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憑《機村史詩》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41歲即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藏族作家阿來,可以說是歷屆茅盾文學獎*年輕的獲獎者之一。而這套《機村史詩》六部曲(原名《空山》)則為他帶來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的榮譽,因為他的寫作,旨在辨識一種少數(shù)族裔的聲音,以及這種聲音在當代的回響。阿來持續(xù)為一個地區(qū)的靈魂和照亮這些靈魂所需要的儀式寫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時代大潮面前孤立無援的個體不致失語!稒C村史詩》正是這一評價的*恰當寫照。
繼《塵埃落定》之后的又一表現(xiàn)邊地文化的力作!稒C村史詩》關注的不僅是西藏的村莊,更是所有的村莊,所有的群體。在《達瑟與達戈》中,富有原始生命力的村莊在現(xiàn)代文明面前的無力,神秘美好事物的逝去,表現(xiàn)了作家對社會和人關系問題的深刻追問與思考,以及對人精神處境的憂慮與關注。
花瓣式立體結構,書寫一座藏族山村的編年史。《機村史詩》(六部曲)由《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六部構成,每一部還另外各收錄兩個短篇。長篇部分的六個故事相對獨立又相互重疊連接,呈現(xiàn)了一幅立體式的當代藏區(qū)鄉(xiāng)村圖景。另外十二個短篇選取了六個新事物和六個與新社會適應或者不相適應的人物著筆,從細節(jié)處做突破口展現(xiàn)歷史全貌和文化全景,與長篇一起構成花瓣式立體結構。
作家本人自稱《機村史詩》比《塵埃落定》花費更多心血,更沉重,對社會的認知價值更大。小說不僅表現(xiàn)了匍匐于生活中的現(xiàn)實人物,也塑造了超越現(xiàn)實的精神人物。達瑟與達戈,身上所表現(xiàn)出的豐富的人性特質(zhì)如同一個巨大的隱喻,承載著作者對于人與自然、政治與文化、理想與信仰、和諧與進步等問題深刻的思考。
一部村落史,幾句題外話
代后記
這是一座村莊的歷史。
一座村莊的當代編年史,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這半個世紀,中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社會實驗從政治到經(jīng)濟。這場實驗,目的在于改變?nèi),也改變社會面貌。中國鄉(xiāng)村,在國家版圖上無論是緊靠中心還是地處僻遠,都經(jīng)歷了革命性變革,與種種變革帶來的深刻滌蕩。
我自己出生于一個偏遠的村莊,在處于種種滌蕩的、時時變化的鄉(xiāng)村中成長。每一次變革都帶來痛苦,每一次變革都帶來希望。
即便后來拜教育之賜離開了鄉(xiāng)村,我也從未真正脫離。因為家人大多都還留在那里,他們的種種經(jīng)歷,依然連心連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為這樣的村莊寫下一部編年史。
所以,這部小說的主角是一座村莊。
我給這座村莊另起了一個名字:機村。機,是一個藏語詞的對音。機,也不是一個標準的藏語詞,而是藏語里一種叫嘉絨語的方言里的詞。意思是種子,或根子。
是的,鄉(xiāng)村是我的根子。鄉(xiāng)村是很多中國人的根子。鄉(xiāng)村也是整個中國的根子。因為土地和糧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雖然今天人們正大規(guī)模遷移到城市,但土地與糧食依然在那里。
當我決定要寫一部編年史時,發(fā)現(xiàn)自己不能沿著熟悉的路徑,寫一部傳統(tǒng)的長河小說。這五十年中,無論是政治運動還是經(jīng)濟浪潮的沖擊,都使得在鄉(xiāng)村中,沒有一個人或一種人,或一個家族,像長河小說中那樣始終處于舞臺的中心。在政治運動的沖擊下,在經(jīng)濟潮流的激蕩中,鄉(xiāng)村不斷破碎,又不斷重組。斷裂,修復,再斷裂,再修復……這個過程,至今還在繼續(xù)。在這個過程中,那些順應新形勢的人或主動或被動,不斷登場,又不斷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變化的村莊為主角,就得隨時去蹤跡那些因時因勢成為中心,或者預示著鄉(xiāng)村變遷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這樣,這部小說將不會有一個完整的結構。以破碎的結構對應不斷重組的鄉(xiāng)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種隱喻。小說初版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宣傳給這種破碎一個好聽的命名:花瓣式結構;ò晔强臻g的,向心的。而編年史是線性的,有始無終的。這也是今天中國鄉(xiāng)村變遷的真實圖景。
所以,這部小說只好寫成互相銜接的六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是人的命運,也是鄉(xiāng)村的命運。每個故事都各有主角。這樣寫完了覺得還不夠,我又寫了十二個小故事。六個關于新的事物,六個關于與新社會適應或者不相適應的人物。
寫下這些文字前兩小時,我還在一個正式宣布脫貧的村子中行走,身上還帶著養(yǎng)雞合作社雞場的味道,還帶著公司加農(nóng)戶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鄉(xiāng)村為中國發(fā)展犧牲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城市返哺鄉(xiāng)村的時代開始到來。但在我小說結束的那個時間點,這還只是一個渺遠的希望,但鄉(xiāng)村已然看見了一點救贖的希望。
寫完這部小說,已經(jīng)又過去了十幾年的時間。當年的希望已經(jīng)不再是那么渺茫。
機村是一個藏族村莊。
但不是一個異族文化樣本。
雖然,要寫那樣一個鄉(xiāng)村的命運,自然要寫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戰(zhàn)與改變。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鄉(xiāng)村的普遍命運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從世界范圍看,甚至是不分國家的。今天鄉(xiāng)村面臨的變遷是整個國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無意用這部小說提供一幅文化風情畫。
