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軍政關系

　　第一章軍人與政治

　　軍人參與政治并不新鮮，但一些因素使今天的美國軍隊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境地。首先，美國本土駐扎著一支永久的大規(guī)模常備軍，這僅僅只是過去50年才有的事。以前，美國也曾有過大型軍隊，但那都是為了應對特定沖突而專門建立的，并且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立即予以裁減。其次，軍隊擁有投票權(quán)。軍官們通常對政治活動比較熱衷，但也就是從最近幾年開始，投票不僅被軍人看作一種社會慣例，而且新制定的法律也使軍人投票成為可能，法律允許軍人通過“缺席選舉人票”的形式進行投票。再次，軍隊與社會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脆弱。以前，軍隊精英和政治精英常常是重疊的、相同的，但隨著二戰(zhàn)那代人的逝去，具有軍隊經(jīng)歷的政治領袖迅速減少。與此同時，募兵制的結(jié)束意味著只有愿意參軍的人才會入伍。最后，今天的軍隊被視作共和黨穩(wěn)固的票倉。本章旨在按照美國歷史的脈絡來討論這些發(fā)展變化。

　　一、從美國革命到美國內(nèi)戰(zhàn)

　　軍官退役后從政，這樣的故事在美軍歷史上不勝枚舉，此外，服役期間就參政的至少有兩宗案例。但軍人公開從事政治活動、表達政黨立場最明顯的時期則是從美國革命到美國內(nèi)戰(zhàn)階段。這一期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軍事職業(yè)，政治和兵役常常相隨相伴。這種現(xiàn)象并非美國所特有，它可以保持歷史傳統(tǒng)，使作戰(zhàn)人員，特別是作戰(zhàn)指揮官來自“最具政治相關度的社會階層”。塞繆爾·亨廷頓這樣描述國家創(chuàng)立者們對政治精英和軍事精英之間關系的看法：“政治精英們想象不出一種特別的軍人階層，對此也就無所謂懼怕”。1815年至1860年之間的12位總統(tǒng)中共有6位曾經(jīng)是軍官，這一事實表明政治和軍事精英常常是重疊的、相同的。

　　在這一時期，軍官們公開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立場的情況十分常見，譬如，在截至1801年7月的所有256名軍官的名單中，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這樣的例證。該軍官名單由陸軍部首席文書編撰，其目的是幫助鑒別需要裁撤的86名軍官，為當時托馬斯·杰斐遜（ThomasJefferson）削減軍隊提供信息。這份名單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對每位軍官的政治立場進行了確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曾特別希望在軍隊職位上安插聯(lián)邦黨成員。因此，人們有理由認為，向共和黨更替的政府一定會涉及對異見人士的清洗。然而，軍事歷史學家愛德華·科夫曼（EdwardCoffman）對被選擇裁撤的那些軍官進行了分析，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政治在人員裁撤中發(fā)揮了主要作用；不過，他的分析也指出，政治立場是每位軍官檔案的重要內(nèi)容。軍官們被分為“共和黨人”、“政治冷漠者”、“反對新政府者”以及“誹謗新政府的活躍分子”等幾大類。但即使在這些檔案中，也有一些證據(jù)表明，職業(yè)的、脫離政治的軍事理想的確存在�？品蚵鼘χ辽僖幻�軍官的政治觀點這樣評論道，“從職業(yè)角度看該軍人沒有任何政治傾向”。雖然當時參與政治十分普遍，但職業(yè)軍官已經(jīng)有一種理想的標準使自己保持與政治活動的距離。

　　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西點軍校在軍官培養(yǎng)中開始樹立軍官應該服務于國家，而不應卷入派系斗爭的思想。軍校生把西點描述為“國立學�！被颉奥�(lián)邦學�！�，把自己稱作“聯(lián)邦之子”，隱含著對國家的責任，而不是對某個黨派的責任。這種脫離政治的軍官培養(yǎng)始于1836年，可以從《陸海軍編年史》（ArmyandNavyChronicle）的信函往來中得到佐證。有位信函作者以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的化名鼓吹軍官應按照獨立戰(zhàn)爭時期的模式積極介入政治，那時，許多軍官也是政治家。三個月之后，化名為“正義”（Justice）的作者對阿爾西比亞德斯作出回應說，按照法律，軍官們不得藐視總統(tǒng)或國會，他們應該避免卷入政治活動。

　　在此階段，“正義”顯然屬于少數(shù)派，保持與政治的距離說說容易做著難，因為軍官們常常為了自己的晉升或調(diào)動不得不去國會游說。1843年，國會也參與了軍官的委任過程，國會規(guī)定，西點軍校的軍官名額應該在各選區(qū)平均分配，這使得國會議員擁有了對軍官的正式委任權(quán)。

