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常有人問我：怎么會想到整理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又是什么原因激發(fā)我用旅途見聞的形式，把這些日記重現(xiàn)在讀者的面前。與大多數(shù)物理學家一樣，長久以來我就對愛因斯坦十分著迷。但是我之所以最終能夠創(chuàng)作出這本書，那是因為我與愛因斯坦有著一種十分微弱的私人聯(lián)系。 事情得從幾年前說起，那一年安多爾·卡里烏斯（An?鄄dor Carius）先生給我打來一個電話。他是一位學者、藝術(shù)家，當時我們并不認識，此后我們才成為朋友。安多爾那時正在研究孟加拉文化與音樂，他對愛因斯坦與孟加拉知名藝術(shù)家、哲學家、詩人和作曲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之間兩段正式的對話很感興趣。這兩段對話發(fā)生在1930年的柏林，當時歐洲學術(shù)界正對東方藝術(shù)與文化很有興趣，并常常把泰戈爾和愛因斯坦分別視為東西方文化出類拔萃的代表。在他們的對話中，他們對東西方的藝術(shù)、科學、音樂和宗教的觀念做了一些比較，但是最后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共識。1 安多爾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愛因斯坦和泰戈爾之間的會面，是布魯諾·門德爾（Bruno Mendel）博士安排的，其中一次會面地點是位于萬湖的豪宅，布魯諾·門德爾與妻子赫莎（Hertha）、他們的三個孩子，以及喪偶的赫莎母親托妮·門德爾（Toni Mendel）太太都住在這兒。2當愛因斯坦從1914年到1933年居住在柏林的時候，門德爾一家人一直都與愛因斯坦和埃爾莎保持交往，托妮·門德爾更是愛因斯坦的親密好友，常常往來。無論是政治還是音樂，她與愛因斯坦有很多共同的愛好；他們有時也會乘愛因斯坦的豪華帆船海豚號到河上漫游。布魯諾·門德爾的政治嗅覺非常靈敏，很早就發(fā)覺了希特勒帶來的威脅，因此納粹上臺后不久，他很快就帶著家人離開了德國。他在法國和荷蘭工作了不長的時間，發(fā)覺整個歐洲都不安全，就帶著全家橫渡大西洋，來到多倫多定居。在這兒他從事醫(yī)學研究工作。 安多爾跟蹤了門德爾一家此后的遷徙，雖然布魯諾和赫莎已經(jīng)去世，但是他仍然找到了他們的兩位在世的子女，露絲（Ruth）和格拉爾德（Gerald），而且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們在多倫多的家接納了兩位從奧地利逃到多倫多的學生。這兩位逃難的學生被當局拘押在拘留營里，由于門德爾夫婦的擔保才被釋放出來。這兩位學生中的一位是我的朋友科恩（Walter Kohn，19232016，199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另一個就是我。 1939年4月，希特勒并吞奧地利一年后，我從奧地利逃到英國，那時我才剛過15歲。法國淪陷之后，英國人害怕德國人不久將入侵英國，因此丘吉爾下令把所有住在海岸附近的敵僑都拘禁起來。我那時在布賴頓一家飯店洗碗，馬上被逮捕并拘禁，科恩與我一樣被拘禁。我和科恩曾在維也納同一所高中讀書，那時在馬恩島的拘留營重逢。此后我們被船運往位于加拿大的各個拘留營，其中拘留時間最長的是在新不倫瑞克省的大森林深處，在那里我們干伐木的活。被拘留的人多半是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他們在拘留營里組建了一個學校。學校的規(guī)模雖小，卻號稱擁有一流的師資，他們招收了十幾個學生其中就包括科恩和我，打算讓我們參加麥吉爾大學的入學考試。我們在拘留期間參加了這個考試。不久，加拿大政府確認這些被拘留的平民對加拿大根本沒有敵意，就批準釋放沒有敵意的學生，但是要有加拿大人擔保才行。 當我還在新不倫瑞克拘留營的時候，就收到了多倫多的赫莎·門德爾夫人寄來的信，說他們夫婦愿意為科恩和我做擔保，并邀請我們在獲釋以后與他們家人住在一起。他們之所以選擇為我們擔保，是因為從此前一位拘留者那兒得知，我們在拘留營里曾經(jīng)表演過一種八孔直笛二重奏。門德爾一家人喜歡音樂，他們多少有些相信喜歡音樂的人一定不會很壞。 多次延誤之后，我終于獲得了自由，并且與門德爾一家人住在他們多倫多可愛的家里。他們房子里的家具大都從柏林以前的家里運來，各處都顯示他們對藝術(shù)和音樂的熱愛。當時對希特勒的作戰(zhàn)并不順利，這使得一切事物都籠罩在一層陰影里，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可能找到更溫暖的家和國度了。我以門德爾家中成員的身份度過了愉快的一年半時間。之后，我加入了加拿大軍隊。 門德爾家里最年長的奶奶我們都稱她為托妮奶奶，她的家在多倫多附近的奧克維爾，里面堆滿了從柏林帶來的書和藝術(shù)品。她對政治仍然保持著強烈的興趣，繼續(xù)與住在普林斯頓的老朋友愛因斯坦保持著通信聯(lián)系。不幸的是，托妮奶奶死后，這些愛因斯坦寫給她的信件幾乎全都銷毀了，但在保留下來的一封信（寫于1948年）中可以看到，愛因斯坦悲嘆當時令人沮喪的政治形勢。在另一封寫于1954年的信里，他感謝托妮贊揚他公開譴責麥卡錫聽證會，并回憶起多年以前的魏瑪共和國年代，他們一起進行的政治活動和反戰(zhàn)斗爭。3 戰(zhàn)后我完成了學業(yè)，并最終在美國安頓下來。我曾經(jīng)試圖與門德爾家保持聯(lián)系，但是不久我們就天各一方。布魯諾和赫莎回到他們熱愛的荷蘭，住在比瑟姆附近一條運河邊的小房子里。我和妻子只要有機會訪問歐洲，就一定會去拜訪他們。我還記得在20世紀60年代時，有一次我們與赫莎坐在她的花園里，享受著寧靜的田園樂趣，同時又哀嘆冷戰(zhàn)時期令人氣餒的政治氛圍。愛因斯坦和門德爾一家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如此期許的開明時代，至今仍未實現(xiàn)。 距我住在門德爾家那段時間的70年后，我接到了安多爾的電話，他希望從我這兒得到對門德爾家往事的回憶，而且他還使我得知普林斯頓大學擁有豐富的愛因斯坦文獻資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愛因斯坦旅行時記下的日記。它們在我眼前呈現(xiàn)的不僅僅是這位不同尋常的日記作者，還包括寫日記時那個動蕩的時代。它們也帶回了有關(guān)托妮奶奶的一些回憶。例如愛因斯坦乘坐在去紐約的船上時，感謝托妮奶奶送給他在路上吃的甘草蜜餞。這些事誰會知道？　　約瑟夫·艾辛格紐約　　2011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