連橫的策略，為自己辨清當前的這一刻，誰是盟友，誰是敵人。
也是在這一年，四百年的西方對世界的統(tǒng)治地位開始衰落，世界重心完成了從東至西的漂移，開始向東亞轉移。自哥倫布時代起，從東亞，到西歐，到北美，再回到東亞的歷史大循環(huán)，開始走向收筆。
這一年，處在這一歷史大轉變的數個大國和國家集團，都發(fā)生了潛移默化的重大變更，為未來的國際社會和全球體系鋪下另一輪明爭暗斗的伏筆。
其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已經在前一年發(fā)生：在2007年，世界第一經濟強權美國已經不再是全球經濟的發(fā)動機。這一地位已經被古老而新興的中國取代。以前只要美國打噴嚏，全世界就要重感冒的情形已成了明日之黃花。凡是經濟上變得相當依賴中國的國家，就不需要喝感冒茶。雖然流傳在這一年早些時候的關于美國和世界各國經濟脫鉤(De-coupling)的預言，還有些言過其實，在美國重肺炎的時候，全世界也還會被嚴重的傳染。但由于中國經濟的興起，有能力保持住一定的增長率(8％以上)，國際的經濟格局其實已經有了里程碑式的變革，只是，這一變革的主角——中國，似乎還尚未自覺。①
其實，相比于經濟數字，也許人們會更記得2008年的新聞標題。而今年的全球種種事件，卻會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和分析家們記憶猶新。
在這一年的8月，中國舉辦奧運會，向全世界展示它30年的經濟成就。對于中國自身來說，如何給自己進行一個總結歸納，提煉經驗和教訓，及時調整整體的政治、經濟思路，為即將來臨的世界經濟暴風驟雨做好足夠準備，打造出真正有內容的“北京共識”，是當務之急。對于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民和政府來說，除了對中國城市表現出來的飛速變化極端羨慕之外，如何與中國共同學習、修正、發(fā)展真正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理論，并和中國合作，活學活用在他們自己的經濟發(fā)展上，拒絕西方提出來卻被事實證明是發(fā)展毒藥的“華盛頓共識”，當是觀賞奧運會的第一感嘆。而對于經濟逐漸衰落的西方大國來說，看到中國的欣欣向榮和生機勃勃，卻充滿了嫉妒和憤慨之心，以至于圖謀利用奧運會作為人質，搞爛中國的名聲和形象，以此來達到要挾和勒索中國的目的。這其實是其在奧運會前的一系列針對動作的第一要點。西方人打的是普世價值——(美式)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出的是“負責的利益共享者”的請?zhí)�，要的是中國用其日益增長的大國影響力，為西方的全球經濟和戰(zhàn)略利益服務。早在2001年國際奧委會授予北京奧運會主辦權時，西方就開始對這個事件進行計劃。②中國似乎被逼上一個兩難選擇。要么向西方威脅讓步，在許多中國的核心利益上讓步，以保證奧運會順利進行，要么堅持自己的國家利益，承受西方毫無道理的挖苦和攻擊。
可以想象的是，世人將看到兩個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以自身巨大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影響力，開始了一場曠世的較量，而這場較量，將會對今后近百年的世界發(fā)展，帶來深遠和長久的影響。
二
我們可以回過頭去看一看上一次國際秩序的大洗牌。
那便是發(fā)生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世界強權英帝國和法帝國在與納粹德國的苦戰(zhàn)中，勢力衰落，但仍然想保住自己在全世界的殖民地，繼續(xù)保持在全球的影響力，以圖重新崛起。
當時的國際情形是，美國經濟獨大，蘇聯軍事強悍，世界強權兩極化開始顯現。世界僅有的幾個大國中，德國和日本是戰(zhàn)敗國，當然沒份參與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而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和他的接任者杜魯門，將當時的弱國中國當成大國之一的外交政策，也被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領袖斯大林強烈反對。①但以當時的世界局勢，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對付蘇聯的輔助性平衡力量，是美國的主要政策考慮。
當然，美國的用意，是以那個中華民國來制衡蘇聯，并同時由美國駐軍壓制日本，來維護美國在東亞的獨霸地位。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瞬息即變的局勢超出了它的掌控。直到23年后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才有些重新達到了原來意圖。而日本在這20多年里就鉆了這個空子，被美國扶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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