這部小說也不是舊鄉(xiāng)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個一味懷舊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終將變化。
我只是對那些為時代進步承受過多痛苦、付出過多代價的人們深懷同情。因為那些人是我們的親人、同胞,更因為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看起來具有強烈的特殊性的機村,其實也蘊含著更多的普遍性。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文學,但凡涉筆到漢族之外的族群,在絕大多數(shù)讀者、批評者那里,都不會被當成是真正的中國經(jīng)驗、中國故事的書寫。寫入憲法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這樣一個現(xiàn)實,在中國知識界還未成為一個真切的認知。他們的認識還是封建氣息濃重的大一統(tǒng)的歸化觀,所以對他而言,但凡關涉少數(shù)民族生活的書寫,至多提供了一個多樣性的文化樣本,只具有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意義。而我以為,只有把這些非漢族的人民也當成真正的中國人,只有充分認識到他們的生活現(xiàn)實也是中國的普遍現(xiàn)實,他們的未來也是中國未來的一部分,這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真正的天下觀。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識分子,才能使優(yōu)勢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為只有漢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國;也才能使弱勢的一方不墮入褊狹,以為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真正的中國。只有這樣雙向地警醒與克服,我們才會有一個完整的中國觀,才會建立起一種超越性的國家共識。
在這一點上,中國知識分子迄今并未提供有價值的識見。
鄉(xiāng)村在時代變遷中,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自然環(huán)境的毀敗。這也是中國普遍現(xiàn)實之一種。在我寫下的機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離開故鄉(xiāng)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鄉(xiāng)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蕪。當年,涉筆這些森林的毀敗時,我心里的痛楚,甚至會比寫下鄉(xiāng)親們艱難的生活更為強烈。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此都有了足夠的警醒。所以,小說里有了一個人物,一個毀敗過森林,又開始維護森林的人物。這是鄉(xiāng)村的一種自我救贖。這是一直處于被動狀態(tài)中的鄉(xiāng)村的覺醒。我很高興捕捉到了這樣的希望之光。這是我真實的發(fā)現(xiàn),而非只是為小說添上一個光明的尾巴。
現(xiàn)在,我每次回鄉(xiāng),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親,盡力看顧著山林。那些殘留的老樹周圍,年輕的樹茁壯成長,并已郁閉成林。從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鳥在歌唱。
出家門幾十米,我就坐在了蔭庇著我兒時記憶的高大云杉的蔭涼中,聽到輕風在樹冠上掠過,嗅到濃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擔心,這些樹會有朝一日在刀斧聲中倒下。
這部小說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這名字總讓人想起王維的詩,但我寫下這個名字時并沒有那么從容閑適的出世之想。那時的現(xiàn)實還讓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構的藍圖。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一個中國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時候,空都是一種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書時,我更看到那些艱難過程的意義。所以,才給這部小說一個新的名字:《機村史詩》。
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說:倘若遵照荷馬、維吉爾、彌爾頓創(chuàng)作史詩的標準,我們現(xiàn)今已沒有可稱為史詩的體裁。但他又在他名為《史詩》的批評集中,把《白鯨》、《追憶似水年華》和《源氏物語》這樣的作品也納入了史詩的范疇。他以《圣經(jīng)》中雅各為例,重新定義了史詩: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贏取更長的生命賜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鄉(xiāng)村在那幾十年經(jīng)歷重重困厄而不死,迎來今天的生機,確實也可稱為一部偉大的史詩。
2017年7月11日
阿來,藏族,出生于四川省阿壩藏區(qū)的馬爾康縣,畢業(yè)于馬爾康師范學院。曾任《科幻世界》雜志主編、總編和社長,現(xiàn)任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
1982年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后轉(zhuǎn)向小說。主要作品有:詩集《梭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散文集《大地的階梯》《草木的理想國》,長篇小說《塵埃落定》
《機村史詩》《格薩爾王》《瞻對》,以及中篇小說山珍三部《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等。2000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9年,憑《機村史詩》六部曲(原用書名《空山》)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2016年中篇小說《蘑菇圈》獲第四屆郁達夫小說獎·中篇小說獎。