　　伴隨著溫菲爾德·斯科特（WinfieldScott）在服現(xiàn)役期間競選美國總統(tǒng)，軍官對政治的參與也許達到了巔峰。1852年，斯科特接受了輝格黨的總統(tǒng)提名，但他最終敗給了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Pierce）。有趣的是，斯科特的總統(tǒng)競選活動并未在軍隊引起波瀾，不少軍官希望他輸，但也有些人希望他贏，因為他贏了就可以騰出空缺，提供幾個晉升機會。斯科特的競選昭示著軍方對政治的危險侵蝕，但無論是軍隊內(nèi)部，還是人民大眾，都未引起高度關注，可能源于以下幾個因素。首先，著名將領尋求更高職位的做法十分平常，而且也從未產(chǎn)生過任何形式的憲政危機。斯科特服現(xiàn)役期間碰巧趕上了競選。其次，軍官團規(guī)模較�。ㄟ@個時期通常不足1000人），本身不是一個很大的投票集體。而且大多數(shù)軍官甚至投票都有困難，因為軍事生活的短暫性使軍人很難滿足當?shù)鼐恿魴?quán)的相關要求。最后也許是最重要的，軍官團的政見并不一致，使得候選人難以宣稱他代表軍隊。一份對1828年至1852年期間軍官的研究表明，自認為是民主黨人與自認為是輝格黨或共和黨人的數(shù)量大體相當。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美國內(nèi)戰(zhàn)。1864年，喬治·麥克萊倫（GeorgeMcClellan）參與總統(tǒng)競選，似乎也沒有獲得多少現(xiàn)役軍人的支持。盡管有些軍人的確支持他，但對軍隊的動員以及為他們投票創(chuàng)造條件等方面的努力使得選舉更有利于亞伯拉罕·林肯。1864年，林肯贏得了116887張軍人票，而麥克萊倫只有33748票。

　　二、內(nèi)戰(zhàn)之后

　　內(nèi)戰(zhàn)之后，現(xiàn)役軍官參與政治的情況開始明顯減少。1866年，關于重建將何去何從的問題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爭議，《陸海軍雜志》刊登了軍官介入政治方面的文章。與1836年《陸海軍編年史》中的爭議不同的是，該雜志不斷呼吁所有軍官“遠離政客”、“避免政治性見面”。阿爾西比亞德斯式的情緒顯然在減少。

　　約翰·斯科菲爾德（JohnM�盨chofield）將軍在戰(zhàn)后的軍旅生涯頗具代表性，即現(xiàn)役軍官不再公開地介入政治活動，而是采取無黨派立場。1867年，斯科菲爾德拒絕了幾位弗吉尼亞人對他競選參議員的提名。這種認識在重建時期得到了強化，因為“美國政治系統(tǒng)中強烈的黨派關系使得斯科菲爾德和大多數(shù)軍官更加小心謹慎”。為了避免遭受黨派，常常是兩黨雙方的批評，軍官們學會了小心翼翼地行事，將政策制定等重要問題留給政治精英們。斯科菲爾德在1892年給西點軍校的畢業(yè)生講話時，要求他們了解時政問題，同時“明智地避免積極參與政黨政治”。斯科菲爾德對政黨政治的厭惡后來是如此強烈，以致于在1894年，他對一名記者說道，他不想介入任何“政黨競爭”，不愿接受公職，除非是他所在的州“主動給予的禮物”。

　　當然也有與斯科菲爾德相反的例子，但人數(shù)不多。退役軍官競選公職，他們在內(nèi)戰(zhàn)期間獲得的軍功對他們的政治履歷特別有用，但服役期間參與政治活動不再被人們接受。有些歷史學家估計在這一時期“曾經(jīng)投過票的軍官不超過500分之一”。服從合法文人政府的觀念成為此時的規(guī)范，這種思想開始于19世紀20年代的軍種院校，“不偏不倚、無黨無派、客觀公正的軍旅生涯，忠誠地服務于執(zhí)政的政府或政黨成為軍事職業(yè)的理想”。

　　阿爾弗雷德·貝茨（AlfredBates）將軍1902年在紐約對新英格蘭社團演說時也清晰地表達過這種觀點：“軍隊是國家的公仆，訓練有素，服從命令，在戰(zhàn)爭中同樣忠貞不二，執(zhí)行民法，履行公民職責。軍隊不關心政黨或政治，只聽從命令并毫無疑問地加以執(zhí)行”。RichardBrown,SocialAttitudesofAmericanGenerals,1898-1940(NewYork:Arno,1979),p��375�边@并不意味著所有軍官都回避政治，但這個時期人們的觀念已發(fā)生很大變化，任何一個介入政治的現(xiàn)役軍官都有可能被軍方棄用，比如1920年的萊納德·伍德（LeonardWood）。

　　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為止，軍官服役期間遠離政治事務的觀念深深地植根于軍事文化，以致于1923年爆發(fā)了一樁丑聞，一群軍官的妻子在當?shù)剡x舉中參與投票，導致敗選的一方提出上訴。軍官們自己對這種破壞規(guī)矩的行為感到震驚，并因允許他們的妻子去投票而受到團長的批評。另外一樁丑聞發(fā)生在1934年，赫爾曼·伯克馬（HermanBeukema）中校提出將一本有關美國新政的圖書納入西點軍校的經(jīng)濟學課程之中。西點軍校的校長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新政是“當時的一個政治話題，因此，不適合在西點學習或討論”。這種對政黨政治的憎惡以及誠實聲譽使得軍官們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這段時間，除了軍事職業(yè)之外，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任務中經(jīng)常被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